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出身普通，没有显赫的家室，长得也不怎么符合中国人的审美。
为了生活，大学还没有毕业她就进入了电子厂打暑假工，是个地地道道的厂妹儿。
但就是这么一个平凡的女子，却成为了西方世界的顶级名媛，先是嫁给了传媒大亨，然后又和英国首相亲密约会。
因为她的崛起一直都离不开形形色色的男人，所以不少人嘲讽她是“荡妇”，是新时代的“潘金莲”。
在别人眼里，这叫勤工俭学。
在她眼里，所有人和机会都是“跳板”。
1987年，她盯上了来自美国的Cherry夫妇：Jake和Joyce，一对典型的中产美国家庭，有点好心、有点天真。
他们被这个聪明又上进的中国女孩打动，帮忙写担保、办手续，让她去美国留学，还把她接到自己家里住，和自家5岁小女儿睡上下铺。
按我们常规的戏码，这应该是“异国父母”的温情故事，可剧情在几个月后急转直下。
Jake没有停手，反而一头钻进这段不对等的关系。
和妻子离婚、和家人翻脸，只为和这个小自己31岁的女人在一起。
婚姻维持了两年零七个月，这个时长几乎精准踩在美国移民法对拿永久绿卡的关键期限上。
绿卡一到手，她迅速提出离婚，在后来的说法里，甚至直白表示这个男人“对她已经没有价值”。
对Cherry夫妇来说，这是一场情感灾难。
对她来说，就是一次算计清楚的“原始积累”：用最小成本，拿到美国身份、语言环境和社会入口。
紧接着，她又借助另一位年长男友沃尔夫的资助，读完耶鲁MBA，把履历从“广州医学院学生”升级为“常青藤商学院毕业”。
在这套操作里，感情、道德、体面都可以放一边，核心只有一句话：男人不是终点，是通往下一层级的通行证。
1996年，她买了一张飞往香港的头等舱机票。
对一个刚毕业的学生来说，这是笔不小的支出，但在她眼里，这属于“赌注”。
这次赌注在万米高空就收回了，她坐在Star TV高管布鲁斯·丘吉尔旁边，从闲聊切入到求职，飞机落地前，就拿到了香港Star TV的实习机会。
别人上飞机是去旅游，她是去“精准狩猎”。
进入新闻集团体系后，很快轮到更大的目标登场——鲁珀特·默多克。
1997年，她作为随行翻译陪同默多克访华，在一次晚宴上上演了那个被传了无数遍的“红酒一洒”桥段。
酒洒在大老板身上，她立刻弯腰帮忙擦拭。
到底是不是故意，外人不得而知，但结果很明确，这个动作加上她的主动、精明和野心，给了68岁的默多克一个全新刺激。
之后两年里，她以极快的速度完成了从“小翻译”到“第五大道女主人”的跨越。
1999年，默多克付出17亿美元分手费，与结婚32年的第二任妻子安娜离婚。
这段无缝衔接，背后是她对时机、心理和利益的精准拿捏。
安娜没有坐以待毙，她在离婚协议里下了狠手。
她赌的是默多克年老、做过前列腺癌手术、几乎丧失生育能力。
格蕾丝和克洛伊虽然没有公司投票权，却是家族信托的直接受益人之一。
2019年前后，迪士尼收购福克斯等资产时，这两位女儿名下的信托价值被估为约40亿美元。
也就是说，她用两次怀孕，把原本拿不到的公司财富，以“女儿信托”的方式锁进自己可控的范围。
她不只是算准了男人对“血脉”的执念，还利用规则把这份执念转成了可以量化的资产。
更具象的一幕出现在2011年英国议会听证会上，窃听丑闻让默多克灰头土脸，一名抗议者突然冲出来砸剃须泡沫，她从椅子上一跃而起，冲上去给了对方一耳光。
这一巴掌，被全球直播，既保住了默多克的场面，也让新闻集团股价当天反弹，还帮她树立了“护夫狂魔”的形象。
离婚来得很快，但“扫地出门”的是头衔，不是资产。
她没拿到新闻集团股份，却握住了几套关键物业。
北京故宫旁的四合院、纽约第五大道的顶层公寓，这些本身就是顶级资产，更别提两个女儿名下的信托收益还在持续增值。
更重要的是，十几年的婚姻已经把她牢牢嵌进全球权力精英圈。
她可以和伊万卡一起滑雪、在曼哈顿和硅谷两头飞，早期押注Uber、Snapchat等项目，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资本玩家”，而不是附庸。
情感生活上，她换过英国小提琴家、小她二十多岁的男模，一如既往地遵循“资源交换”的逻辑。
她给对方的是圈层和入口，对方给她的是陪伴和话题。
到了2024年，她又上演了一出让整个八卦圈目瞪口呆的戏。
出面撮合92岁的前夫和67岁的埃琳娜结婚，自己带着两个女儿，作为“媒人”和贵宾出场。
对很多人来说，前妻出现在前夫婚礼上本身就够尴尬，她却能笑得云淡风轻。
这背后的心态变化，其实非常清楚。
在她的视角里，默多克不再是“金主”或者依附对象，而是她曾经利用过、现在可以平视甚至轻轻摆弄的一个旧资源。
能坦然给前夫做媒，说明她对这段关系的控制权早已从情感转移到结构。
财务上，她和女儿的安全感已经和默多克绑定在不可逆的信托安排中。
社会地位上，她不需要“某某夫人”的称谓来证明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