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近过年,

一部温情的家庭电影悄然上映,

锁定许多人心中的“年度十佳”。

导演是88年的卞灼,有一次回老家,

他从哭着的母亲手里接过外公的日记本,

意外发现里面记着的故事,

恰是中国家庭三代人的情感流转,

他由此拍摄出自己的第一部长片《翠湖》,

一举拿下上海国际电影节亚新单元最佳影片。

网友感叹,影片中的亲情与爱意

动人到“丁克考虑生孩子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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卞灼家的合照:父亲、卞灼、外公、外婆、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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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翠湖》剧照

卞灼是云南人,

毕业回国后从没上过班,

一直跑剧组接活。

有储蓄,不买房,不规划未来,

过得很潇洒。

为了拍这部“自己的作品”,

他几乎花光了积蓄,

也因压力患上严重的焦虑症,

并在整个过程中学会了和焦虑症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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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与卞灼对谈

一条在上海和卞灼对谈,

他说这个影片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

就是补全了自己和家庭的一些遗憾:

外公从未来得及说出口的话,

东亚家庭隐匿的亲子问题,

和流动在三代人之间的爱意——

这些表达,

让卞灼的家人和影院的观众,

都得到了一次情感的释放。

自述:卞 灼

编辑:阮思喆

责编:陈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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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公的日记本,以及外公外婆最后一张合照

“元勤,我好想你。”

毫无防备地,卞灼看到了外公对外婆的告白。

那时他正因股骨颈骨折,躺在昆明的老房子里休养。被伤病困住的日子,他翻出外公去世后留下的日记本,上面的字迹潦草不清,需要一行一行辨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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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是日记本,实际用的是卞灼小学作文比赛时的奖品练习册,上面赫然贴着一颗金色五角星。

元勤,是外婆的名字。十几年前,卞灼参加高中会考的早晨,外婆突然发病离世。赶到医院时,外公一个人蜷在角落里。外公一直是沉默的,那天,他指间夹着一支没点燃的烟,抬眼看了看外孙,点头示意病房的方向。

外婆走后,家里的人各自交换着思念。只有外公,一如既往地安静。似乎没有人会去找他倾诉什么,至于外公自己的情绪,更是小辈从未思索过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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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公常在日记中思念外婆

直到藏着心事的日记本被翻开:

“元勤,不久,我必将与你长眠于地下。”

“睡觉时感觉牵到你的手了,你是不是回来看我?”

“在她身侧有我半边之地,墓碑上我与她依靠在一起。”

飘摇,是卞灼对外公这十几年的概括。三个女儿孝顺,孙辈围绕身旁,看似圆满的家庭结构,却无法填补失去伴侣后的空洞。他一面感激家庭的完整,另一面却越来越想去陪伴元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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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聚餐过后,外公在日记中分析外孙出国的利弊

这是他在家里从不会说的

日记本成了他和元勤对话的窗口,他在里面写思念,也写生活。饭桌上,女儿、女婿们讨论孩子出国的事,回到房间后,外公写下他的看法:先要考虑经济问题,够不够负担四年学费;还有胖胖(卞灼)本就体弱,如果出去不适应新环境怎么办……

家族的日常,被一篇一篇记录下来。而这是第一次,以外公——这个从未出现在家族意识中心的老人的目光,去看待这一大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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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翠湖》剧照

合上日记,卞灼萌生了创作《翠湖》的想法。他把外公的日记改编成剧本,把真实的家庭结构直接搬进银幕,甚至保留了部分真实的名字,外婆叫元勤,自己仍叫胖胖。

影片以一位丧偶老人为核心,妻子离世后,他第一次动了再谈恋爱、并与女友相互养老的念头,却遭到三个女儿一致反对。于是,他继续在三个女儿家轮流居住,像许多中国家庭中的老人一样,被“平均分配”。

不同屋檐下,他静静观察着三个家庭的运转。摇摇欲坠却相互依靠的中年婚姻,或看似自由却悄悄为整个家承担压力的年轻小孩。老人试图在生命的最后阶段,成为三个家庭之间的黏合剂。

以下为卞灼的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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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公外婆(最左两位)年轻时,与家人的合影

外公的父亲是云南人,一家人辗转去到了上海,外公就出生在黄浦江边上,所以叫“生浦”。当时家里开了个毛巾厂,生意还不错,但后来日本人打过来,他们不得已就回到了云南大后方。

他其实内心非常强烈地认可自己是一个上海人,一旦遇到一个上海来的游客,他就会抓着人家说说说、一直说、狂说。而且他出门要特别板正,梳个油头,然后特别喜欢穿那种夹克马甲、西裤皮鞋。

有过一些历史问题发生,外婆救了他两次命,所以他们两个一定要在一起。外婆家是回族,他们谈恋爱的时候,外婆家特别反对,最后被逼得实在没办法,就让我外公一定要先入教,才和外婆结的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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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春节,外公外婆在全家团聚的年夜餐桌上

过去的经历对外公伤害蛮大的。虽然他在世的时候,是在警官学院里教法律和英文,意味着他其实挺能说,但印象里外公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

但我外婆给我的感受是截然不同的,如果用颜色来表示,我外公可能是褐色的;我外婆就是鲜红色的,非常活泼的小老太。每天早上起来,都是最开心的时候,她会从房间里跳着跳着出来,问我要不要吃早点,她给我煮个面。

包括她走的那天,也是这样。但那天我要去考试,我说我吃不了了。刚说完这句话,正要走,她就开始发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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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中,外公和他的新女友

这是我第一次经历亲人的离世,突然觉得,有很多事情没有来得及去做。但起初,我并不觉得外婆的离世对外公造成了无可挽回的打击,因为他后来也去找过一些女朋友,我以为对他来说,是人生另一个阶段的开始。

直到2019年,我看到了外公的日记本我才知道,外婆的离世对他产生了那么大的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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卞灼小时候与外公外婆的合影

现在想起来,他们其实就是一体的。小时候每天晚上放学回去,就会看到外婆坐在沙发的同一个地方打毛线,电视开着,我外公在打瞌睡。这是我对他们两个人最深刻的印象,像左手右手一样。以至于后来,沙发上外婆经常坐的那个地方,都坐出一个印子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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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公外婆,和他们的三个女儿

外婆离世之后,在一起的那五、六十年的静止的回忆,压在了尚留在世的那个人身上。那段时间,对我外公来说,他在寻求在一个没有外婆生活的世界里,他该如何再生存下去。

他在日记里常写,睡觉的时候,感觉自己还牵着外婆的手,这说明他们50年来,每次睡觉手都牵在一起。我其实本来拍了这个片段,但后来我觉得这个细节里,有太多无法被看见的情感,如果转换成影视语言,放在《翠湖》清淡的表达里,就有点不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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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中,卞灼用了许多镜中影像

以模仿过世的外婆视角,凝望着一家人

影片里,我让我的摄影机扮演了去世的外婆,我希望用她的眼光来看待这一家子,也能够一直陪着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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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电影,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补全我的一些遗憾。

最大的遗憾,当然就是我外公来不及说的话。他在日记里写了很多他对于女儿们、和我们小辈的关照。

老了之后,其他家庭成员会以爱之名跟他说:“你年纪大了,你好好休息,好好去玩,这些事情不需要你操心了。”潜移默化地,家族里的老人逐渐变成了家族的旁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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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公和年幼的卞灼、卞灼的表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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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作为独生子的卞灼来说,表哥是儿时最好的玩伴

其实那个时候,外公他看出了我和我表哥、表姐三个人藏得比较深的情绪。有一句话,写得非常非常戳我,他说他看到了胖胖心里的苦闷,他会想一些办法,但是不知道该怎么样跟我说。那段时间,我特别迷茫,觉得没有人理解我,但其实是有的,只不过我们都不知道该怎样去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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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年那一代人,真的会遇到很多问题。

他们对于婚姻的道德枷锁要重一些,可能结一个婚,基本就不太愿意再去考虑离婚这件事,因为代价很大。于是欲坠不坠,想变又不敢变。

人到中年,面对的经济压力是最大的。在那之前,如果没有积累到足以自由的财富,可能会面临到失业、房贷、养老的问题,所有东西一股脑地冲过来,变成某种情绪的发泄,被带回到家里面。

甚至如果家里有小孩,他们或许会打着为小孩好的名义,去做自身不如意的逃避。这可能也是我们现在遇到的,所谓“原生家庭带来的伤痛”的其中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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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印象很深刻的一件事,小的时候,我在蹲马桶,我妈会突然把门打开说,“我给你切了点水果,你要不要吃点?”这其实是个非常恐怖的场景。直到现在,我这把年纪了,我妈还经常叫我小狗儿、小宝贝,这个昵称出现在大庭广众之下,常常让我恨不得找个洞钻下去。

都是“为了你好”,这个就是独生子所要承受的压力,父母和小孩之间没有边界感。但唯一能够倾注所有的爱的血肉之躯只有一个,你怎么办?

我实际花了很多时间跟这种状态去做对抗,你可以把自己重新养一遍,但是要完全脱离,我觉得很难,只能想办法伴随着它成长,然后让自己逐渐脱离出这样的叙事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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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代人的共同点是,都不太会表达爱。我们中国人很多时候表达爱,会用一种冒犯对方的方式。特别流行的一句话,如果你们是一对夫妻,从来没吵过架的话,说明你们之间的关系是有问题的。

这也是我对家的其中一个定义,在家的时候你可以发疯,可以做一些情绪输出的举动,家它天生就可以包容你。爱意可能无法被看见,但它变成了生活的一部分。

但因为是以一种冲突的方式来表达,而冲突的时候,我们是口不择言的,所以肯定是有伤害的。很难去界定,哪个好哪个不好。只是我觉得,如果家是一个容器,而我们习惯性地把负面情绪倾泻到这个容器里,那它会变得极度冰冷,我们可能很难再去里面寻找一种温暖的感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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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这部影片也补全了我自己身上的遗憾。每个小辈的角色,都倾注了我在现实生活里不太会去表达的东西,比如对于家庭阶级性的控诉,对母亲的控制欲的反抗。而小胖这样一个角色,他是一个表达比较自如,也比较善良真诚的小孩,我也希望通过这个方式,让他们知道,我小的时候其实不是那么讨厌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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卞灼在美国读书时,学习电影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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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回国时,卞灼到处跑剧组,做摄影师

我从来没有上过班,一回国我就在跑剧组,有活来我就拍一拍,从来没有拿过死工资,也不知道那是什么感觉。拍《翠湖》之前,我有存款,没有买房,所以过得挺潇洒的,想去哪玩也就可以去哪玩,除了不能买豪宅、不能买豪车以外,生活方面我还是挺开心的。

我是一个很少考虑未来的人,但口罩期后,很多之前定的组,后来都开不了了,挺沮丧的,未来好像有一条路径逐渐变得明晰了起来,就是变成流浪汉的路径。我说那就算了,变成流浪汉之前,先拍个自己想做的东西。

拍这部片子花了200多万,全靠自己的钱和家里人的支持,反正就是把我这些年的积蓄给花得差不多了。刷爆一张卡,储蓄卡,算是有底线的冒险,最差不要欠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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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辑这个影片的时候,我患了很严重的焦虑症,直接到躯体化。我一度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以为是自己心脏出了问题,可能立马要猝死了。发生了两三次之后,我去医院看了看。

医生说你去精神科看一下,后来就知道了,是焦虑症,还知道这个症状它不会让你死亡,只不过突然袭来的时候,你要特别痛苦地去忍受这一切。症状过去之后,我会在心里默念个一两千遍“你不会死”,用这种心理暗示来做一种消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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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影节获奖,卞灼从里侧坐席走出来

和路过的每个团队成员拥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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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吃药,就这么扛着,结果上影节拿奖的时候,症状神奇地消失了。

上台领奖的时候,身体自动跳了起来。我原本是坐在最外面的,结果团队小伙伴说你要挪到最里面去,我说为什么,这样子不是出来很不方便?他们说就是要你出来不方便,这样如果拿奖的话,摄影机在你身上会多停留一会儿。我说这些人真的是有经验,我就挪进去了,最后确实是走了好一会儿才走到台上。

直到我开始要促进影片上映,焦虑症的症状它又回来了。但它再次回来的时候,没有以前那么汹涌,反正我现在已经学会如何和它相处,也不会为此感到很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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卞灼小时候和父母的合照

因为写剧本的时候,我把腿摔断了躺在家里,需要我爸我妈照顾,所以他们就知道我在捣鼓些什么东西。跟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不要把我们写得很坏;第二句话是:不要暴露家族秘密。

第一句话我能理解,第二句话我就很不理解,什么叫家族秘密?难道我们家是亿万富翁,但是你们一直不让我知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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卞灼和父母

后来我坚决不让他们干涉我的创作,剪辑的时候,其实也没有让他们看,直到在上影节首映,才把他们拉过去。看到之后又哭又笑的,挺好的我觉得。

我印象最深的,是我大姨妈跑过来说,“我没有里面那么凶嘛”。她是笑着和我说的,我知道她没有在怪我。然后她说,我大姨夫本来以为自己没什么感觉,但是出片尾的时候,音乐响起来,他突然开始号啕大哭,其实是让我深感安慰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应该真的是替他们做了一次情感的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