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2月6日,广州出了档子让人大跌眼镜的事儿。
这天,白天鹅宾馆正式挂牌迎客。
照理说,这也是国内头一家五星级大饭店,应该是那种绅士淑女云集、这儿那儿都透着高雅的地方,可谁成想,现场乱得跟菜市场似的。
好几万老百姓像潮水一样涌进来想要开开眼界,大堂瞬间就被塞得满满当当。
人挤人,挤到什么程度?
不少人连脚上的鞋都被踩掉了。
后来服务员打扫战场,光是捡到的单只鞋,就装了好几个大箩筐。
更让人哭笑不得的是厕所。
才过了一天,卫生间里的卷纸就没了四百多卷。
那时候大伙儿没见过抽水马桶这洋玩意儿,根本不懂怎么使,有的纯粹是觉得新鲜,按着冲水键不撒手,差点没把水箱给冲爆了。
看着这满地狼藉,酒店管理层心都在滴血。
有人当时就坐不住了,提议说:“要不咱把大门关上?
或者设个门槛,别让普通街坊随便进来了?”
这笔账,要是按生意人的逻辑算,一点毛病没有。
这种顶级的奢华场所,维护费那是天价,让成千上万不懂怎么用马桶的人进来折腾,光是设备损耗就是个吓人的数字,更别说还可能把那些揣着美金的高端客人给吓跑了。
可偏偏投资人霍英东把这事儿给拦了下来。
他撂下一句话:“得让老百姓亲眼看看改革开放是个啥样,他们心里才会有底!”
这话乍一听像是场面话,可你要是把日历往前翻几年,再看看霍英东之前干的那些“出格”事儿,你就会明白,这其实是他心里盘算得极清楚的一笔“政治大账”。
白天鹅宾馆这栋楼,打根儿起就不是为了挣那点住宿费,它是为了把一堵厚墙给撞开。
把时间指针拨回到几年前。
70年代末,国门刚打开一条缝,一个让所有人脸上都挂不住的尴尬事儿发生了:洋人来了,没地儿睡。
那会儿的北京,堂堂首都,挂着“涉外”牌子的饭店一共就7家。
名义上是有5200张床位,可实际上能拿得出手、符合接待标准的,满打满算也就1000张左右。
这就弄出了一个特别丢份儿的场面:大批外国人拿着外汇来谈生意、来旅游,结果到了晚上没窝,只能在饭店的餐厅拼桌子,或者在过道里打地铺凑合一宿。
偌大一个国家,连个像样的睡觉地儿都拿不出来,这哪光是少赚点钱的事儿,简直是把面子丢到了姥姥家。
国家旅游局这下坐不住了,火急火燎地提出要在北上广等地建“八大合资旅馆”。
想盖这种楼,兜里得有硬通货,脑子里还得懂行。
于是,大伙儿的目光都瞄向了香港那位大富豪——霍英东。
霍英东可不是一般的买卖人。
早在抗美援朝那会儿,他就冒着被港英当局整死的风险,给内地运了三年的“违禁”物资。
在那个圈子里,大家送他个外号叫“红色资本家”。
1978年,国家旅游局局长卢绪章在广州约见霍英东,试探着问:能不能带个头,搞个酒店?
标准嘛,不用太高,10万港币一个房间就行。
霍英东听完的反应,把在场的人都震住了。
他压根没算回报率,也没问地皮贵不贵,直接拍了板:别抠抠搜搜盯着10万,我要盖就盖最好的,搞个一两千个房间,钱全部我来出。
最后这一算账,投资额飙到了5000多万美元。
但这仅仅是钱的事儿吗?
没过多久,霍英东就发现,有些坎儿,即便你有金山银山也跨不过去。
头一个让人头大的难题,就是选地。
摆在霍英东跟前的有好几块地皮,可他谁也没看上,偏偏相中了条件最烂的一块——广州沙面岛。
这地方名字听着挺雅致叫“拾翠洲”,其实就是珠江冲出来的一块烂泥地。
地基软得像豆腐,施工难度大得吓人,成本更是高得离谱。
更要命的是这地方有“心病”。
这儿以前是英法租界,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割出去的“伤心地”。
身边的人都劝他换个地儿,这笔账怎么算都是亏:处理地基得花大价钱,工期还得被拖得老长。
但霍英东心里的算盘是另一种打法。
他坚持不动用耕地和城市建设用地,而且扔下一句硬话:“就在这片曾经受辱的地方,盖起咱们中国人自己的现代化酒店,这才叫长志气!”
他要盖的不仅是一栋楼,而是一块把“屈辱”洗刷成“荣耀”的碑。
地选好了,钱也到位了,真正的硬骨头才刚端上来。
在这个项目上,最大的拦路虎根本不是技术,而是那时候僵化的体制。
霍英东想把这5000万美元白送给国家搞建设,居然送不出去。
为了跑手续,霍英东在内地和香港之间来回穿梭了十多趟。
经贸部、侨办、港澳办、国家旅游局,一个个衙门跑下来,大家都说这事儿好,可到了签字盖章的时候,一个个手都缩回去了。
为啥?
谁要是批了这个五星级大酒店,谁就可能犯政治错误。
广东省那边更是胆颤心惊,根本不敢做主,必须得国务院点头。
这事儿眼看就成了个死局:上面没规矩可依,下面没胆子敢批,中间没人敢担责。
就在这节骨眼上,破局的人来了。
当时的广东省委第二书记兼广州市委第一书记杨尚昆,看着这个僵局也直挠头。
他琢磨来琢磨去,决定去找叶剑英元帅讨个主意。
叶帅心里是支持搞合资酒店的,听完汇报,他没直接给哪个部门下死命令(因为那样还得走一堆繁琐流程),而是给杨尚昆指了一条道:
“广东省自己把担子挑起来吧!
这话里头,全是政治智慧。
叶帅的意思很明白:别老等着北京的“婆婆”点头,利用手里现有的尚方宝剑,把审批权下放给自己。
杨尚昆也是个明白人,一点就透。
就这么着,这个卡了半天的死结,通过“利用规则打破规则”的巧劲儿给解开了。
1979年4月,白天鹅项目终于拿到了“准生证”。
酒店是盖起来了,可麻烦事儿还没完。
建设过程中,又有部门跳出来提要求:白天鹅宾馆盖得太高了,为了广州的防空安全,必须在楼顶上架设高射炮台。
这听起来简直像是黑色幽默——在一家专门接待外宾的五星级酒店顶上架大炮?
这还不算完。
相关部门还非要在宾馆旁边盖员工宿舍和自行车棚,说是方便职工骑车上班。
出发点倒是好的,可你想想,在寸土寸金、讲究格调的五星级酒店门口堆一堆自行车,那画面得多违和?
要是换了别的投资人,估计也就认栽了,毕竟是在人家的地盘上。
可霍英东一步也不退。
这不仅仅是好不好看的问题,这是专不专业的问题。
如果不死磕国际标准,这就不是“白天鹅”,充其量也就是个高级招待所。
最后又是叶剑英发了话,给宾馆开了绿灯,免建炮台和车棚。
1983年,当几万市民挤爆白天鹅宾馆,把地毯踩得黑乎乎,把手纸用个精光的时候,霍英东为啥不生气?
因为跟建酒店时碰上的那些体制高墙、观念阻力比起来,这几百卷手纸的成本简直连九牛一毛都算不上。
霍英东心里跟明镜似的,他盖的这个玩意儿,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太超前了。
超前到大家根本不知道该怎么用,也不知道该怎么管。
最开始,宾馆招了2000名员工,没一个人懂啥叫酒店服务。
当时最省心的办法是请外国管理集团来托管。
但霍英东直接拒绝了。
他咬死了要“自行设计、自行建设、自行管理”。
他把员工送到国外去学,硬是自己把人才队伍拉扯了起来。
后来,白天鹅宾馆率先搞信用卡结算。
当时多少人质疑:“看不见现钱怎么能算收款?”
“钱要是收不回来咋整?”
霍英东力排众议,硬是把这事儿推行了下去。
事实证明,他算的这笔“大账”全对上了。
白天鹅宾馆开业第一年就开始赚钱。
1985年,它成了中国第一个挤进“世界一流酒店组织”的成员。
1986年,甚至连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都下榻在这里。
更关键的是,那个“任由市民参观”的决定,砸出了巨大的响声。
因为亲眼看到了、摸到了啥叫“现代化”,广州人对改革开放的信心一下子从虚无缥缈变成了实实在在的东西。
那种视觉冲击力,比看一万篇报纸社论都管用。
如今,白天鹅宾馆已经在沙面岛矗立了40多年。
回头再看这段历史,你会发现,霍英东和当时那些支持者们(像叶帅、杨尚昆),他们干的最关键的一件事,其实就是:
在旧体制的铁桶阵里,硬生生撕开一个口子,然后用世界级的标准,把这个口子死死撑住,直到外面的光照进来,让所有人看清楚——原来日子还能这么过,事情还能这么办。
这四百卷手纸,花得太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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