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4月,一盘录像带悄无声息地经由香港,溜进了台北七海官邸。

那会儿,蒋经国的身子骨早就不行了,糖尿病引发的并发症把他折腾得够呛,可他铁了心,非要亲眼瞅瞅这带子里的内容。

带子放的是大陆那边搞的一部片子,大名叫《血战台儿庄》。

按下播放键那当口,蒋经国心里头估摸着早就打好了预防针。

照着老经验,大陆拍国民党,套路那是板上钉钉的:屏幕上肯定是一帮衣冠不整的“败兵”,被八路军撵得满世界乱窜。

谁知道戏往下演,蒋经国的脸色变了。

映入眼帘的是这么个光景:李宗仁站在火车站,非但没脚底抹油,反而指着那些个怕死的军官怒吼,要军法处置;王铭章在小县城里把命都豁出去了,整整一个师全拼光了;甚至他那个平日里总挨骂的父亲蒋介石,在戏里居然也是一副沉得住气、敢上前线、差点挨炸弹还面不改色的硬汉形象。

片子放完,蒋经国愣是半天没言语,最后就蹦出这么几句:

“从这片子看,头一条,那边承认咱们当年抗日了;第二条,没往老头子脸上抹黑。

看来,那边的风向变了,咱们这边也得跟着动一动。”

这话听着不咸不淡,可分量沉甸甸的。

也就过了一年多,到了1987年底,台湾那边拍板,允许老兵回大陆探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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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人觉得这是两岸关系到了火候,自然暖和起来了。

这话没错,但不全对。

说白了,这背地里是一盘下了好几年的大棋,是一笔用两百四十万块钱去换人心的大买卖。

负责算这笔账的人里头,有个关键人物,就是当年李宗仁的秘书、后来一心扑在统一大事上的程思远。

早在80年代刚开头,程思远心里就有本账。

那回他回老家转悠,捞着个极有分量的消息:蒋经国有个侄女逛桂林时,随口漏了一句:“要是那边能承认国民党当年也是打过鬼子的,那台湾对大陆的政策搞不好会有个大翻转。”

这话若是进了旁人耳朵,也就是个茶余饭后的闲篇儿。

可在程思远眼里,这就是那个能撬动地球的支点。

两边僵了几十年,死结在哪?

除了立场,最大的疙瘩就是“历史咋说”。

国民党在那头最憋屈的,就是觉得自个儿当年正面战场的血白流了,没人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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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能在这个节骨眼上松个口,也就等于把蒋经国心里的锁给捅开了。

可这事儿难办啊,谁敢先张这个嘴?

谁敢拍板去夸当年的“死对头”?

转机在1985年露头了。

广西电影制片厂从库房里翻出个压箱底的剧本——《血战台儿庄》。

程思远瞅见这项目,估摸着是长出了一口气。

他二话不说杀回北京,建议上面借着纪念“七七事变”的由头搞搞动作,自己更是一头扎进剧组当起了顾问。

那年头拍电影,可不讲究现在的票房那一套。

这片子,光本钱就砸了两百四十万。

砸这么多真金白银,去拍一帮当年的“败军之将”,图啥?

导演杨光远和编剧陈敦德觉得值当,他们这是要赌一把大的——拿“大实话”去换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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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这点“真”,剧组干了几件在当时看来挺出格的事儿。

拿衣裳来说。

以前片子里,国民党那身皮一律是土黄色,看着就窝囊、猥琐。

可程思远到了片场,一眼就挑了刺:不对劲,台儿庄那会儿,中国兵穿的是灰蓝色的号衣。

改!

哪怕全部回炉重造也得改。

还有道具。

导演直接奔了军事博物馆,把当年缴获鬼子的钢盔、军刀都借出来撑场面。

再说情节。

戏里有一出,城墙缺口堵不住了,最后是用当兵的血肉身躯硬生生堆上去堵住的。

这路子是打张自忠将军临沂阻击战那儿来的真事。

这种细微处,是给历史留面子,更是给对手留面子。

可是,事儿办起来哪有剧本里那么顺当。

1985年10月,片子剪好了,送上去审。

在中南海怀仁堂的放映室里,空气都快凝固了,尴尬得很。

大银幕上,青天白日旗飘得那叫一个欢,国民党当官的拼死杀敌,甚至连一句夸共产党的词儿都听不见。

片子放完,一位领导当场就犯了难:“咱们对那段历史也不太摸底,这话不好说啊。”

这话听着客气,其实就是亮红灯。

潜台词明摆着:这也太离经叛道了,怎么给过?

就在这时候,显出程思远的本事了。

他没扯那些大道理,而是站起身,先拿自己当过亲历者的身份做担保:“这片子我全程盯着,从本子到拍摄都给了意见,我觉得没跑偏,符合历史。”

紧跟着,他甩出两条硬道理:

头一条,老老实实展现国民党军队抗战的样子;

第二条,显摆一下共产党人“实事求是”的气度。

这其实是在算政治账:你要是连承认对手打鬼子的胸襟都没有,还谈什么一家亲?

但这还不够一锤定音。

真正拍板的,是一位中央军委的大领导。

他在面对“国民党旗子太多”、“看不着共产党影子”的质疑时,只反问了一句:

“台儿庄这仗本来就是人家打的嘛,不挂国民党的旗,难不成挂咱们的旗?”

这话听着是大白话,其实透着极高的政治智慧。

它把过去几十年的宣传老套路给破了——为了政治正确可以牺牲事实。

这一回,大陆那边选了尊重老黄历。

有了这句话,电影才算拿到了“出生证”。

有个知情的电影局干事后来偷偷跟程思远咬耳朵:“多亏您那几句话,要不然这片子顶多内部看看,根本见不着光。”

要是光内部看,那这电影也就是个档案;只有公映了,它才是一颗信号弹。

1987年2月,上面批准公映,还特意点了题:“今年是台儿庄战役49周年,这片子可以在全国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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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一露面,电影院里座无虚席。

观众瞅见那尸横遍野的战场,自发地全场起立默哀。

可这颗信号弹真正的落点,是在海峡对面。

在大陆公映的前一年,也就是1986年,片子先在香港露了脸。

台湾驻港机构的头儿谢忠侯看完,立马给台北打报告,中心思想就一句:这片子公道,认了国军的功劳。

蒋经国看懂大陆递过来的眼神了吗?

看懂了。

“大陆认了咱们抗战这壶酒。”

这话背后的意思是:那边不再把咱们当“匪”看了,而是当成了在一块儿打过鬼子的中国人。

既然前提变了,那政策自然得跟着变。

所以,程思远当年那笔账算准了吗?

准得不能再准了。

两百四十万的制作费,换来的是两岸几十年坚冰咔嚓裂开,是几十万老兵回家的路,是民族记忆重新接上了头。

这是一笔回报率没法估量的政治投资。

程思远晚年想起这段往事,撂下过一句挺深刻的话:

“咱们不是在争一部电影,是在争后人怎么看历史。

要是连真相都不敢正眼瞧,民族记忆就断了。”

回过头看,这部电影之所以能成事,不在于拍得技巧多高,而在于它做对了一个最核心的决断——

不再搞花架子宣传,而是讲人话;不再争个输赢,而是认死理儿。

当你敢承认对手牛的时候,你自己才真正变得硬气。

这才是《血战台儿庄》留给后人最硬核的启示。

信息来源:

《党史博览》2015年第06期《电影<血战台儿庄>的奇特效应:促使拉开两岸公开互动序幕》,孟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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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博览》2013年第09期《一部电影打破海峡坚冰——<血战台儿庄>的拍摄和上映》,丁晓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