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画题款与印章的艺术分寸

文/吕永亮

中国画的题款，绝非落笔即成的余兴，它牵涉的是创作者终极的修养与审美的沉淀。题款的长与短，终究是为画面整体服务的——其存在，或为弥补画中未尽之意，或为点睛而设，是锦上添花之笔。

真正气韵完足的画境，穷款一枚足矣。画中已无虚席，强题长款，无异于在无瑕美玉上徒添划痕，反成累赘。恰如吴冠中先生所警醒：那已是“脱离了画面的笔墨”，沦为自说自话的喧哗。这便如同身着剪裁得体的礼服或一身考究名牌，却硬要扣上一顶不伦不类的帽子——纵使个人自由无可指摘，观者眼中那份审美格调的坍塌，却是清晰可见的事实。

题款之道，其精髓在于“度”。长款铺陈，须是画面留白处自有呼唤，或叙事，或寄情，字字句句如根系般深入画中土壤，成为有机不可分割的延伸。若画意已如满月，题字便如浮云蔽月，徒增冗余。

相较而言，印章在平衡布局上往往更为轻盈有力。一枚朱印，或数印错落，其位置经营之巧，分量拿捏之精，常能四两拨千斤，在视觉的微妙天平上，悄然矫正失衡，令画面归于和谐稳定。

题款的长短取舍，印章的轻重安放，最终印证的是创作者胸中的丘壑。它是对画面全局的谦卑体察，是对形式规律的深刻领悟，更是对“增一分则多，减一分则少”这一东方至境的无声致敬。题款分寸之间，藏着一幅画真正的精神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