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现代化正处在这样一个历史时刻：西方式现代化，这个曾经的“普世叙事”，在主导了全球治理和发展理念七十余年后，正在陷入结构性枯竭。同时这一叙事下所产生的全球秩序，已不再具有连贯性、合法性或权威性。这个问题的内核，绝非简单的经济权力转移，而是标志着西方对现代化解释权垄断地位的崩塌。
2025年11月21日，全球南方现代化论坛在北京举行。（新华社）
西方的现代化理论，将一段特定的历史经验抽象化，把二战后的西方现代化标榜为普世性的发展路径。然而，这种抽象化刻意遮蔽了西方现代化的物质根基：殖民掠夺、不平等交换、廉价能源供给，以及政治军事层面的权力不对称。
二战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全球南方的发展始终围绕着一个从未被真正兑现的承诺展开。基于西方现代化理论，发展被鼓励，却罔顾国家主权；开放被倡导，却缺乏战略支撑；改革被推行，却未实现生产方式的根本转型。西方将结构调整、贸易自由化和金融放松管制奉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药方，却将能力建设这一核心深层问题边缘化。
中国式现代化突破了西方模式的局限性。它无意将自身经验普世化，也不标榜道德或意识形态上的优越性。相反，它印证了通往现代化并非单一模式、更非注定的宿命。此举为全球南方重新打开了历史的可能性。
新地缘经济时代的现代化逻辑之争
在这个以贸易规则、产业政策、技术体系和金融制度作为战略影响力工具的新地缘经济时代，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发布的 2025 年《国家安全战略》，标志着美国对现代化的认知发生了历史性转折。不同于以往以普世主义话语包装经济全球化的战略，这份新战略明确将全球参与置于核心国家利益、产业复兴和文明重塑之下。这一转变具有重大历史意义，意味着美国正式放弃了支撑自由国际秩序的普世主义主张。全球化不再被描绘为通往繁荣的共同道路，而成为被竞争主导的战略场域。技术、气候政策、供应链和金融正越来越多地被从国家安全角度进行审视。这份战略毫不掩饰这一转变，反而将其公之于众。
在这一框架下，美国对中国的核心批判，并非中国违背自由主义规范，而是中国凭借自身模式取得了过于显著的成功。该战略含蓄地承认，中国崛起得益于国家主导的产业政策、循序渐进的推进市场化经济、对金融与土地的有效管控，以及长期规划——这些恰恰是西方发展理论长期以来告诫全球南方国家切勿采用的手段。由此看出，中国不仅被定义为竞争对手，更被视作能够重塑全球经济地理格局的系统性挑战者。这一定位，亦是西方战略收缩的自白。数十年来，西方发展政策一味强调财政约束、政策附加条件与市场准入，却系统性忽视了基础设施建设、产业生态培育与产能提升。如今，《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所阐述的大国竞争，早已不局限于军事与技术领域，更是一场关于21世纪谁的现代化逻辑将主导世界经济的博弈。
2025年11月7日，参展商在上海举办的第八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自拍留念。（图片来源：新华社）
西方现代化与西方文明的式微
二战后的数十年间，西方现代化模式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扩张。1950年至1973年这段被称为“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的时期，发达国家经济年均增速接近 4%，工业扩张、福利国家建设和金融监管体系，共同支撑了民众生活水平的提升和社会阶层的流动。这段经验随后通过发展理论和政策建议被奉为全球普世准则，但其立足的历史特定条件，根本无法在全球范围内复制。殖民掠夺、廉价化石能源和不对称的权力关系，才是西方繁荣的底层支撑。截至 1980 年，占世界人口不足五分之一的国家，掌控着全球七成以上的收入。
上世纪 70 年代末开始的新自由主义转向，加剧了金融化和社会不平等，同时侵蚀了生产能力：制造业就业岗位大幅萎缩，投机性金融与实体经济的脱节日益严重。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成为一道决定性的裂痕，暴露了由杠杆和投机驱动、而非生产性投资支撑的经济秩序的脆弱性。此后，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始终处于结构性疲软状态，内部贫富差距持续扩大，政治碎片化趋势不断加深。1980 年，美国最富有的 1% 人群占据全国约 10% 的收入，而到 2022 年，这一比例已超过 20%。财富的高度集中，从根本上动摇了现代化的社会根基。
文明的衰落，从来不是权力的骤然消失，而是内在连贯性的逐步消解。如今的西方现代化，正遭遇社会、经济、政治全方位的连贯性崩塌。
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文明方略
中国式现代化诞生于截然不同的历史语境。中国的现代化探索，始终伴随着民族屈辱、国家分裂和外部控制的阵痛，因此，中国式现代化的动力，并非源于将自身经验普世化的渴望，而是源于摆脱依附、实现自主发展的坚定决心。与西方现代化将市场置于国家之上、个人置于集体之上的逻辑不同，中国式现代化将国家治理能力、长远规划和社会稳定置于核心位置：市场是服务于发展的工具，而非主导一切的绝对力量；经济增长循序渐进，而非一蹴而就；政治权威的合法性，源于治理绩效，而非单纯的选举竞争。
至关重要的是，中国式现代化不将传统视为必须摒弃的障碍，而是将伦理、文化、制度层面的文明延续性，当作可重构、可利用的资源—— 这直接挑战了西方 “现代化必须以文化断裂为前提” 的固有认知。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式现代化并非否定现代化本身，而是打破了西方对现代化的文明垄断。这一区分具有关键意义：现代化不再是部分国家已然抵达、而其他国家被拒之门外的终点。
中国式现代化起步于全然不同的历史起点：1978 年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人均 GDP 约为 156 美元，80% 以上的人口生活在农村；截至 2023 年，按现价计算，中国人均 GDP 已突破 1.2 万美元，城镇化率超过 65%。根据世界银行 2022 年数据， 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中国贡献了全球近四分之三的减贫成果，累计使8亿多人摆脱国际极端贫困线。
这一变革并非由放任的市场驱动：国家始终掌控土地、金融和战略性产业，同时逐步引入市场机制。与上世纪 90 年代东欧部分国家和俄罗斯推行 “休克疗法” 导致 GDP 普遍萎缩 20% 至 40% 不同，1980 至 2010 年间，中国经济年均增速接近 9%。
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之处，不仅在于发展速度，更在于其立足战略实用主义、因势谋定的发展次序设计——经济增长先于金融自由化，基础设施建设先于刺激消费需求，工业能力发展先于服务业。这反映了一种优先考虑长期稳定而非短期效率的文明逻辑。
中国式现代化是我所定义的“战略实用主义”的典范——这是一种摒弃意识形态绝对主义、推动制度适配具体历史语境的发展路径。市场既不被全盘否定，也不被盲目崇拜，而是服务于国家发展目标的工具。
这种实用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全球交往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截至 2022 年，中国已成为全球超 120 个国家和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通过中方提出的 “一带一路” 倡议，中国企业在亚非拉地区融资建设了大量基础设施项目。2018 年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后，供应链重构、技术竞争成为地缘经济的主流特征，在这样的背景下，战略实用主义已不再是一种理论选择，而是中国维护自身发展利益的必然要求。
2025年9月12日，在孟加拉国首都达卡拍摄的“2025‘一带一路’倡议在孟加拉国”展会期间举办的主题论坛现场。新华社发
自 2018 年中美贸易摩擦升级以来，全球地缘经济格局加速重构，供应链重组与技术竞争成为时代主旋律，国家发展的外部安全环境发生深刻变化。在此背景下，战略实用主义也从中国式现代化的主动理论选择，进一步转化为保障国家发展主权、掌握发展主动权、维护长远战略利益的防御性必然要求—— 以务实的制度调整、路径优化应对外部风险，让所有举措都围绕 “守住发展底线、保障战略目标实现” 展开，这正是战略实用主义在复杂变局中的核心价值。
全球南方与主体性的重塑
中国式现代化更深层的意涵在于认知层面。它启发了全球南方国家摒弃“历史发展遵循单一轨迹、且由单一文明主导”的迷思。在气候变化危机深重、地缘政治博弈加剧、全球体系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核心议题已不再是“谁将主导世界”，而是“各国如何自主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现代化道路”。
对于包括孟加拉国在内全球南方国家而言，既不应将中国模式浪漫化，也不应固守西方发展脚本，而是要践行战略实用主义——学习而非照搬，参与而非依附，现代化而非抹除历史。这意味着选择性借鉴经验，保留政策自主空间，让发展与社会、生态目标相契合。
孟加拉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并非要在西方模式和中国模式之间做二元选择，这种对立的框架，恰恰忽视了国家发展的主体性。中国式现代化印证了发展时序的重要性：基础设施、能源安全、物流体系和产业生态，并非经济增长的结果，而是增长的前提。很多全球南方的国家也同样需要遵循这一逻辑：在深化金融体系前，先刻意培育生产能力；在过早推行自由化前，先完成产业升级；在扩大投机性经济前，先维护社会稳定。
转型时代的国家自主现代化
战略实用主义并非一种战术层面的平衡策略，而是一套指导全球南方国家崛起的发展理念。当今世界国家主权的内涵并非孤立自守，而是具备以符合本国利益的方式驾驭相互依存关系的能力。每一项贸易协定、基础设施项目、气候承诺和技术伙伴关系，都必须根据其对提升自主决策能力的贡献来评估。
全球南方的发展愿景，无法仅通过延续传统发展模式实现。它需要构建一种全新的政治经济体系，将现代化与国家主权、经济增长与生态保护、全球参与与国家目标融为一体。
战略实用主义，为全球南方国家的现代化探索指明了方向。绿色发展既是约束，也是机遇。在这个转型变革的时代，掌握自主性现代化的发展之道，才是未来的出路。
（作者系孟加拉国中央银行董事会成员，孟加拉国达卡大学经济学教授）
翻 译：梁 宵
责任编辑：丁 盈
审 定：瀚 川
设计排版：相玉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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