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越南为攫取财富，系统性剥夺境内26万华人的全部资产，并强行驱逐出境；许多人被迫乘简陋木船漂泊海上，命悬一线。彼时，中国顶住国际压力，毅然敞开国门，将这批同胞悉数接纳，无偿分配土地与住房，提供安身立命之基。
数十年后，这批归侨群体成为中国东南沿海经济腾飞的关键推力，创造巨额外贸产值与就业岗位；而越南则因自断经济血脉，陷入长达十年的发展停滞。这段被历史反复验证的兴衰对照，究竟揭示了怎样的深层逻辑？
事实上，华人与越南的联结早已绵延数百年。自明清以来，一代代闽粤移民远渡重洋，在红河、湄公河流域扎根谋生。他们以超常的勤劳、敏锐的商业直觉与坚韧的生存智慧，逐步成为越南社会运转不可或缺的毛细血管。
湄公河三角洲昔日是瘴气弥漫的沼泽荒原，正是华人携锄荷犁、引水筑堤，将其开垦为稻浪翻涌、渔舟唱晚的“越南粮仓”；西贡（今胡志明市）最繁华的堤岸区，从街边杂货摊到跨洋商行，均由华人一手搭建；从米铺布庄、药房茶肆，到码头货栈、钱庄汇兑，越南城乡市井的日常脉搏，长期由华人商铺稳稳跳动；轻工业作坊、内河航运网络、城乡物流中转站，亦多由华人家族世代经营、维系运转。
毫不夸张地说，越南普通民众衣食住行的顺畅运转，背后凝结着华人几代人的汗水与担当；即便在抗法战争与抗美战争期间，大量华人主动捐资捐物、输送子弟参军、秘密转运军需，将越南真正视作故土家园，倾尽赤诚。
然而，1975年越南实现南北统一后，政策风向骤然逆转。
连年战乱使国家财政枯竭、基础设施崩坏、百业凋敝，国库空空如也。当当局目睹华人社群在废墟之上重建商业秩序、店铺林立、货流不息，嫉妒与猜忌迅速压倒理性，一场针对华人群体的系统性清算悄然启动。
越南政府以“民族净化”为名，推行激进的“本土化改造”，核心目标直指抹除华人文化存在、瓦解其经济根基，最终实现全面驱离。
首当其冲的是语言与教育封锁：明令禁止使用中文交流，强制关闭所有华文学校；教材被焚毁，家庭藏有的中文典籍、家书、族谱遭上门查抄；凡被发现私下教授汉语或诵读中文者，轻则课以重罚、拘禁审查，重则发配至老挝边境的原始丛林从事伐木苦役。
紧随其后的是三轮递进式财产剥夺，步步紧逼、层层加码：
第一轮以“公私合营”为幌子，强制接管华人经营的杂货店、米行、裁缝铺等小微商业实体，名义上合作，实则由越方人员接管经营权，华人店主沦为无薪雇员；第二轮升级为“国有化征用”，将华人创办的纺织厂、碾米厂、造船作坊等中型实业全部收归国有，不仅零补偿，更将经营者打上“剥削阶级”烙印，剥夺政治权利并限制人身自由；第三轮彻底撕下伪装，派出武装工作队挨户清查，金银细软、银行存款、祖宅田产、家具器皿——凡具价值之物一律登记充公，无数家庭数代积攒的微薄家业，在数小时内化为乌有。
至1978年前后，驱逐行动进入公开化、规模化阶段，当局公然宣称要“清除边境不稳定因素”，启动大规模强制离境程序。
离境许可附带天价门槛：每人须缴纳12两黄金作为“离境特别税”。按当时市价折算，相当于一个中产华人家庭十余年总收入。无力筹措者，或被迫典卖子女、借入月息30%的高利贷，或遭毒打监禁；更有甚者，被反绑双手押送上无罗盘、无补给、无救生设备的小型渔船，任其漂流于南中国海惊涛骇浪之中，生死由天。
据联合国难民署1980年专项报告统计，仅1979年单年，越南当局通过此手段从华裔难民身上掠夺的资产总值高达30亿美元（按当时汇率），相当于该国当年GDP的三分之一。
决策层笃信：驱逐华人即可坐享其成，一举掌控流通命脉、填补财政窟窿。却全然无视一个残酷现实——本国多数民众长期处于战时动员状态，精于耕战，却普遍缺乏市场意识、商业技能与跨境资源网络。
就在26万华人濒临绝境之际，祖国伸出了坚实臂膀。
彼时东南亚多国出于地缘顾虑，对难民入境设置重重障碍；唯有中国，未设任何政治前提，以最大诚意与最快响应，启动史上罕见的大规模人道主义接收行动。
中央统筹调度，在广西、广东、福建、云南四省区沿边地带紧急设立数十处安置基地，其中广西承担近六成接收任务，成为主阵地。
北海侨港镇由此成为最具代表性的安置典范。初期以油毡棚为居所，统一配发棉被、口粮、净水设备，确保基本生存；后续调研发现归侨中渔民占比超七成，不愿转岗务农，政府当即调整策略，就地组建“华侨渔业公社”，拨付专项资金逾三千万元，兴建现代化渔港、深水码头、冷冻仓储中心及连片安居楼。此举赢得联合国难民署高度评价，称其为“全球难民安置工程的教科书级实践”。
安置不止于栖身，更在于赋能。国家层面同步推出精准扶持政策：
1980年，侨港渔民提出与香港开展鲜活海产直供合作，但彼时外贸权仍由国有公司垄断。地方政府特事特办，批准试点“来料加工+易货贸易”模式：由港商出资购置钢壳渔船、建设低温冷库，侨港渔民负责捕捞作业，产品定向供应香港市场。此举一举激活沉寂已久的海洋经济。
自此，这群历经浩劫的创业者仿佛被注入全新动能。虽家底尽失，但刻入骨髓的经商本能、吃苦耐劳的品格、纵横东南亚的人脉积淀，丝毫未减分毫。
有人依托早年建立的越南、泰国、马来西亚分销网络，将内地生产的日用百货、小五金、果蔬种子批量出口，再将热带水果、橡胶制品、香料特产反向输入，构建起高效双向贸易通道；有人在珠三角腹地投资建厂，专注服装成衣、电子配件、塑料玩具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凭借严控成本、快速交货、品质稳定三大优势，产品远销欧美澳非；还有人深耕海洋产业链，从单一捕捞拓展至鱼糜加工、即食海鲜、冷链物流、滨海文旅等高附加值环节，形成完整闭环。
以侨港镇为例：四十年前此处尚是盐碱滩涂，如今已跃升为广西最大海产品集散中心与深加工集群，年交易量突破50万吨；海鲜排档鳞次栉比，滨海民宿一房难求，游艇码头游人如织，全镇7700余名归侨家庭，户均年收入超全国城镇居民平均水平两倍以上，真正实现安居乐业、代际跃升。
在汕头、厦门、泉州等传统侨乡安置点，归侨群体更成为连接中国与东盟市场的关键枢纽。他们通晓当地语言、熟稔商业规则、深谙民俗禁忌，极大降低跨境合作信任成本。仅珠江三角洲地区，由该群体创办的外贸企业逾两千家，年进出口额累计超万亿元，直接带动就业超五十万人，辐射周边形成特色产业集群，成为区域经济增长的核心引擎之一。
这批曾被越南视为“异质杂质”而驱逐的群体，在中国广袤土地上深深扎根、蓬勃生长，不仅自身完成阶层跃迁，更成长为驱动地方产业升级、扩大对外开放、涵养财税来源、稳定社会就业的战略性力量。
反观越南，驱逐潮带来的并非预想中的繁荣，而是系统性崩塌。
初期掠夺所得短暂提振了国库账面数字，但仅数月后，经济肌体便显露出致命失血症状。
原先由华人主导的城乡商品流通体系瞬间瘫痪：本地经营者接手商铺后，既不懂海外采购渠道，也不明终端消费需求，更无库存周转能力，大批门店陆续歇业；大米、棉布、煤油、药品等基础物资供应锐减，黑市价格一日三涨，民众排队抢购成为常态。
国际经贸纽带亦戛然而止：华人维系数十年的东南亚分销网络彻底断裂，越南大米、橡胶滞销积压，化肥、农机、化工原料进口中断，工农业生产陷入恶性循环，国民经济齿轮几近停摆。
更致命的是，越南当局未能警醒反思，反而在苏联支持下发动侵柬战争，妄图构建所谓“印度支那联邦”。此举导致青壮年持续征召入伍，农田大面积抛荒，工厂开工率不足三成，粮食依赖进口比例飙升至60%以上；国家财政被军费吞噬殆尽，1986年通胀率峰值竟达400%，货币形同废纸，民生困顿至极，经济发展水平倒退整整十年。
直至80年代末，越南才痛苦意识到：被驱逐的不是负担，而是维系经济循环的“造血干细胞”；想重启对话、邀请华人回流，却早已失去道义基础与信任资本。
此时的归侨群体，已在祖国怀抱中建成新家园：侨港镇别墅成片，汕头企业总部大楼林立，厦门跨境电商园区灯火通明。他们拥有产权明晰的住宅、持续盈利的事业、受尊重的社会身份，以及可预期的子孙前途。重返故地？不过是历史课本里一行冰冷文字。
越南决策层只能面对满目疮痍的经济数据长叹唏嘘，纵有千般悔意，亦无法逆转时光齿轮——历史从不售卖返程车票，更不提供后悔药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