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李卫去杀年羹尧，雍正到底在想什么
雍正四年，朝堂之上掀起一场无声惊雷：那位曾横扫青海、震慑西陲，被天子亲口誉为“朕之股肱”的年羹尧，竟被一道密旨赐死于幽居之所。
而奉命执此生死令的，并非宗室贵胄，亦非禁军宿将，竟是出身市井、以捐纳步入仕途的两江总督李卫。
按惯例，如此干系国本的肃清之举，理应委任德高望重、门第清贵者出面，可雍正却执意点名李卫。
这绝非临时起意，而是一着深思熟虑的落子。
当年年羹尧平定罗卜藏丹津之乱，功震寰宇，权势之盛，连紫宸殿内都要斟酌措辞；正因功高盖主、气焰凌人，又广植党羽、纳贿营私，才终致步步失衡、坠入深渊。
雍正诛杀他，表面是惩处失律重臣，实则是在满朝文武面前立下铁律——皇权不容僭越，功勋不抵纲纪。
特意指派李卫前往，正是要昭示天下：再显赫的勋业，也须俯首于天威之下；再耀眼的身份，亦不可逾越君臣之界。
尤为关键的是，由昔日同列朝班之人亲宣圣裁，本身便是一记无声重击。
它无异于当面宣告：你已被整个体制除名，不仅官印褫夺，连过往所有荣光，皆被彻底抹去、不予承认。
这种处置方式，远比明正典刑更具震慑力。
年羹尧初见李卫那一刻，心知大势已去，再无转圜余地。
那方素白绫缎，不只是终结性命的刑具，更是对他半生桀骜最冷峻的盖棺定论。
李卫为什么比年羹尧还害怕
世人多见年羹尧临终之悲怆，却少察李卫赴命时的战栗。
李卫并非铁石心肠，他比谁都清楚：今日手捧诏书者，明日或成诏书所指之人。
真正令他脊背发凉的，是雍正对朝野上下纤毫毕现的掌控力。
此前他在山西暗中斡旋，助田文镜筹措八千两白银安顿邬思道，自认隐秘周全；岂料返京面圣时，皇帝只淡淡一句“山西银事办得妥帖”，便如利刃直刺其肺腑。
那一瞬，李卫彻悟：帝王眼中，无一处死角，无一事遁形。
你自以为掩藏得天衣无缝的细枝末节，早已尽收龙目之中。
正因如此，他不敢流露丝毫恻隐，更不敢稍作迟疑。
家中侧室曾含泪劝他向皇上陈情宽宥，他勃然震怒，非是薄情寡义，而是本能求存的警醒。
他必须以绝对顺从的姿态，表明自己唯天子马首是瞻。
雍正命他赐死年羹尧，实为一场不动声色的忠诚试炼——你敢不敢亲手斩断旧日同僚？会不会因旧谊而动摇？是否真正将皇命置于一切之上？
李卫深知，此行并非寻常传谕，而是一场决定身家性命的考校。
答得好，前程依旧稳固；稍有闪失，结局恐难比年羹尧更从容。
于是他只能把悲悯锁进心底，将冷汗咽入腹中，一丝不苟照章行事。
在那个风声鹤唳的年代，活下来，本身就是最高明的政治智慧。
雍正的棋局：功劳不是护身符
若拉远视角审视，雍正这一着，蕴含三重深远用意。
其一，破除官场盘根错节的庇护网络。年羹尧门生故吏遍布西北，若交由政敌执行，易被指为挟私构陷；若托付亲信，则难避徇情之嫌。李卫出身寒微、根基单薄，既无利益牵连，亦无旧谊羁绊，唯效忠皇帝一人，恰是最稳妥的人选。
其二，这是一次面向百官的郑重宣言。
年羹尧虽有赫赫军功，却日益骄纵、贪墨无度、结党营私。
雍正借此昭告群臣：善战之能，不等于治国之德；彪炳之绩，更非肆意妄为的凭据。
、、真正的红线，从来都是守法遵制、听命如流。
李卫或许才略平平，但他深谙此道，故得以久居高位、恩宠不衰。
其三，亦是对年羹尧最后的体恤。
未予公开问斩，未加刑讯折辱，仅赐白绫自尽；再遣昔日同僚代宣天命，已是竭力保全其士大夫体面。
但这份“体面”，依然牢牢系于至高无上的皇权之绳上。
年羹尧身败名裂，在于他将功勋视作资本；李卫得以善终，则因他始终谨守臣节、恪守本分。
历史给出的答案清晰而锋利：权力场中，从未有过永不褪色的宠臣，唯有那些懂得进退、敬畏边界的人，才能穿越风暴，安然立于潮头。
看懂规则，尊重规则，远比追逐一时煊赫更为紧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