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规模宏大的非洲探险活动却从未获得太多关注，因为它们以可耻的失败告终。这些远征破坏了欧洲与非洲相遇时的“凯旋论”叙事，因此几乎被从历史记忆中抹去。仅凭这一点，它们就值得我们重新审视。同时，这些失败也向我们揭示了英国人曾希望在非洲实现什么，以及为何那里的挑战如此严峻。
1815年，拿破仑战争刚刚结束，英国政府便向非洲内陆派遣了两支规模庞大、资金充足的探险队。一支是海军远征队，使命是沿刚果河逆流而上，突破瀑布屏障，尽力深入上游；另一支是陆军远征队，计划从几内亚海岸向内陆进发，与内陆非洲国家建立联系，并追踪尼日尔河的河口。
当时，欧洲人仍不知道刚果河的源头或尼日尔河的终点。一些地理学家推测这两条河实际上是同一水系，甚至寄希望于两支探险队能在旅途中会师。这种期望连同官方寄予的所有愿景，最终都被非洲冷酷的现实击得粉碎。
关于海军远征队的情况，主要源于指挥官詹姆斯·塔基和首席自然学家克里斯滕·史密斯死后出版的日志。与那个时代的许多海军远征一样，这次行动被包装成一项科学事业，旨在收集有关自然世界的知识。
皇家学会主席、科学探险的倡导者约瑟夫·班克斯爵士参与了策划。他招募了在哥本哈根大学接受培训的植物学家史密斯，并建议博尔顿和瓦特公司建造一艘特制的蒸汽船，以搭载船员逆流而上。尽管蒸汽船最终并未派上用场，但探险队中除史密斯外，还包括动物学家、地质学家、海洋生物学家和一名来自邱园的园丁。
远征失败的首要原因，是遭到了非洲当地人的猜忌和抵制。在刚果河口的恩博马港，奴隶贩子声称探险队心怀不轨，并阻挠其上行。他们怀疑英国人的目标是关闭奴隶贸易，考虑到当时英国海军巡逻队确有此意，这种猜测并非无稽之谈。塔基不得不一再保证自己并非来干涉奴隶贸易或发动战争。即便如此，奴隶贩子仍不断设置障碍。
致命的一击来自该地区恐怖的疾病环境。当队伍试图从陆路绕过瀑布时，成员们接连倒下。塔基决定撤退，但回程的艰难被他形容为“比从莫斯科撤退还要糟糕”。他的日志记录变得越来越简短、逻辑混乱。不久后，塔基身亡，史密斯及整个自然学家团队、十几名军官和船员也相继去世。黄热病夺走了他们的生命。策划此次任务的海军部官员约翰·巴罗感叹道：“从来没有任何一次远征的结果比这更令人忧郁和惨痛。”
如果说刚果河远征是一场悲剧，那么尼日尔河远征则更像一场闹剧。其目标是深入内陆，与沿途的非洲王国建立外交和贸易关系，并追随苏格兰探险家芒戈·帕克的足迹。
这支队伍规模庞大，包括69名皇家非洲军团士兵（40名白人，29名黑人）、32名非洲平民、200头驮畜以及野战炮和大量礼品。队伍尚在基地营时，指挥官皮迪少校就死于发烧。随后，坎贝尔上尉接管了指挥权。
虽然疾病威胁着人类，但对驮畜的打击更为致命。马、驴、牛和骆驼以惊人的速度死亡。当队伍深入内陆不到100英里时，一半的牲畜已经死亡。英国人不得不埋掉野战炮，转而向富塔贾隆的统治者“阿尔马米”寻求劳动力。
阿尔马米是一位精明的谈判者，他不断提高酬金要求，甚至以此限制英国人的行进路线。坎贝尔上尉逐渐意识到，阿尔马米根本不打算让探险队到达目的地，因为他要阻止英国向他的敌人塞戈王国提供武器。最终，远征队被迫抛弃补给撤回海岸，坎贝尔上尉及继任官员也相继去世。
英国人并未就此罢手。在一种令人惊讶的自负心理驱动下，他们又进行了一次尝试。在威廉·格雷少校的指挥下，探险队重新集结，并固执地采用了早已证明是灾难性的策略。
他们再次依赖驮畜运输，而动物再次死于疾病、寄生虫和有毒植物。他们再次向当地统治者雇用劳动力，而那些统治者再次利用这一杠杆勒索礼物和过路费。尽管格雷撰写的游记标题包含了尼日尔河，但他实际上从未亲眼见过那条河。
格雷最终放下自尊，向法国人求援才得以脱困。此时距离最初的远征队出发已经过去了整整六年。
直到1841年同样惨败的尼日尔远征之前，这两次行动是英国在非洲进行的最具雄心的尝试。尽管其失败被迅速从集体记忆中抹去，但它们比那些成功的案例更能说明英国探险非洲的复杂动机。
这两次远征的失败暴露了当时英国雄心与实际能力之间的巨大落差。英国当时缺乏进入非洲大陆并有效干预其事务的能力。这一方面归因于对人类和牲畜极具破坏性的疾病环境，另一方面也归因于非洲国家和人民的力量与智慧——他们能够在每一步都阻碍并破坏英国的目标。
这些故事向我们证明，非洲的探险家可能是殖民征服的先驱，但在当时，他们还远称不上是殖民征服的代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