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北京八宝山迎来一位特殊“客人”，他不是共产党出身，不曾走过雪山草地，也未在抗战中担任红军将领。
但当他的骨灰盒缓缓安葬于革命公墓时，许多知情人却肃然起敬。
他曾是军统局长，却在腥风血雨的年代里，多次悄无声息地为共产党开路、解围、传递生机。
他究竟是谁？他又做了哪些鲜为人知的选择，使得他能在死后葬入八宝山？
清光绪二十五年，湖南宁乡，一个叫贺耀祖的婴孩，呱呱坠地，他自小聪慧，六岁入塾，十二岁入玉潭书院。
他写得一手好字，背诵经典如行云流水，尤其对时局之变极为敏感。
1905年，年方十六的贺耀祖以优异成绩考入湖南陆军小学第一期，正式踏入军事之路。
两年后，他升入武昌陆军第三中学，那一年，他第一次接触到“同盟会”这三个字，革命的火种，自此埋入心底。
1909年，清廷选派优秀军校学子赴日深造，贺耀祖以全优成绩，被公派前往日本振武学校继续军事学习。
一次偶然的拜访，让他结识了黄兴，并在黄兴的介绍下，秘密加入了同盟会。
他开始学习如何使用炸药、策划袭击、传递情报，更重要的是，他学会了如何在夹缝中谋生存、于乱世中识真理。
可好景不长，因私自回国参与辛亥革命活动，清政府取消了他的留学资格。
就在他一筹莫展时，黄兴伸出援手，资助他再度赴日，转入陆军士官学校中国学生队，主修辎重科学。
1916年，贺耀祖回国，彼时的中国早已烽烟四起，军阀混战不休，他没有犹豫，直接投奔孙中山，参与讨袁护法。
他在前线多次担任指挥官，稳扎稳打，极具战略眼光，不到三年，便由基层军官升任湘军暂编第一师师长，被誉为“最年轻的实权将领”。
1926年北伐战争，在同乡谢觉哉的建议下，贺耀祖出任国民革命军独立第二师师长，率部北伐。
进军九江时，正值北洋军阀孙传芳主力防守最严之际，枪林弹雨中，贺耀祖沉着指挥，一举攻破敌阵。
战斗结束后，未及休整，九江又因罢工事件陷入混乱，英商“太古”“协和”等洋行拒不接受工人加薪要求，竟勾结英舰炮击码头。
面对列强的嚣张，贺耀祖当机立断，调集一团士兵火速压境，在江岸与登陆英水兵激战，最终成功击退对方，收回英租界。
此后，他率部攻克安徽芜湖，随后又配合程潜、鲁涤平攻占南京，短短数月间，官至国民革命军第四十军军长、南京卫戍司令，成为最受蒋介石器重的青年将领之一。
1928年，他随第一集团军北上山东，与韩复榘、孙连仲、石友三等军阀周旋，几番硬仗后大获全胜。
蒋介石特批他升任参谋次长，实则已代行总长之职，此时的贺耀祖，年仅四十出头，既有实权，也有声望，在国民党内部已是“众星捧月”的存在。
更重要的是，他从未被胜利冲昏头脑，与他同僚的很多将军，或贪权、或谋财，惟独他始终洁身自好。
1937年春，贺耀祖被调任为兰州行辕主任，并代理甘肃省政府主席。
此时的兰州，是甘、宁、青、新四省的交界要道，是苏联援华通道的战略枢纽，更是中共与苏区交通的重要节点。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共进入“第二次合作”阶段，红军已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中共在国统区设立办事处、联络处，寻求更广泛的统一战线。
但这一切，在国民党内部，并非人人买账，兰州的国民党官员，多数态度暧昧，对中共警惕有加。
面对复杂局面，贺耀祖却出人意料地选择“默许而不阻”，消息传到延安，中共中央当即派出谢觉哉担任驻甘代表，赴兰州筹建八路军办事处。
谢觉哉与贺耀祖，既是湖南老乡，更是多年的至交好友，早在北伐初期，谢觉哉就曾建议贺耀祖出任独立第二师师长，两人意气相投，肝胆相照。
谢觉哉到兰州后，两人于“西关大街五十六号”的老宅再度相见，两人促膝长谈，通宵达旦，商议的不只是旧情，更是战火下民族的存亡与方向。
在贺耀祖的直接支持下，八路军驻甘办事处顺利设立，他甚至特批一枚甘肃省党部徽章，亲手交予谢觉哉：“凭此可自由出入党部，谁若拦你，是拦我。”
但真正考验贺耀祖立场的，并非办事处挂牌，而是红军西路军失散人员。
长征结束后，红军西路军在河西走廊作战失利，数千人失散，或被俘，或流落民间，兰州监狱、劳改营关押了不少人。
按照国民党的常规处理，这些人不是劳役终身，就是强制改编为地方部队，甚至直接“消失”。
中央指示谢觉哉：“务必设法将他们全部营救。”
这是一次大胆而危险的尝试，而执行这个“危险任务”的人，依旧是贺耀祖，他私下对谢觉哉说：“只要你能认定是红军，我这边就能解决。”
于是，一个接一个的释放指令，从甘肃省政府机关下达，刘瑞龙、魏传统等红军干部重获自由。
有人质疑，有人警惕，兰州的军警机关多次在内部会议上“提醒上级注意中共渗透”，甚至私下给戴笠发密电。
贺耀祖却在一次公开会议上放言：“今日之敌，是日本，而非异见，对共产党人，要以民族共赴国难之心对待，而非门户之私。”
他的夫人倪斐君，在兰州发起“甘肃省抗敌后援会”，主办《妇女旬刊》，组织义演、募捐、宣传，号召妇女同胞参军送衣、为前线缝军鞋。
更隐秘的是，她其实早已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而她的行动，是为中共地下党掩护活动提供场所，为进步青年提供庇护。
一次深夜，一名地下党员被特务盯上，匆忙中冲进贺宅，倪斐君未作犹豫，立刻吩咐女佣打开偏院后门，又亲自去厨房做了宵夜。
特务随后赶至，看见的是屋内灯火通明，女主人正在送汤，仿佛这一切，只是一场普通的夜访，天亮后，那名同志已顺利转移，贺耀祖对这一切都知情，却从未阻拦。
1938年盛夏，蒋介石拍案而起，一锤定音：“军统局局长，由贺耀祖出任。”
蒋介石的如意算盘很精：戴笠权势日盛，军统几乎成了他的一言堂。
而贺耀祖资历老、人脉广，若能镇住戴笠，便等于把握住了特务系统的刹车。
可他低估了贺耀祖的定力与胆识，履新伊始，贺耀祖没有急于整顿人事，而是先发布了《关于调整军统工作重心的内部通报》。
通报中，他提出：“特务系统的首责，应为抗日服务，若只知内斗，不如解散。”
此话一出，震动局内，贺耀祖表态：军统必须转向外线，侦查敌军动向、收集日军情报，按日编报战况，按月汇总伤亡数据，为国军制定战略参考。
一时间，军统局的风向悄然转变，原本汲汲于内斗的特务人员被迫转向外部侦察。
戴笠心中不满，却也不敢明着违抗，他清楚，贺耀祖是蒋介石钦定的“老虎上司”，动不得。
1942年11月，一架来自苏联的军用运输机抵达兰州，机上装满给延安抗日前线运送的急需药品。
飞机滞留，气温骤降，药品如不能尽快启运，将因温度变质，价值尽毁，延安方面紧急联系各方，最终，消息传到了贺耀祖耳中。
几个小时后，飞机起飞，消息传至南京，蒋介石大怒。
他没有公开发作，而是以“调任”名义，将贺耀祖调离侍从室，任命为重庆市市长，实则明升暗降，剥夺其特务系统的话语权。
可即便在这个“闲职”上，贺耀祖仍不改初心。
1945年8月，毛主席飞赴重庆，参加国共和谈，此行凶险万分，八路军内部情报判断，军统中有部分极端分子，意图对毛主席“制造事故”。
就在风声鹤唳的当口，贺耀祖以“市长”身份下达最高级别警戒令，亲自督查毛主席、周恩来一行在渝期间的安全保卫。
他设宴款待，邀请孙科、张君劢、曾琦等各界人士陪同出席，试图用政治氛围稳定舆情，用公开姿态震慑暗杀图谋。
毛主席返延安前，专门请贺耀祖共进午餐，说：“此次谈判能安然无恙，耀祖先生功不可没。”
贺耀祖摆手一笑：“那是你们的主张能赢人心，我只做了些该做的。”
他从不标榜“帮助了谁”，也未公开宣称“转变立场”，他站在枪口背后，却没有将枪口对准同胞。
而也正因如此，他越来越受蒋介石的猜忌，被排挤、被边缘，最终被彻底打入“冷宫”。
国共谈判失败后，内战阴云迅速笼罩全国，1945年底，他愤然辞去重庆市长之职，隐居上海。
直到1949年春，国民党节节败退，蒋介石仓皇南逃，贺耀祖辗转至香港，他联系龙云、黄绍竑等一批“中间派”将领，筹划反蒋起义。
8月13日，他们在香港联合发布通电，公开宣布脱离国民党，响应中共号召，回归人民。
蒋介石得知后怒不可遏，咬牙对毛人凤下令：“必须斩草除根，不能让贺耀祖活着回来。”
于是，香港一度风声鹤唳，但中共早有布置，周恩来指示特工保护贺耀祖全家，并安排秘密通道，将他安全护送至北平解放区。
当他踏上这片土地，毛主席、周恩来在中南海设宴欢迎。
1961年，贺耀祖病逝于北京，党中央批准他安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
这世上从不缺聪明人，缺的是在风浪之中，依旧能守住良知的人，贺耀祖，用一生，证明了这份清醒有多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