王玉婷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研究生）
敢教日月换新天
林县地处河南、河北、山西三省交界地带，历史上长期干旱。新中国成立后，林县先后修建了英雄渠、淇河渠、南谷洞水库、弓上水库等，但仍难以满足用水需求，直至60年代“引漳入林”，林县人民劈开太行山，修成全国闻名的红旗渠，才结束了“十年九旱，水贵如油”的历史。20世纪70年代，“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红旗渠精神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国家领导人曾先后视察。
在青岩镇境内，河湾村部分村民小组和山前村村主要依靠弓上水库结合英雄渠供水，至上坪村，红旗渠与英雄渠汇流，交织成一幅奋斗与生存的水利图景。
(图1 红英汇)
由此，林县人民实现了从没水吃到有水吃的第一次跨越。
众人拾柴火焰高
进入80年代，山前村二组全体村民自发集资，合力修压力池，将水源从南坡五支渠引到各家各户，但是后面随着村庄面积的扩张和人口的增长，水源难以供应，日益紧张，自来水慢慢变小至最终枯竭。
90年代，二组的一位村民企业家全额资助水管、水泥等耗材，各家各户按照人口数分配距离量，出义务工从北坡英雄渠接管通自来水到家，当时村民们“争先恐后弄水”，彰显出一种集体建设的高昂热情。
至此，二组村民实现了从挑水吃到接水吃的第二次转变。
(图2 原弓上水库 图源网络)
三个和尚没水吃
2022年9月，林州弓上抽水蓄能电站项目获河南省发改委核准。在工程动工前，随着南水北调安阳市西部调水工程的通水，林州市区及沿线的居民供水已由丹江口水库接替，但这解决的主要是上坪村红英汇下游的吃水问题，未提前考虑到河湾村和山前村。
（图3 现弓上水库）
2024年初，弓上水库排空原有积水，河湾村和山前村面临临时吃水难题，村民生活都成了问题，工程项目部将该问题委托给镇政府解决。当时镇政府组织车辆，连续三个月为村民送去生活用水，保障村民基本生活需求，同时，从邻村寻得新的山泉水源。项目所在地河湾村村集体经济富裕，利用拆迁赔偿款修建蓄水池和饮水管线，率先解决了吃水问题。而位于下游的山前村，村集体经济薄弱，无力兴建蓄水池，政府铺设的饮水管线水流在流经下游最后几个村民小组时水流明显变小，至二组时，时常断流。无奈之下，山前组只能依靠英雄渠管道外渠水——其中混杂了原弓上水库余水、上游村庄的浇地水和排污水，该水流亦时断时续。
（图4 现新水库施工处 远处为干涸的老水库）
案例一：用水冲突的爆发
2025年夏，二组水流过小，经常断流。小组长联系村委会商讨对策，最终决定将四十年前修建的压力池清淤重启，由村委会提供管材。小组长组织了在村的中老年人义务参与清淤，并计划让未出工的家庭每户出资30元，用于补给义务工的水源等开销。她在微信群发送通知后，常年在外务工的壮劳力马上在群内转钱支持，但也有5家不愿意交钱——其中有常年不回来的村民，有平时积极建设村庄但最近短期出去打零工觉得收费不公平的村民，甚至有村民爆发激烈口角冲突。最后小组长将收款金额全数退回。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村民利益分化严重，他们基于理性做出的个人选择难以导向集体利益的最大化，甚至消耗了部分农户的精力与热情。
案例二：积极分子的无奈
水源断流已成常态，在天旱时一周断流3-4次。每次断流，至少需要两人一起前往上游检查出水口情况并疏通渠道。村里自发去的始终都是那四五个人，有个村民半个月内去了三次，两次不慎跌入渠中。其中去的最频繁的三个村民，都是五六十岁的中老年人——一个家里地势偏高，水小时最先感受到；一个家里养猪，用水需求大；一个常年在家，每日都需用水。
——“如果不组织起来，那以后岂不是也都是你们几个人一直去？”
——“那也没有办法。”
因为村庄是个空心村，年轻人外出务工，村内多为老年人留守，部分家户完成城镇化，常年不回来，用水已不是每家每户的必需。在村的老人难以前往，在外的年轻人也无法前往，在这样的现实夹缝下，小组长已经难能组织大家出钱出力，那些有需求也有能力的在村中老年人只能无奈成为“积极分子”。
案例三：难以治本的困境
——“一队的村民现在吃的是南坡五支渠的水，脏得很，甚至有上游农户养猪的排污水，我们浇地才用这个水。北坡英雄渠外渠的水没那么脏，但我们是下游，天一暖和，上游要用水浇地，下面就没水吃了；夏天上面风景区是旺季，用水多，排出来的污水也多，更脏了。”
——“你们没有在水小的时候找村委会解决吗？”
——“自己能解决的，都自己解决了，实在没水的时候就找他们呀，但天旱找他们也没用，因为找到谁、找到哪儿也变不出水来。”
工程项目部、乡镇政府、村委会、村民小组等多重主体之间的决策缝隙，使得用水问题难以弥合。在当前的结构性困境中，村民的利益似乎只能被牺牲。2028年项目投产完工之前，该村庄的用水问题看不到解决的希望。
（图5 干涸的淅河下游）
这是一个从有水吃到没水吃的结构化困境，也是一部水脉枯荣的村庄社会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