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研究生授课
研究生有个培养方案，上面规定导师应当上几门课。这当中有单独为自己的研究生开的课，也有为专业研究生共同开的课。从导师的角度说，上课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采取灵活的形式，但是必须在固定的时间区段、固定的场所、有计划有系统地上课，才算是达到基本要求。不按时上课，没有固定的场所，授课没有计划性，内容不成体系，就应该认定为不能履行导师授课职责。
1986年我在念研究生班时，跟着霍旭东先生等几位导师到西安考察访学，请陕西师大黄永年先生讲过几堂课，黄永年先生博闻强识，目光犀利，他说研究生导师应当多讲个人的心得，不应当满足于照本宣科。他还说，只讲自己明白的，自己不明白的绝不胡说。我想黄先生是有针对性的。黄先生这个话对我影响很大，1999年我受文学院的邀请为研究生讲文献学，每周4学时，4个学分。我的老师霍旭东先生对我说，上好一门课就是一碗饭。这个话我也一直记在心上。我接受了讲文献学的任务后，放下一切工作，每个星期只办一件事，就是备课，写讲义，每星期用400字的稿纸写一章，这一章是100页。18个星期下来，我没有耽误课，讲得很满，写了十八本讲义。我用线缝上。期末辅导，我把这十八本讲义搬到课堂上，有的学生问我，这些本子上都有字吗？我说你们可以传看。同学们看了大为吃惊。因为平时上课我只带一本，大家认为一共就这一本，不知道每次都换一个新本。
2000年，历史学院邀我去讲文献学，接着哲学院也邀我去上这门课。当2001年合校的时候，山东大学、山东工业大学、山东医科大学三所即将合并的大学，他们的各个处也许有些经费，计划要用掉，原山东大学研究生院通知各单位可以申报研究生课程建设项目，我就把那十八本文献学讲义报上去了，申请出版。很快批准了，给了4万元经费。当时研究生院负责人王琪珑同志告诉我，可以找最好的出版社，钱不够还可以申请。我把书稿交给了中华书局，花了三万元，还有一万元用来支付录入电脑、购买资料等，绰绰有余。这本《文献学概要》就出版了。如今，这部讲义在全国甚至海内外都是通行教材，每年印8000册，累计印数超过了十万。记得有一年曾繁仁先生告诉我：“小杜，你的《文献学概要》入选了‘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我在会上狠狠地表扬了你这本书。”这本教材受到学术界重视，是出乎意料的，但我当时心里头装着的是黄永年、霍旭东先生的教导，一是多讲自己的心得，二是讲好一门课就是一碗饭。两位先生的教导真是受用终生。
指导研究生读书
研究生与大学生最大的区别是研究生要学习从事学术研究，而大学生的主要任务是系统掌握一个学科的知识体系。换句话说，研究生要学习创新的方法，从事创新研究。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研读本学科方向的看家的书。老一辈都有为学生开书单子的本事，刘晓东先生曾经给我看过殷孟伦先生开的书单，共28部书，说是黄侃先生传下来的。这28部书，包括《十三经注疏》十三部、《说文解字》《广韵》《大戴礼记》《国语》《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史通》《通典》《庄子》《荀子》《昭明文选》《文心雕龙》。刘老师说，他已经把殷先生指定的28部书全看完了，《十三经注疏》读了多遍，《广韵》手抄五六遍，每个字的反切都可以随口说出来。
我的硕士论文指导老师王绍曾先生指导我写的硕士论文是《四库全书总目》的研究。这部《四库全书总目》共二百卷，包括一万多部书的提要，是中国目录学的看家书，我用了整整十个月，什么都不干，把它细细读完了，做了十捆卡片，准备写十个方面的问题，但离答辩还有三个月，只能快快地写了一个题目，六万字。打印经费不够，压缩为三万字。剩下的九捆卡片，至今还捆着。30多年过去了，没有机会再料理这件事，希望以后能完成这个计划。王先生还为我开了一个一百种古籍目录学图书的单子，让我一本一本去看，看过写一篇提要，我也完成了。这些提要都经过王先生红笔批改，有的批改密密麻麻。这份稿子最近我又找出来，整理了一下包起来了，我想有机会还要出版。
1987年的暑假，王先生借给我两本线装书，那是《张元济友朋书札》，是影印的蔡元培、李宗仁、傅斯年、董作宾、赵万里等人写给张元济先生的信。王先生要我写篇评论。整个暑假，我把两本名家书信看了几遍，有些行书还不容易辨认。书评写好了，王先生仔细修改，推荐发表了。我的收获是学会了写文言文书信，当然也学会了阅读明清近代书信。我的学生经常问我应读什么书，我说你先读两部书，一部是《史记》，一部是《四库全书总目》。读完这两部书再说其他文献学的书。蒋维崧先生在1983年以后工资关系在古籍整理研究所，蒋先生生病住院，古籍所的研究生和青年教师轮流去看他。有一次轮到我，我问蒋先生，没有来得及读基本的书，就要工作了，怎么办？他说：“精他一两部，然后学会查。”蒋先生说的精他一两部，那肯定是本专业方向最重要的看家书。至于学会查，蒋先生明确说，要学习目录学。所有以上这些，都是指导读书。这是从事学术的敲门砖，是必由之路，也可以说是第一步。
指导学生写论文
研究生既然要学习从事学术研究，当然要练习写论文。写论文是很困难的事，必须反复练才可以上道。我在中文系读本科时，经常去教师阅览室看学报，读一些论文。现在回忆起来，有乐黛云先生、李泽厚先生、颜学孔先生、邵荣芬先生、姜亮夫先生，文学的、语言的都有，当时写过一篇一万多字的文章《试论切韵的性质》，至今保存，没有经过任何先生审阅，当然也没有拿出来发表。研究生阶段曾去西安实习，通过实地考察，我发现《汉书》颜师古注、《文选》李善注、《资治通鉴》胡三省注各有一条地理上的错误，写成一篇文章。在那之前看过王国维的一篇文章《肃霜涤场说》，很喜欢，所以我的这篇小文有点模仿王国维的意思，末尾有一段抒情的话。1987年这篇文章发表在《文献》杂志上。但是，那时候应当说还没有形成自己写论文的套路，真正形成自己的路子，是在王绍曾先生一次次为我修改论文之后。我那时喜欢摹仿晚清民国的文章，结果文白夹杂，很不顺畅。王绍曾先生早年在无锡国专讲过文言文写作，他的书信都是文言文，很讲究，很美，我也想模仿。有一次王先生给我说，写长篇论文还是要用语体文，要把话说得明明白白，他还说要明白如话。于是我就改了自己的不良习气，老老实实写白话文，写标准的现代汉语。我体会到，文言文在现在这个时代仅适用于一些应酬性文字，如书信、序跋、传记、碑文，而不适合于写长篇论文。
通过自己的求学之路，我深切体会到导师是多么重要，因而也就想到，我们今天要当好研究生导师，究竟应该怎么做。借这样一个机会，我把这些经历介绍给各位中青年同事，也许有某些启发。不恰当之处，还请各位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