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2月，新加坡。
44岁的黄士豪坐在镜头前，聊起三十几年前，那个躲在门后、听着债主砸门声瑟瑟发抖的小男孩，眼眶还是红了。
“那时候我就想，是不是我乖一点，人家就不会来砸我们家的门？”
他声音很轻，但这句话，像一颗石子投进深潭，溅起的是无数人内心关于贫穷、恐惧与羞耻的回声。
这个如今身家数亿、移民新加坡、公司做到联合国的CEO，曾经被3000万债务压得想一了百了。
你可能会想，这又是一个老套的“欠债还钱、咸鱼翻身”的故事吧？
还真不是。
他的逆袭，不是靠中彩票，不是靠贵人突然塞给他一个亿。
他说，他能活过来，只因为一个词——“转念”。就是把脑子里的那个开关，从“我怎么这么倒霉”拨到“这事儿想教会我什么”。
说白了，心态决定命运。
这词儿听着像鸡汤，但黄士豪用自己从地狱爬回人间的30年，硬是把这碗鸡汤，熬成了能救命的手术刀。
故事要从台南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家庭说起。
黄士豪的父亲，在他眼里曾经是无所不能的“超人”。
但小学四年级那年，“超人”从神坛跌落。
因为替人担保，父亲生意失败，欠下巨债。
从那以后，“砰、砰、砰”的砸门声，就成了黄士豪童年最刻骨铭心的背景音乐。
他说，那时候家里像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敌人就是每一个可能上门的债主。
为了躲债，一家人被迫不断搬家。
黄士豪永远记得那个画面：母亲脸色煞白，拉着年幼的他，从后门溜出去，像做贼一样穿梭在夜色里。
他不是去玩，而是去“避难”。
这种“逃亡”的滋味，让小小的他，心里种下了一颗自卑的种子。
他开始讨好所有人，在学校里拼命当个好学生，以为只要自己足够乖、足够优秀，就能换来生活的平静。
然而，生活的重锤并没有因为他的乖巧就放过这个家。
高二那年，原本就体弱的父亲，因糖尿病恶化导致双目失明。家里唯一的经济支柱彻底倒了，还多了一笔天文数字般的医疗费。
原本的债务还没还清，新的窟窿又挖下了。
黄士豪看着躺在床上的父亲，第一次意识到，这个家的天，真的塌了，而他，必须想办法把天顶起来。
你能想象吗？一个高中生，别人在想着周末去哪儿玩、追哪个明星，他脑子里想的却是“下个月的住院费在哪里”。
他说，那时候根本不敢有梦想，因为梦想太奢侈了。
他能做的，就是拼命读书，考上好大学，找份好工作，尽快赚钱。
2000年左右，他从成功大学毕业后，凭着自己的努力，得到了去英国南安普顿大学攻读管理硕士的机会。
这听起来像个转机，对吧？名校、海归、光明的未来。
但对黄士豪来说，这却是另一场噩梦的开始。出国读书的钱是借的，是凑的，是把全家最后一点力气榨干才挤出来的。
他心里清楚，这张机票，不是飞向梦想的，而是飞向一个更大债务深渊的。
在英国，他不敢参加任何社交，不敢多花一英镑，住在最便宜的宿舍里，每天掰着手指头算生活费。
那种深入骨髓的匮乏感，像幽灵一样，如影随形。
2011年，硕士毕业后的黄士豪，没有选择留在英国，而是去了上海。
那时候的上海，是冒险家的乐园，遍地是机会。
他进了一家科技公司做台干，年薪百万，听起来风光无限。
他把所有的工资都汇回台湾还债。
但即便年薪百万，在高额的债务面前，依然是杯水车薪。
他算过一笔账：家里欠的钱，加上父亲的医疗费，本息滚下来，竟然高达3000万新台币。
3000万，像个巨大的黑洞，吞噬着他所有的努力。
每个月工资一到账，还没捂热，就转手进了债主的口袋。他租最便宜的房子，吃最便宜的便当，不敢谈恋爱，不敢有任何爱好。
有一次，他生了病，躺在床上发高烧，连去医院的勇气都没有——不是怕打针，是怕花钱。
那一刻，绝望像潮水一样把他淹没了。
他说，那是他人生的至暗时刻，他甚至想过，是不是一了百了，就解脱了。
就在那个最灰暗的夜晚，浑身发烫的黄士豪躺在床上，脑子里像走马灯一样。
突然，他想起了小时候，母亲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也会在逢年过节想方设法给他煮一碗红烧肉。
他想起了双目失明的父亲，虽然再也看不见，但每次听到他的声音，脸上总会浮现出那种“我儿子回来了”的安心笑容。
他问自己：我死了，债务就没了，但妈妈怎么办？爸爸怎么办？他们的天，就真的彻底塌了。
也就是在那一刻，他心里那个叫“绝望”的开关，被“责任”拨动了一下。
他说，他第一次真正理解了“责任”这个词的英文——Response Ability，就是“回应的能力”。
面对眼前的困境，你是选择用死亡来回应，还是选择用活下去、而且要好地活下去来回应？
他选择了后者。
这个“转念”，不是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而是一个濒死的溺水者，抓住了最后一根浮木。
但这个“转念”，不是喊喊口号就行。
他告诉自己：我不能再用“现在的我”来定义未来。如果我用“一个欠了3000万、快活不下去的倒霉蛋”来定义自己，那我这辈子就真完了。
我必须用“我想要达到的未来”来定义现在的我。
比如，他想成为一个财务自由、能帮助别人的人。
那么，现在的每一分努力，都是在为那个“未来的自己”铺路。
心态变了，看问题的角度就全变了。
以前，他觉得每个月还债是在“割肉”，疼得撕心裂肺。
转念之后，他把还债当成是“对自己未来信用的一场投资”。
他开始系统性地分析自己的财务状况，把每一笔收入和支出都清清楚楚地列出来。
他发现，问题的核心不是债务总额有多大，而是“现金流”。
只要他每个月的现金流是正的，也就是收入大于支出，他就有主动权。
他开始执行一项看似“反常识”的策略：不急着把所有的钱都拿去还债，而是留下一半，用于投资自己和学习。
他报了很多课，读了很多书，甚至后来还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了价值投资学程。
这在很多人看来简直是疯了——你都欠一屁股债了，还花钱去读书？
但黄士豪认准一个死理：只有让自己变得更值钱，才能赚到更多的钱，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债务问题。
在上海的那8年，是他“能力堆叠”的8年。
他从一个普通的技术人员，主动申请转到业务部门，因为他想离“赚钱”更近。
他去问公司里收入最高的人，是怎么做到的，然后照着学。
他像个海绵一样，疯狂吸收所有能让他增值的知识和技能。
他形容那段日子，就像是在给自己打造一把钥匙，一把能打开债务牢笼的钥匙。
他还做了一件很特别的事：写日记。不是记流水账，而是觉察自己的内心。
他把每天的情绪、恐惧、焦虑、希望都写下来。通过写作，他把自己从那个被债务追着跑的“受害者”角色里抽离出来，变成了一个观察者。
他发现，很多恐惧，写出来之后，就没那么可怕了。
这个方法，他坚持了十几年，直到今天。
2018年，是他人生的又一个转折点。
这一年，他终于实现了一个里程碑：他的资产，第一次超过了总负债。
从负数到归零，他用了整整7年。
那一刻，他没有狂喜，只有一种如释重负的平静。
他终于可以对自己说：你做到了。也是这一年，他选择离开打拼了8年的上海，回到台湾。
因为，他终于有了选择的权利，可以去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了。
回到台湾后，黄士豪没有急着再去找一份高薪工作，而是做了一系列“不务正业”的事。
他跑去POP Radio电台，主持了一个叫《梦想实验室》的节目，采访了100多位他眼中的“梦想家”。有艺术家、有创业者、有普通的小贩。
他问他们同一个问题：你觉得这辈子赚多少钱才够？
他发现，那些真正活得幸福、活得富足的人，账户里的数字不一定最大，但他们都在做自己热爱的事，并且坚信这件事对别人有价值。
采访完还不尽兴，他干脆自己掏钱，花了3年时间，拍了一部人文纪实纪录片，叫《三实而立》。
他扛着摄像机，去记录那些在各自领域里，踏踏实实、老老实实、真实活着的人。
他想通过这部片子，传递一个在浮躁社会里几乎被人遗忘的道理：真正的成功，不是你有多少钱，而是你有没有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
这段看似“不务正业”的经历，其实是他又一次深度的“转念”。
他把自己从一个“经理人”、“创业者”，重新定义为“教育家”、“布道者”。他发现，比起教人怎么赚钱，更重要的是教人如何看待钱。
太多人对钱的态度是扭曲的：要么是匮乏导致的贪婪，想一夜暴富；要么是恐惧导致的偏执，把所有的钱都押在房子上。
他觉得，这不是个人的错，是整个社会缺乏财商教育的结果。
2023年，机会来了。
当时他担任CEO的澳洲上市集团8VI Holdings，决定出售旗下的教育业务。
黄士豪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吃惊的决定：他买下了这部分业务，将其独立出来，重新更名为——GoodWhale。
他要把这家公司，做成一个纯粹的、中立的、用AI赋能的财务教育平台。
他不再需要对股东负责，只需要对自己那个“把财务学习变成基本人权”的梦想负责。
他跟几位志同道合的连续创业者一起，在新加坡重新出发。
他们定了一个奇怪的规定：不接受任何金融机构的投资，不跟任何理财产品销售挂钩。
这在很多人看来，简直是“傻”。
放着那么多钱不要，放着那么容易变现的商业模式不走，图什么？
但黄士豪说，图的是“客观”和“信任”。
如果收了银行的钱，你怎么教用户客观看待银行的理财产品？
如果靠卖保险赚佣金，你的建议还能中立吗？
这种近乎“洁癖”的坚持，让GoodWhale走上了一条更难的路。
他们没有急着做大，而是扎扎实实地开发产品。
他们跟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新加坡国立大学合作，开发了基于WhatsApp和Line的AI理财助手。
你拍一张消费小票，AI就能帮你记账、分析、提醒。
他们甚至在做一件事：帮助联合国开发针对弱势群体的脱贫教育模块。
一个曾经被债务逼到绝境的人，如今站在了联合国的大厦里，讨论如何“消灭贫穷”。这个画面，是不是比任何电影都魔幻？
你可能会问，那个靠“转念”活下来的黄士豪，今天真的就完全不焦虑了吗？
当然不是。
2025年的他，44岁，有三个孩子，家庭美满，事业有成。
但他依然保持着极度自律的生活。
他说，真正的财务自由，不是你账户里有多少个零，而是“你有没有说不的权利”。
他可以拒绝不想见的投资人，可以拒绝不想做的项目，可以把时间留给孩子，这就是他定义的“财务自由”。
他现在的理财策略，听起来甚至有些“无聊”。
他信奉“四筒金”投资法，追求的是“投资组合越无聊，人生越精彩”。
他把大部分的资产，放在指数基金和几个他真正懂的好公司里，长期持有。
他不再追求一夜暴富的刺激，因为那种刺激，他在负债的三十年里已经受够了。
他追求的是“睡得着觉”的安稳，是看着孩子长大、陪父母老去的从容。
他至今还记得，还清所有债务后，他给妈妈在老家买了第一栋房子。
把钥匙交到妈妈手里的那一刻，妈妈哭了，他也哭了。
这栋房子，不只是一堆钢筋水泥，而是他们一家人，从那个被追债的黑暗岁月里，一步一步走出来的纪念碑。
那一刻，他比任何时候都坚信：世界上没有绝望的处境，只有对处境绝望的人。
今年早些时候，他女儿问了他一个问题：“爸爸，我们家有钱吗？”
黄士豪想了想，没有像大多数父母那样回答“我们家没钱”来让孩子节俭，也没有炫耀“我们家很有钱”。
他蹲下来，看着女儿的眼睛，认真地说：“我们家有足够的钱，让你去做你喜欢的事；但没有多到，让你可以什么都不做。”
这是他传给孩子的“转念”：财富的意义，在于给你选择的权利，而不是给你躺平的资本。
黄士豪最喜欢《金刚经》里的一句话，他说那是他人生的底色。
你问他现在过得好不好？他会笑着告诉你：“一切都好。”
这四个字，不是认命，而是感恩。
感恩那些年的砸门声，让他懂得了责任的重量；感恩那3000万的巨债，逼出了他所有的潜能；感恩那些被追着跑的日子，让他练就了“用未来定义现在”的能力。
从一个躲在门后发抖的台南少年，到站在联合国讲台上的教育家。
黄士豪的故事，不是一个关于金钱的童话，而是一个关于“心念”的史诗。
他用半生经历证明了一件事：我们无法选择自己的起点，甚至无法躲避生活的重锤，但我们永远可以选择看待这一切的角度。
当你觉得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时，不妨想想那个在上海出租屋里发着高烧的年轻人。
他没有超人相助，也没有天降横财。
他只是一点点地，拨动了心里的那个开关。
所谓的逆天改命，说到底，不过是一场又一场，关于“转念”的修行。
而门里门外，是地狱还是天堂，有时真的只在我们的一念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