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的那个夏天，江西省副省长方志纯的办公室里，空气似乎都凝固了。
站在办公桌前的，是个叫卢泮云的小姑娘。
她刚从省卫生厅调过来，两手绞在一起，心里直打鼓，满以为首长要给她下达什么还要保密的政治任务。
任务确实有，但这内容听着实在让人摸不着头脑。
方志纯盯着眼前这个年轻人，板着脸，语气却透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劲头：
“小卢啊，记好了，从今往后，你就是我的表侄女。”
卢泮云整个人都懵了。
还没等她回过神，方志纯紧接着补了一句：“等你到了那位首长身边，要是她问起你的家世，你就一口咬定是我方志纯的亲戚。
听明白了吗？”
让一个经过组织层层政审的专业护士，去假冒领导的亲眷，这在那个讲究实事求是的年代，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但这笔账，方志纯心里跟明镜似的。
他要安排照顾的这位病人，身份太特殊，心里的结也太深，除了这一招“苦肉计”，别的法子恐怕都不灵。
这位特殊的病人，正是贺子珍。
这一年，贺子珍刚把家从上海搬到南昌。
为了让她能安安稳稳地住下来，从上海那边的领导，到江西这边的老战友，甚至她的亲哥哥，大伙儿都在小心翼翼地编织一张看不见的保护网。
而方志纯编的这个瞎话，就是这张网里最关键的一枚扣子。
把日历往前翻四年。
1954年，对贺子珍来说，是个过不去的坎儿。
那之前，她一直住在上海，有哥哥贺敏学和嫂子李立英照应着，日子过得虽说平淡，倒也安稳。
可偏偏那台收音机打破了平静。
那天也是巧了，收音机里正好播送着毛主席的讲话录音。
那熟悉的声音就像个引爆器，瞬间把贺子珍的情绪点炸了。
她死死抱着那个方盒子，一遍又一遍地听，谁劝也不撒手，整个人都陷入了癫狂。
也就是打那次起，家里人摸透了一个残酷的规律：贺子珍这病，根子不在身上，而在心里。
那个让她日思夜想的名字，既是撑着她活下去的柱子，也是随时能摧毁她的炸药。
嫂子李立英心思细，赶紧给全家下了死命令：以后家里谁也不许提那个名字。
可这只能管住家里的嘴，外面的世界哪能防得住？
更要命的是，贺子珍住在泰安路，而毛主席每次来上海视察，大都下榻在兴国路一带。
这两个地界，离得实在太近了。
上海市委的一帮老同志，碰上了一个棘手得不能再棘手的难题。
要是撒手不管，万一贺子珍知道主席就在几条街外，或者俩人真在街头撞上了，就她当时那个精神状况，搞不好又得崩溃一次。
这责任，谁也扛不动。
可话说回来，能咋办？
要把她关起来？
那绝对不行，她是老红军，是有大功的人。
把主席的行踪告诉她？
更不行，那是国家级机密，更是她的“过敏原”。
琢磨来琢磨去，上海市委跟贺敏学商量出一个权宜之计：把人支走。
只要那边传来消息说主席要来上海，市委这边立马找借口，要么是“去外地疗养”，要么是“参观祖国建设”，反正得想方设法把贺子珍哄出上海。
去杭州也好，去苏州也罢，只要别待在上海就行。
刚开始，贺子珍没起疑心。
市委安排疗养，那是组织的关怀，她乐呵呵地就去了。
可这事儿一多，味道就不对了。
贺子珍心思本来就重。
她发现自己明明身体倍儿棒，不疼不痒的，怎么隔三差五就得往外地跑？
更奇怪的是，每次前脚刚回上海，后脚就能听邻居闲聊，说前几天哪哪哪戒严了。
纸里终究包不住火。
当她终于咂摸出这背后的“良苦用心”时，那种被人合伙瞒着的滋味，恐怕比见不着面更扎心。
这其实是个没法解的死扣：大家都是一片好心，想护着她，可这层保护膜，硬生生变成了一堵墙，把她隔在了外面。
既然上海容不下一个“偶遇”的念想，贺子珍干脆做出了个决断：走，彻底离开这儿。
1958年夏天，她正式向上海市委打报告：要去江西南昌住一阵子。
这决定一出，上海方面算是松了口气；可对江西方面来说，这却是一份沉甸甸的嘱托。
为何非得是南昌？
这里头藏着贺子珍的一点私心，或者说，她在找寻一种安全感。
江西省委书记杨尚奎和夫人水静，副省长方志纯和夫人朱旦华，这些人不光是顶头上司，更是当年在井冈山跟她一块儿摸爬滚打的老战友、老熟人。
对于一个精神受尽折磨、心里没着没落的人来说，回到“自己人”堆里，那是本能的反应。
江西省委接了这茬，那是相当当回事。
杨尚奎当场拍板：热烈欢迎。
但这可不是接待个老战友吃顿饭那么简单，这是一项系统工程。
头一条就是定待遇。
江西省委合计了一番，给出了个顶格的规格：副省级待遇。
这具体是啥概念？
出门，有专车、专职司机；吃饭，有专职大厨。
看病，有专门的医疗小组候着。
住处，特意在三纬路附近寻了个二层小楼，清静雅致，是个养病的好窝。
硬件设施这一套组合拳打下来，算是齐活了。
可最要命的“软件”问题——也就是谁来贴身伺候她——成了让方志纯最挠头的难关。
司机和厨子好办，毕竟不用天天跟在眼皮子底下。
但护士不一样。
护士那是得24小时不离身，是要闯进贺子珍私人领地的。
那会儿的贺子珍，心理防线筑得老高。
她不信生人，甚至对没见过的面孔有种天然的抵触。
要是派去的人第一眼没合她的眼缘，别说工作没法干，搞不好还会刺激她旧病复发。
这正是方志纯面临的那个岔路口：是找个技术一流的，还是找个她能看顺眼的？
技术好的人一抓一大把，可这信任感，上哪儿找去？
方志纯把目光撒向了省卫生厅。
筛了一遍又一遍，档案清白、手脚麻利的卢泮云进了他的视线。
这丫头背景简单，刚从卫校出来，人也机灵。
但光机灵还差点火候。
在大院里混过的人都懂，老首长们看人，往往看重的是个“渊源”。
于是，就有了开头那一出戏。
方志纯为啥非让卢泮云撒这个谎？
说白了，这是一场极高明的心理攻防战。
要是方志纯这么介绍：“这是组织派来的护士小卢。”
贺子珍脑子里蹦出的第一个念头肯定是：这是个外人，是上面派来“盯着”或者是“管着”我的。
可要是方志纯换个说法：“这是我表侄女，来给你做个伴。”
那味儿全变了。
你是老战友的亲戚，那就是自家晚辈。
这种哪怕是编出来的血缘关系，也能瞬间把贺子珍对生人的那层铠甲给捅破了。
这是一次善意的骗局，也是一次为了“治病”而打破常规的拍板。
结果证明，方志纯这步棋，走绝了。
那天，当方志纯领着卢泮云迈进贺子珍的小院，把这个“表侄女”推到台前时，奇迹真的发生了。
原本对陌生人板着脸、一言不发的贺子珍，眼神立马柔和了下来。
她压根没像往常那样上下打量，而是直接迎上去，热乎乎地拉住了卢泮云的手。
“多大啦？”
“叫啥名儿啊？”
“家里几口人呐？”
这一连串的家常嗑，唠得那叫一个自然。
那个传说中喜怒无常、难以接近的贺子珍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个慈眉善目的长辈。
当晚，卢泮云都没睡值班室，直接被贺子珍拽到了自己床上。
俩人挤在一块儿，嘀嘀咕咕说了一宿的悄悄话。
第二天一大早，工作人员瞅见这一老一少挽着胳膊在院子里溜达，亲热得跟真娘俩似的，悬在嗓子眼的心总算落了地。
卢泮云没给方志纯丢脸。
虽说披着“表侄女”这层保护色，但她心里那根弦时刻紧绷着。
她死死记住方志纯的嘱咐：不乱嚼舌头，不该问的别瞎打听，时刻盯着首长的情绪变化。
在南昌的那段日子，保不齐是贺子珍晚年过得最舒坦的时光。
在这儿，没谁突然把她“请”去旅游，也没那种时刻提心吊胆怕撞见谁又见不着谁的焦虑。
杨尚奎夫妇、方志纯夫妇只要得空就过来看她，大伙儿围坐一圈，聊的全是当年井冈山的旧事，说的全是她听得懂的乡音。
如今回过头再看这段往事，你会发现，不管是上海市委的“劝离”，还是江西省委的“撒谎”，背后的逻辑其实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这不是冷冰冰的行政指令，这是战友之间过命的交情。
在那个特殊的年月，对于贺子珍这样一位为了革命豁出一切、身心都受了重创的老人，光给钱给物是远远不够的。
她缺的不是药，是心里踏实。
上海市委不想让她受刺激，只能硬着头皮做“恶人”；方志纯想让她有安全感，所以扯了个谎。
这些身居高位的决策者，在面对这位昔日的老战友时，都把官场那一套扔到了一边，拿出了甚至显得有点笨拙、有点违规，但却最有人情味儿的法子。
所有的这些“算计”，归根结底，就是为了能让她睡个安稳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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