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年儿子被打死只赔3万，父亲用炸弹为儿复仇，法官判决出乎意料“3万块能买回我儿子的命吗？”1998年，当法院判决打人者仅赔偿3万块时，我高德隆，一个原本幸福美满的父亲，彻底被愤怒和绝望吞噬。谁能想到，这区区3万块，竟成了点燃一场惊天复仇的导火索。
悲剧降临：幸福家庭瞬间崩塌我原本有个令人羡慕的家庭。我在西安市金属材料公司下属劳务公司担任部门经理，工作稳定，收入颇丰。
妻子于凤英是一名司机，为人勤劳善良。我们育有一女，生活平淡却幸福。后来，我们不顾计划生育政策，冒险生下了儿子高明。
为了这个孩子，我被降职，工资大幅减少，妻子也受到处罚，但看着襁褓中可爱的高明，一切付出都值得。高明在父母悉心培养下，成长为品学兼优的阳光少年。他成绩优异，性格开朗，深受老师和同学喜爱。
我对他的未来充满憧憬，想着他能考上好大学，有个美好前程。可命运却如此残酷，一场飞来横祸，将这一切美好瞬间击碎。1998年11月4日傍晚，西安第44中学放学，高明像往常一样准备回家。
代小虎等几个同学突然将他拉到隐蔽处，用砖头、铁链疯狂殴打。高明求饶无果，很快失去意识，被丢弃在原地。几名路过的同学发现后，赶忙将他送往西安交通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我在家附近焦急寻找儿子，接到医院电话时，如遭雷击。赶到医院，看到昏迷不醒的高明躺在ICU，我心如刀绞。接下来的10天，我日夜守在ICU门外，祈祷奇迹发生。
可11月15日，噩耗传来，高明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离世，年仅17岁。那一刻，我的世界崩塌了。司法不公：愤怒与绝望的深渊警方很快将代小虎等6人逮捕归案。1999年3月，案件在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我满心期待法律能给儿子公正交代，让凶手得到惩罚。可宣判结果却如冰水浇头，让我如坠冰窟。因为打人者都不满18周岁，主谋王星仅被判赔偿3000元，不用坐牢；其他参与殴打的未成年人，分别被判处3至14年不等有期徒刑。
3万块赔偿，分到6个家庭，每家能有多少？这区区3万块，能弥补我失去儿子的痛苦吗？能换回我儿子的生命吗？我不服，毅然上诉，四处奔走寻找证据，希望能改变这不公判决。可二审法院维持原判，没有改变任何一个被告刑期。那一刻，我感到深深绝望，觉得整个世界都抛弃了我，儿子的冤屈似乎永远无法伸张。
妻子于凤英无法承受丧子之痛，精神几近崩溃。原本温柔贤惠的她，变得疯疯癫癫，整天披头散发，以泪洗面。我也陷入痛苦，借酒消愁，工作无法正常进行，最后提前内退。复仇之路：绝望中的疯狂抉择失去儿子的痛苦和对司法不公的怨恨，让我心中的复仇之火从未熄灭。
我开始精心策划，预谋制造爆炸进行报复，将目标指向当年害死高明的同学以及我认为对儿子抢救不力的医院。连环爆炸：复仇的疯狂与代价为实施复仇计划，我开始精心准备。我通过隐秘渠道购买制作炸弹所需材料，包括TNT炸药、雷管和导火索。还找到曾经的下属蔡红旗，搞到更多炸药和电雷管。
2001年1月23日晚上，我带着爆炸装置潜入西安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这是高明当年接受治疗的地方。我观察后，将爆炸装置放在门诊楼急诊科门口，迅速逃离。几分钟后，爆炸声震碎医院300多块玻璃和门窗，7人受伤，财产损失达5万元。看着医院一片狼藉，我心中竟有满足感。之后，我因赌博与人发生矛盾，又制作两个爆炸装置，放在对方单元楼门口。
虽未造成人员伤亡，但经济损失不小。两次成功报复，让我沉浸在掌控他人性命的快感中。接着，我将报复目标转向当年害死高明的同学。我在他们家门前放置炸弹，其中一枚被警方发现并拆除，另一枚爆炸，造成一定损失。警方发现多起爆炸案手法相似，意识到是连环案。经过侦查，锁定我为嫌疑人，还牵扯出蔡红旗、许军等人。法庭审判：出乎意料的结局面对警方调查，我承认罪行，详细供述作案经过。
法庭上，我递交数千字陈述书，表达失去儿子的痛苦，称复仇是为儿子讨公道，虽知违法，愿付出代价，请求法官从轻判决。然而，法官认为，虽我失去儿子令人同情，但行为严重危害社会，不能容忍。最终，法院判决我死刑。同伙蔡红旗因非法买卖炸药罪被判刑。
我不服上诉，二审法院维持原判。2005年1月13日，我被执行枪决。临刑前，我心中五味杂陈。我为自己的行为后悔，可又觉得这是无奈之举。如果司法能公正，如果那些凶手能得到应有惩罚，我也不会走上这条不归路。
这起悲剧，让我失去生命，也让多个家庭破碎。它警示我们，私刑不可取，无论遭遇多大不公，都应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希望社会能更加公正，让悲剧不再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