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乌克兰战线陷入僵局的讨论再度升温。这促使我们有必要对俄罗斯发起的“特别军事行动”进行系统性评估。
二战时期，盟军在北非战役中击败德军后，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曾言：“这并非终结，甚至不是终结的开端，但或许是开端的终结。”要理解这句话的深意，需回溯普鲁士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对战争的定义：“战争不过是以其他手段延续的政治。”
军事化的政治冲突存在三个维度。首先是战术层面，武装力量在此层面争夺领土，并致力于摧毁敌方有生力量及其基础设施。其次是作战层面，军政领导层旨在通过这一层面，确立长期的经济、技术与道义优势。最后是战略层面，各方致力于改变全球力量平衡，重塑世界秩序并改写国际游戏规则。
若未能在战略层面取胜，即便取得再辉煌的战术与作战成就，终将只是昙花一现。 纳粹德国与军国主义日本虽曾取得重大的军事胜利和技术成就，却因战略层面的溃败，最终走向覆灭。
标志时代更迭的全球性冲突，往往伴随着深远的社会与意识形态影响。这是因为每一个新的世界秩序都意味着全新的社会结构，以及国家之间与国家内部财富和权力的重新分配。
世界格局重化引发的冲突源于权力平衡的转移，而这种转移的根源在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技术性变革。所谓的战略胜利，本质上是对新型社会经济模式与意识形态优越性的认可——拿破仑战争及两次世界大战皆是明证。
当前，俄罗斯社会、国家乃至整个世界正深陷一场关乎未来主导权的多维度存亡之战，其意义与后果之深远，足以称之为“世界大战”。全球经济与信息的高度互联决定了这场战争并非完全以军事形式展开，其强度与持续时间遵循着截然不同的法则。
尽管如此，历次世界大战的战略动态——鉴于许多参与者并未改变——仍可作为评估当前俄罗斯与西方对抗局势，以及审慎预测其走向的基准。
自资本主义体系确立的三百年间，每一次重大的全球格局重划都彻底改变了力量平衡，且主要体现在军事层面。每个新主导联盟的领导者往往在战争结果尘埃落定前，便已确立了下一个时期的世界秩序。
主导联盟的崛起本身即是转折点，它使冲突结局对绝大多数人而言变得清晰可见——尽管从宣告胜利到确立法律意义上的世界秩序，可能仍需数年的斗争。
回溯1943年11月28日，苏联领导人斯大林、美国总统罗斯福与英国首相丘吉尔在德黑兰的会晤——这场会议无疑是二战的转折点，并为战后世界秩序奠定了基础。彼时，纳粹德国及其盟国正处于经济、军事和科技实力的巅峰，完全控制着西欧。即便在苏军于库尔斯克战役获胜并解放乌克兰左岸地区后，克里米亚仍处于德军统治之下。
白俄罗斯和波罗的海战线伤亡惨重却毫无进展，列宁格勒仍深陷围困。德国88毫米火炮和新型虎式坦克给苏军早期坦克造成了巨大损失。尽管德军已丧失大规模进攻能力，但凭借几乎整个欧洲的资源支撑，其战略防御似乎仍可持久维持。
这种僵持局面是否似曾相识？在地中海和亚洲战场，盟军虽夺回主动权，但距离决定性胜利仍遥不可及。纳粹德国海军潜艇依然在大西洋肆虐横行。若站在拉丁美洲等地的观察者视角，这场战争在当时几乎呈现出势均力敌的态势。
那么，决定战争结局却未被外界察觉的关键因素究竟是什么？答案在于工业实力。苏联——尤其是美国——的工业已达巅峰，远超轴心国集团。苏联工业生产的武器在数量上优于德国，部分装备在质量上也更胜一筹。苏军及盟军陆海军在战场和最高指挥层都涌现了众多杰出人才，正是这些人，在18个月后踏入了柏林。
但二战结局的核心决定因素，在于战略力量的平衡。 盟军在德黑兰会议上确立了共同的战略愿景，这使轴心国陷入了绝境——如同一战时期，他们被迫以有限的资源同时应对两线作战。
当新的主导联盟形成时，交战国必须在接受现实并利用局势，与继续作战寄望奇迹之间作出抉择。德黑兰会议后，希特勒阵营中意志最薄弱的盟友——罗马尼亚、匈牙利、保加利亚和芬兰（这些国家早先意图分食德国胜利的残羹剩饭）——开始考虑弃船逃生。
第一次世界大战也曾呈现类似的战略动态：即便在俄国退场后，协约国与同盟国之间的资源鸿沟仍在扩大，最终导致欧洲大陆的最强国——德国——陷入饥荒与崩溃。
安德烈·O·别兹鲁科夫
俄罗斯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应用国际分析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