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那年,我刚满15周岁,初中毕业。自愿报名下乡,到诸城县程戈庄公社仇家庄大队插队落户,因为表现优秀,两年半后被选拔就业,在诸城一待就是17年。如今,回忆起40年前的这段当知识青年的人生经历,历历在目,思绪万千,百感交集。

那年我在青岛16中读书,赶上了“文化大革命”。其间,学校停课闹革命,学生“经风雨见世面”。我曾和同学串联到过北京,可回到学校参加了军训后就又无事可做了。在家里闲着也觉得不如意。

这时,毛主席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伟大号召,全国上下积极响应。“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口号响遍城乡。早年知识青年下乡的先进典型董加耕、侯隽、邢燕子的事迹在报纸上、广播里广泛宣传,青岛的大街小巷贴满了鼓励上山下乡的标语口号,“知识青年”成了像我这般年纪学生的时髦词。

此时,我的父母亲动员我下乡插队,因为他们属于工人阶级,最听党的话。我也觉得无所谓,下乡就下乡吧,所以就报了名。通知书很快发下来了。学校开大会,我上台戴光荣花,四方区也开会表扬了一番,并发给我们简单的生活物品。可母亲不让我要,她认为我家是双职工家庭,生活不算太困难,不能让国家多花钱。

我当时年龄小,又是父母动员下乡的,就特别显眼。上级给了我母亲一个“下乡知识青年家长代表”的荣誉,在《青岛日报》上表扬了我母亲送不够年龄的女儿下乡劳动的事迹,还特许母亲随我们一道同行,去看看农村新面貌和对知识青年安置的情况。临行的前一天晚上,父亲刚好要到上海出差,就不能为我送行了。他说:“我等着你到农村炼红心的好消息。”  我们是青岛市第一批上山下乡的,欢送仪式非常隆重,现场红旗招展,彩旗飘荡,敲锣打鼓,人群鼎沸,大会在人民会堂(当时叫新建礼堂)召开,我们胸前戴着大红花,兴高采烈地进入会场,感到非常光荣和自豪。

会后,我们乘坐国产解放牌大卡车,排成长长的车队,浩浩荡荡地出发。当时,我母亲乘坐在卡车的驾驶室里,我们则坐在车斗里。前来欢送的同学及亲朋好友几乎挡住了汽车行进的道路,我们激动地向大家挥手道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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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送知青的仪式非常隆重(摄于1975年,山东省档案馆提供)

一路上,我的心情非常激动,高高地抬着头,想再看一看生我养我的青岛,看一看亲我爱我的亲人。当车队行驶到我家的附近——四方的时候,在密密麻麻的人群中,我看到了我那年迈的姥姥,领着我那13岁的大妹、8岁的二妹和3岁的小妹,在人群中跷着脚往车上看。她老人家的眼睛哭得红红的,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先是默默地流眼泪,后来干脆哭出声来,越哭动静越大,随着滚滚的车轮,昏天黑地地哭了一路。

在家里,我妈妈上班,我是老大,从小跟姥姥生活在一起,姥姥对我特别疼爱。遗憾的是姥姥1970年12月去世,我在诸城没能回来给老人送行。

当天,我们到达了下乡的目的地——诸城县程戈庄公社。按照事先编排好的名单,我们小组12名同学(5男7女)以及我的母亲,又坐上了前来迎接我们的马车,到达了我们下乡的那个村庄——仇家庄大队。我和一位男知青被分配到了第六生产队。

不久,夏收开始了,主要是拔麦子。当时我虽然年龄小,可人长得高,身体很瘦,干起活来很吃力。“识字班们”(对农村女青年的习惯叫法)拔麦子都拔到地头了,我却因为太着急,只知道使蛮劲,麦子拔出的不多,麦穗却撸下来不少。人家在地头休息了,我却还在地当间忙活。看着向我示威的麦秆摇晃着脑袋,心里又气又急又无奈。

然后是锄地。刚开始,手中的锄头就是不听使唤,人家锄草,我锄苗。该抗旱了,要给地瓜地浇水。地里松松的,那一担俩大桶水死沉死沉的,我根本挑不动。我是个不服输的主儿,为了能够和村里的“识字班”一样每天挣到7分的工分,我不会挑担子,就学着别人的样担着扁担拼命干。晚上,夜深人静,躺在冷冰冰的炕上,思家之情不由升起,我控制不住的哭声,回荡在夜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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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当地社员合影(前排右一为作者)

离家的日子越久,想家的心情越迫切。有一天,我打着赤脚在地里给棉花打药,正好看到一辆从青岛来村里办事的大卡车经过此地。我赶紧扔下药桶,悄悄爬上了车,跟着回到了青岛,回到了我日思夜想的家。

人真是很怪,离开了哪里就想哪里。日子过得飞快,新春佳节来到了。一起下乡的同学们都回青岛过年了。我却心血来潮,迎着凛冽的北风,齐腰身的大雪,步行20多里,又回到了知青院,想和贫下中农一起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

整个屋子空落落的,只有孤零零的我和冰冷的天地。我晚饭都懒得吃,爬上冰凉的土炕,仰天望着屋脊,对家人的思念、对自己行为的后悔一起涌上心头,泪水就像开了闸的洪水一样,倾泻着,奔涌着。那个除夕之夜,我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睡着了的。第二天醒来,我又长了一岁,似乎感到自己长大了。

有人说,我们这一代人糟透了,“出生就挨饿,上学就停课,就业就下乡,进城就下岗,生孩子就一个。”

但是,我不这样看。50年后再来读那段日子,对于15岁时的那份纯真,现在的我却无怨无悔。人一生下来就要哭,生下来不会哭的孩子,接生的人要倒提起孩子,在孩子的屁股上拍打,直到哭出来孩子才能够活着。这似乎注定了人生就是要吃苦的,尤其是在年轻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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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自网络

经历了上山下乡的风风雨雨,我学会了勇敢;度过了人生旅途的悲欢离合,我懂得了坚强。(感谢刘乐亮老师荐稿)

作者简介:杨绪欣,女,生于1953年3月,青岛市人。1968年6月1日从青岛第16中学下乡插队落户。1985年调到青岛市黄岛区企业工作。2000年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