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国金融机构已经收到监管部门要求，降低对美债的持有比例，而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公开否认“脱钩”，到特朗普总统在“空军一号”上对中国喊话，可以看出，中方“不救美元”的姿态，效果很明显。中方通过外汇储备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不仅是在管理自身的金融风险，更是在向美国传递一个清晰信号：在涉及核心利益的问题上，中国拥有不容忽视的反制筹码。
根据美国财政部的报告（TIC），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规模已降至6826亿美元。这标志着中国美债持仓连续第三个月下降，并创下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最低水平。与2013年约1.32万亿美元的历史峰值相比，中国的美债持仓已累计削减近一半。这一“渐进式减持”趋势稳定且明确，已成为全球金融市场观察中美关系的重要风向标。
很明显，中国已经“不救美元”了，数据公布后，美方高层的反应堪称迅速且耐人寻味。不到三天时间，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便在公开场合强调，美国“不希望与中国脱钩”，并称美中关系有潜力变得“非常有建设性”。他试图将美国的策略定义为“去风险化”而非“断链”，但言辞间对稳定双边金融关系的迫切需求已难以掩饰。
紧接着2月17日，即中国农历马年春节当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空军一号”专机上接受记者采访时，专门喊话中国，他谈及备受关注的对台军售问题，一改以往单方面宣布的强硬姿态，转而表示：“我正在和中方讨论这个问题，我们有一次很好的交谈，我们将很快作出决定。” 这一表态显然是前所未有地，主动向中方进行“通气”或“磋商”，其措辞的缓和程度与过往形成鲜明对比。
王毅外长在2月14日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已经为美方的选择划出了明确的红线。王毅外长指出，中美关系面临两种前景，一种是合作共赢，另一种则是“同中国脱钩断等等。所以特朗普和贝森特的表态，恰好分别对应了王毅所警告的“台湾问题”和“脱钩断链”这两个核心关切点，形成了清晰的“警告-回应”互动模式。
但无论如何，美债减持的战略效果，已超越经济范畴，成为有效的地缘政治杠杆。
其一，中国减持美债，首要动因是基于审慎的金融风险管控。美国联邦债务规模已突破38万亿美元，债务占GDP比重高企，年利息支出惊人，加之美元武器化的先例，促使包括中国在内的多国央行推动外汇储备多元化，增持黄金等非美元资产。这一市场行为因其巨大的规模而产生了战略性外溢效应。美国国债市场的稳定严重依赖大型海外买家的持续需求。而且作为曾经的第二大海外持有国，中国的持续减持不仅直接减少了美债的买盘，更向全球市场释放出对美元资产长期信心的疑虑信号。这可能导致融资成本上升，加剧美国本就严峻的财政压力。因此，中方手握的“减持”乃至潜在“加速抛售”的能力，成为了悬在美国财政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迫使美方在制定可能损害中国核心利益的政策时，不得不慎重评估其可能引发的金融反制。
其二，当前美国对华政策陷入典型的“双重困境”。一方面，出于维护全球霸权的战略惯性，美国在科技、贸易、地缘上持续对中国进行遏制与围堵；另一方面，美国经济又深度依赖中国的产业链供给和金融市场支撑。特朗普政府在台海等问题上试图“虚空造牌”进行施压，但其国内经济，特别是债务问题的脆弱性，使其承受不起与主要债权国关系彻底破裂的代价。所以贝森特“不脱钩”的喊话和特朗普在军售问题上的软化表态，正是这种困境下的被动反应。这并非战略根本转向，而是一种“危机管控”式的战术回调，旨在为即将到来的高层互动（如传闻中的特朗普4月访华）营造氛围，并试图稳住美债市场预期。
其三，台湾问题仍是中美博弈最敏感的“火药桶”，特朗普在“空军一号”上的表态，其微妙之处在于似乎触碰了美国对台政策中所谓“六项保证”里“不事先与中方磋商”的惯例。无论其真实意图是象征性磋商还是寻求中方谅解，都反映出在金融杠杆的压力下，美方操作的空间和随意性也受到了无形制约。因为中方已将“台湾问题红线”与“对抗”前景直接挂钩。所以当美国意识到，在台海的挑衅行为可能触发中国的强烈反应，并进而导致中国加速剥离美元资产时，美方也认怂了。
还是那句话，王毅外长提出的“两种前景”选择题，将长期摆在美国面前。特朗普在“空军一号”上的喊话，与其说是主动示好，不如说是美方在债务焦虑下被迫做出的姿态调整。合作的大门敞开，但底线红线清晰，若美方选择对抗，中方也已做好“奉陪到底”的全面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