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春碗成为「思政课堂」：一场关于文化认同失效的深层观察
——兼论「鸡汤」如何消解春节仪式共同体
关于春碗收视率「北高南低」的讨论，长期停留在地理与方言的表层解释。人们习惯将其归结为「本山定律」「北方方言霸权」，认为广东等南方观众宁愿收看香江烟花汇演，只是出于语言与地域文化偏好。
但这种简化的文化地理学叙事，恰恰遮蔽了春碗危机最核心的本质：它的衰落不是空间性的，而是时间性的；不是地域性的，而是精神性的。真正让亿万观众在除夕夜选择转台、低头刷手机的，从来不是听不懂的方言梗，而是难以接受的、以「正能量」为名强行灌输的道德规训与说教式鸡汤。
当今人们更能清晰洞见春碗的本质异化：它正从承载民族情感的传播仪式观，彻底滑向以灌输为目的的传播传递观。
这种传播的仪式观，核心是「共享信仰的表征」，指向认同建构与共同体精神的确认。1983年首届春碗之所以成为划时代的文化事件，正是因为它以「天涯共此时」的温情，搭建起全体中国人共通的春节仪式共同体——没有生硬的教条，没有刻意的说教，有的是《乡恋》带来的文化包容，《吃鸡》的纯粹幽默，还有观众通过电话点播参与节目的开放感，让春碗真正成为全民共享的欢庆仪式。
而传播传递观，将传播简化为「信息的空间位移」，追求的是控制、效率与单向输出。大约在10多年前开始，春碗确立「去低俗、重教育、强价值」的创作导向，实则完成了从「文化仪式」到「思想规训」的彻底蜕变。节目不再为「共同欢庆」而生，转而服务于「正确引导」；笑点不再是自然的审美愉悦，沦为包裹价值观的生硬糖衣。
这一转变，完美地通过微观的权力机制，将宏大意识形态，内化为个体的自我审查与被动的情感服从。
这场异化最致命的问题，在于「鸡汤规训」的过度裸露。
当艺术被简化为标准化、伪个性化的工业商品，笑声便会成为欺骗的工具。如今的春碗小品，正是文化工业最典型的标本：统一的叙事配方，尴尬的包袱铺垫，虚假的矛盾冲突，最后以「包饺子」「视频通话」完成刻意的伦理升华。
这种机械复制的创作，不仅消解了本雅明所说的艺术「光晕」，更直接制造了观众的认知失调。
当个体内心同时存在「我期待除夕轻松欢乐」与「我被强行灌输道德教条」两种矛盾认知时，会产生强烈的心理不适。当下观众看春碗时的尴尬、抵触、如坐针毡，正是这一心理机制的直接体现。
当喜剧节目试图同时完成笑点与思政表达的双重任务，观众感受到的不是感动，而是「间离效果」的彻底失效——不是被唤醒思考，而是被强迫共情，这种割裂感足以摧毁所有情感共鸣。
比内容尴尬更深层的危机，是对观众情感劳动的无形剥削。
而如今的春碗，正在要求全体观众完成无偿的情感劳动：在除夕夜的特定时段，必须对「团圆、感恩、家国」等既定情感脚本，做出流泪、鼓掌、转发等「真诚」的生理与行为反应。
当这种情感管理变得粗暴直白，当台上演员喊出「我们一起包饺砸」这般指令性台词，观众的心理抗拒便会被彻底激活。
当个体感知到自由被威胁，会本能地反抗以恢复自主感。这便是为什么春碗越是强调「你必须感动」，观众越觉得荒谬。当「感动」被设定为必须完成的任务，温情便沦为情感暴力，团圆的底色也只剩下刻意的表演。
而常被讨论的「北高南低」收视率，或许也不该简单归因于文化亲近。
北方观众的高收视，更多是「过年必须看春碗」的集体记忆与路径依赖，而非对当下春碗的真心喜爱。即便如此，这种惯性也在快速衰减：数据显示，北方年轻群体收视率同比大幅下降，足以证明——当鸡汤浓度超过接受阈值，即便最传统的受众，也会选择逃离。
春碗的困境，本质是公共领域塌陷的缩影。
理想的公共领域应当容纳多元表达：有人想听传统相声，有人爱看流行歌舞，有人期待真诚的社会议题讨论。但当下的春碗，构建的只是一个「伪公共领域」：表面囊括地方戏曲、流量明星、脱口秀等多元形式，实则所有内容都经过严格的「正能量滤镜」筛选，最终汇成毫无棱角、毫无温度的单一和谐噪音。
这种「强制性共识」，换来的不一定是民族团结，而更可能是全民疏离。当创作者自嘲「观众不爱看是因为水平太高」，这份自我解嘲反而暴露了最真实的焦虑：大家比谁都清楚，观众离开的原因从来不是节目「太高级」，而是说教「太浓烈」。
春碗真正需要的，是一场彻底的范式革命：
从「教育观众」退回「陪伴观众」，
从「价值输出」回归「情感共鸣」，
从「思政课堂」重返「文化仪式」。
传播的最高境界从来不是传递信息的成功，而是共享信仰的确认。当确认变成强迫，当信仰沦为表演，那碗包裹着说教的春节鸡汤，便注定难以下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