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初，高市早苗重提北方四岛“主权未定论”，喊话俄罗斯与日本达成协议，普京政府现在对北方四岛一事态度坚决，高市的算盘必定落空。
把地图摊开来看，鄂霍次克海与太平洋之间那条狭窄的出入口，就像一道天然水闸，国后、择捉、色丹、齿舞四座岛屿横在那里，总面积不过五千平方公里，却正好压在俄罗斯太平洋舰队进出深海的关键位置上。
对莫斯科来说，这不是几块偏远寒岛，而是一把锁住出海通道的门闩，对东京来说，这也不只是土地面积的得失，而是战后秩序里始终悬而未决的一笔账。
今年2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站在“北方领土日”的讲台上，只说了两个字——“遗憾”，语气克制，没有强硬表态，也没有实质动作。
四岛上已经有近两万俄罗斯居民长期生活，公路通车，港口运转，机场、军营和雷达设施逐步完善，行政体系、社会服务、经济开发都在推进，从现实控制的角度看，这些岛屿早已完全嵌入俄罗斯国家结构。
这场争端持续了八十年，时间越长，问题越复杂，它表面是领土归属争议，实质却牵动着安全结构、同盟体系和国内政治承诺。
如今的问题，已经不是“能不能谈成”，而是“在现有条件下还谈得动吗”，要理解这个僵局，就必须回到它最初出现的那一刻，看清它原本的解法是怎样一步步失效的。
1956年，苏联提出一个相对明确的方案：归还色丹和齿舞两岛，以换取与日本签署和平条约，但前提条件有两条——日本必须放弃对国后和择捉的主权诉求，同时不得允许外国军队驻扎在日本领土上。
说得更直白一些，日本如果想拿回部分岛屿，就必须在安全政策上与美国拉开距离，这个条件在当时就很难落实，1960年，《美日安保条约》升级，美国在日本的军事存在制度化、长期化。
苏联随即态度转冷，谈判空间迅速收缩，从那以后，“两岛换和约”成了一个被反复提起、却始终无法真正推进的选项。
2018年，普京对安倍晋三提出“先签和平条约，领土问题以后再议”，听上去像是灵活处理，实际上是要求日本先承认现状，再期待未来谈判，可在现实政治操作中，一旦和约签署，俄罗斯既没有法律压力，也没有战略动力继续让步。
所谓“以后再谈”，并不意味着一定会谈，更不意味着一定会还，日本面临的困境在于逻辑链条首尾相扣，想要岛，就必须推动和约，要推动和约，就必须触及安全安排，一旦触及安全安排，就不可避免地影响美日同盟，而美日同盟是日本整体防务体系的支柱。
既想维持同盟安全框架，又想通过与俄罗斯交易获得领土收益，在结构上很难兼容，这不是态度问题，而是安全架构决定的现实边界。
1945年8月，苏联对日宣战并控制四岛，原有日本居民被迁出，这是争议的起点，1951年《旧金山和约》中，日本放弃千岛群岛主权，但条款没有明确界定这四座岛屿的法律归属，留下解释空间。
冷战结束后，叶利钦与普京都曾不同程度重提1956年宣言，显示出有限的谈判意愿，近十年局势发生根本变化，2020年俄罗斯修宪，写入“禁止割让国家领土”的条款，直接压缩了任何正式让步的法律空间。
随后俄方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军事部署，将四岛纳入远东发展规划，到2024年，俄方宣布终止和平条约谈判并中断相关机制，问题在法律和行政层面都被固化为“俄罗斯内部事务”。
日本方面同样面临自我约束，长期坚持“四岛一揽子归还”的政治立场，几乎成为政府的固定表述，若接受“两岛方案”，在国内舆论环境中极易被解读为让步甚至妥协，结果是，政府只能维持原则性主张，却缺乏现实操作空间，立场越强调完整归还，谈判余地越小。
今天的僵局，本质上是安全结构、法律约束与国内政治承诺叠加的结果，俄罗斯缺乏制度空间退让，日本缺乏战略空间交换，双方都没有足够动力承担突破的政治成本。
于是，这四座岛屿继续留在海峡之间，公路延伸、居民增加、设施完善，而东京只能在固定纪念日表达“遗憾”。
在现有框架不发生变化的前提下，这场争端不会突然迎来转折，真正决定走向的，不是某一次讲话或某一句表态，而是区域安全结构本身是否出现新的变量，只要这个变量不出现，八十年的僵局，大概率还会继续延伸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