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名13岁初中生，提前一天挖好埋尸坑，第二天骗出同学、杀人、埋尸、转账、销毁证据——这样的人，该不该负刑事责任？如果他们恰好都未满14岁，法律真的拿他们没办法吗？”
今天要说的这个案子，是2024年最刺痛人心的一起未成年人犯罪——河北邯郸“3月10日”初中生杀害同学埋尸案。它挑战了我们对“孩子”两个字的认知，也把“刑事责任年龄”这个法律概念，推向了全民讨论的风口浪尖。
时间回到2024年3月10日下午1点。河北邯郸肥乡区旧店村，13岁的王子耀和奶奶说，要和同学出去玩。奶奶像往常一样让他去了——她不知道，这一走，就是永别。
王子耀是典型的留守儿童：父母离异，父亲在外打工，母亲重组家庭，他跟着爷爷奶奶生活。他懂事得让人心疼：洗衣做饭、照顾老人，已经是家里的“半根顶梁柱”。只是性格内向，不太爱说话。
当天下午1点58分，爷爷还给他打过电话，王子耀说“很快就回来”。可到了晚上5点，人没回来，手机关机。爷爷慌了——孙子从不无故失联。
家人开始四处寻找，从班主任那里得知，王子耀平时和三个男生走得近：张某、马某、李某。奶奶找到张某家，张某躺在床上，一脸无辜：“我今天压根没见到他。”马某和李某，也是同样的回答。
晚上9点，家人再次找到马某。这次马某改口了，说王子耀被一个“小矮个”带走了，他们也不知道是谁。这个凭空出现的“小矮个”，让搜寻陷入僵局。直到晚上10点，家人报警。
警方调取监控发现：当天下午2点，张某骑着电动车，载着王子耀去了北高村一带——之后，再无踪影。3月11日凌晨，警方询问三名学生，一无所获。
但转折来了——王子耀的父亲补办了儿子的手机卡，登录微信后发现：3月10日下午，王子耀微信里的191块钱，全部转给了一个同学。这个人，正是他的同桌，张某。转账记录，成了撬开真相的第一道裂缝。
警方再次单独问话，在证据面前，三人的心理防线很快崩溃。马某最先交代，并带警方找到了埋尸现场——北高镇张庄村南边的一个废弃蔬菜大棚。挖掘之后，王子耀的遗体被发现。法医后来的描述，触目惊心：头部血肿、钝器击打痕迹，脸上、颈部、腰部十多处伤口，肝脏贯穿性出血……用律师的话说：“非常恐怖，非常惨无人道，令人发指。”
更让人脊背发凉的是：这不是冲动犯罪，而是一场精心预谋的杀戮。早在3月9日之前，主犯张某就提议“弄死王子耀，把钱抢过来分”。李某同意。两人提前挖好了埋尸坑。3月10日，张某以“出去玩”为由骗出王子耀。李某因为电动车没电，还特意跑到马某家充电，并骑走马某的车，载着马某一同前往。
途中，李某把杀人计划告诉了马某。到达大棚后，张某持铁锹行凶，李某控制王子耀，马某因为害怕跑了出去，没有参与动手。事后，张某和李某埋尸、清理现场，转账分钱，并让李某和马某销毁手机和手机卡。然后，三人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各自回家。
冷静、残忍、分工明确——这哪里像是13岁孩子的行为？但这就是现实，血淋淋的现实。案件曝光后，舆论炸了。人们问得最多的是：“他们才13岁，会不会不用坐牢？”这背后，牵扯出一个关键法律问题：刑事责任年龄。
2021年3月1日之前，我国刑法规定，未满14周岁的人，不负刑事责任。但就在那年，《刑法修正案（十一）》生效，做了一个重要调整：“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或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情节恶劣，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的，应当负刑事责任。”
这意味着，不是所有未成年杀人案都能进入刑事程序，必须经过一道特殊的“过滤阀”——最高检的核准。这个程序，既是对极端恶劣行为的回应，也是对未成年人犯罪“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的谨慎平衡。
邯郸案，成了这条新规施行后，最受关注的“试金石”。2024年3月21日，肥乡区公安局提请检察机关核准追诉。之后，材料逐级上报。4月，最高检依法审查，决定：核准追诉。这一步，至关重要——它意味着，三名13岁的少年，将站上刑事审判席。
为什么最高检会核准？因为案情太过恶劣：预谋杀人、挖坑埋尸、分赃毁证、事后串供……这些行为，已经远远超出了“少年冲动”的范畴，展现出近乎成人的犯罪意识和冷酷心态。法律可以宽容无知，但绝不能纵容恶魔。
2024年12月30日，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张某，提议杀人、准备工具、直接行凶，系主犯，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李某，参与预谋、控制被害人、埋尸分赃，亦系主犯，判处有期徒刑12年。马某，未参与预谋和行凶，但协助毁灭证据，因案发后主动交代、指认现场，不予刑事处罚，接受专门矫治教育。
这个判决，有人觉得判轻了：“杀人偿命，无期徒刑算什么？”有人觉得已经突破：“毕竟才13岁，法律已经给出了最重的回应。”其实，这个判决背后，是法律在“惩罚”与“挽救”之间的艰难取舍。对于张某和李某，他们的行为已经严重践踏了人性底线，必须付出代价。对于马某，法律仍留了一丝余地——因为他没有动手，且有悔改表现。
正义不会缺席，但生命无法重来。三个13岁的少年，用最残忍的方式杀死了一个同样13岁的少年。这不仅是法律的失败，更是家庭、学校、社会多重防线的集体失守。我们追问“他们该不该坐牢”的同时，更应该追问：是谁，让这些孩子的心中，长出了魔鬼？又是谁，在悲剧发生之前，闭上了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