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韩国教育圈上演了一出在外人眼里显得格外拧巴的大戏。
这股风潮背后的培训市场，就像吹气球一样，眨眼间膨胀到了35.95亿这个吓人的体量。
不光是等着找工作的毛头小伙子在学，就连那是本该提笼架鸟的退休大爷大妈，也被卷进了这股漩涡。
对方给你的回应，大概率是一声拖着长音的叹息，意味深长。
要把这事儿捋顺了，还得把日历翻回去。
目光锁定在2005年1月19日，这对韩国现代史来说是个没法忽略的坎儿——时任汉城市长的李明博正式对外放话：用了五百多年的“汉城”这个名号，作废了，往后大伙儿请改口叫“首尔”。
乍一看，这就是个给城市换名片的过场；可要是把这层皮剥开，里面藏着的是一场关于“面子”到底能不能盖住“里子”的漫长拉锯战。
李明博心里的算盘，打得比猴儿都精，但也走了一步险棋。
咱们先算算这换名背后的头一笔账：为了改个称呼，能不能把老百姓的想法当耳旁风？
到了2004年，改名这事儿进入了深水区。
为了让这事儿看起来名正言顺，李明博专门拉起了一个专家班子，还搞了一次指向性极强的民意摸底。
这次摸底的对象挺有意思，找的是1440位蹲在韩国的中国留学生和外交官。
照常理推断，既然这名字是改给中国人叫的，那总得听听“用户”怎么说吧？
哪知道数据一出炉，结结实实给了官方一记耳光：点头同意的只有32%，两手一摊表示无所谓的占24%，而把头摇得像拨浪鼓一样坚决反对的，高达44%。
搁在一般的市政决策里，要是看到近一半人反对、赞成票刚过三成，这提案基本就该扔进碎纸机了，或者起码得挂起来凉一凉。
可李明博没踩刹车。
为啥？
因为在他心里，这压根就不是一个“顺不顺口”或者“便不便利”的技术活儿，而是一项必须要拿下的政治高地。
这就得聊聊当时韩国卡在喉咙里的一根刺。
“汉城”这俩字，历史包袱太重了。
它是朝鲜王朝沿用了五个世纪的老皇历。
对于那个经济刚刚起飞、急着挺直腰杆找回民族自信的韩国来说，首都被喊作“汉人的城池”或者“汉江边上的城”，怎么听都像是旧时代的尾巴没剪干净。
特别是到了90年代，这城市人口破了千万，钞票满天飞，韩国太需要一个听起来“纯粹属于自己”的名号了。
另外还有个挺现实的麻烦。
当时韩国有两所顶尖学府，一个是国立的“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一个是私立的“Hansung University”。
于是，李明博的逻辑很简单：民意调查的数据难看点无所谓，关键是要把“去中国化”这步棋走出去。
当时摆在他桌案上的选项其实不少。
专家组脑洞大开，提了“首沃”、“首午尔”，甚至还有个走复古路线的“中京”。
最后，李明博拍板定钉：就叫“首尔”。
这笔账他是怎么盘算的？
头一个理由，“首尔”是韩语“서울”的发音直译，读起来最顺嘴；再一个，从意思上讲，它代表了“头一个”、“首要”，官方甚至给它镀了一层金，解释为“首善之都”。
这一招，既照顾了发音标准化的面子，又填补了民族自豪感的里子。
哪怕在备选方案里它的得票率只有65%，哪怕中国留学生那边反对声一片，这个决定还是像铁令一样推行了。
这股子狠劲，不光是做给韩国人看的，更是演给中国人看的。
李明博甚至给中国政府发了正式函件，请求中方配合改口。
中国这边的反应倒是挺有大国气度——客随主便。
既然主人家非要换个叫法，那咱们就改，这既是外交上的礼数，也是一种从容的淡定。
话虽这么说，改名就是动动嘴皮子，改命可没那么容易。
其实，韩国这边的“去汉字化”运动，二战刚结束那会儿就开始了。
当年李承晚刚搭起台子，看着“汉城”、“汉阳”、“京城”（日本殖民时期的叫法）这几个词，怎么看怎么扎眼。
可那时候国家刚建起来，到处是烂摊子，实在憋不出什么高大上的新词，索性就用韩语里的普通名词“首都”（서울）来称呼。
这情形，就像一个人没起大名，大伙儿都喊他“老大”，喊着喊着，“老大”反倒成了他的名字。
从2014年往后看，随着中韩生意越做越大，韩国人发现自己无论如何也绕不开“中国”这道坎。
全世界用汉字的人，算上中国、日本、新加坡这些地方，加起来足足有15亿。
更有趣的是那些原本就反对改名的韩国人。
在他们眼里，“首尔”这词读起来轻飘飘的，完全压不住“汉城”那种历史的厚重感，也没了一国之都的霸气。
还有人琢磨，李明博当年这一通折腾，除了满足了一时的政治虚荣，给老百姓兜里增加一分钱实惠了吗？
不仅没有，反而把大伙儿搞得晕头转向。
汉语培训成了刚需，既是职场的敲门砖，甚至成了老年人打发退休时光的时髦玩意儿。
回过头去再看2005年那场改名大戏，真让人忍不住唏嘘。
一个国家想把腰杆挺直了，确立民族自信，这无可厚非。
李明博选了前一条路。
他动用行政力量，强行剪断了首都名称跟汉字的脐带。
可现实却把票投给了后一条路。
它让人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把“汉”字从地图上抠掉，转头又逼着人们不得不把汉字重新装进脑子里。
这笔账，当年的那些决策者们，怕是真给算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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