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极富盛名、堪称大师级的中国画家，戴着呢帽，领上结个法国艺术家的红领花，匆匆忙忙从新加坡中华书局出来，准备到牛车水附近的吉宁街找朋友，正好路过中央警署，冷不防里面出来个身材魁梧的马来警察，二话不说把他推进警署。
马来警察听不懂中国画家的华语和法语，画家也听不懂警察的马来语。看来马来警察是要把自己关押进警署的拘留所，中国画家猛然意识到，自己的肤色可能带来大麻烦了。
还好，这时有位警官到来。画家赶紧把自己印着中文、英文、法文的名片递上。警官一看，愣住了。
“徐悲鸿”。
原来，就在徐悲鸿被马来警察扣押的前一天，1942年12月8日凌晨4点，10多架日本战机轰炸了新加坡市区，海山街、莱佛士坊、红灯码头，陷入一片火海，实里达和登加空军基地，英军战机沦为残骸。同时，日本偷袭了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了。
之前一天，12月7日，徐悲鸿与黄孟圭还在武吉知马附近的敬庐学校参加学生联欢。敬庐学校与徐悲鸿有些渊源，他代表作之一的《愚公移山》就是在敬庐托裱的。
（徐悲鸿名画《愚公移山》）
新加坡被轰炸翌日，12月9日，徐悲鸿从中华书局出来，路过中央警署，就发生了先前的一幕。原来，那位马来警察以为徐悲鸿是日本人，要把他扣留下来。但是，警官一看到他的名片，马上就知道是谁了。因为不久前，徐悲鸿才给英国海峡殖民地总督珊顿·汤姆斯画了像，润笔5000叻币，是天文数字，连报章都报道了。这也是海峡殖民地的历届总督画像中，唯一由华族画家所创作的。
（新加坡国家博物馆收藏的这副肖像，很多人看到落款签字才知道原来是徐悲鸿的作品）
误会澄清之后，警官把徐悲鸿请到自己办公室喝茶，徐悲鸿担心马来警察的形象在自己心中消失，赶紧拿起画笔把刚才的情景画成素描。在警官的请求下，他在画上补写了一行字:“为了纪念一宗可嘉的敌意事件而绘此画”，然后署上自己的姓名，送给了警官。这幅素描不大，只有8 X 5英寸大小，后来在伦敦的某刊物刊登过。
那么，殖民地总督珊顿·汤姆斯是怎么认识徐悲鸿的呢？
1939至1942年初，徐悲鸿以芽笼江夏堂为画室，创作了上千幅画作，其中以画马居多，因此有人形容“万马奔腾江夏堂”。当时，新加坡华人社会正在积极为祖国抗日赈灾筹款，徐悲鸿在新加坡举行抗日筹赈画展，反响很好。珊顿·汤姆斯十分欣赏他的油画，于是想邀请徐悲鸿创作肖像。
当时，侨生公会（也就是峇峇社团）原本有意捐赠5000元叻币支持徐悲鸿的画展，知道珊顿·汤姆斯有此心愿后，索性把这5000元作为徐悲鸿的润笔，为他画像。这笔画酬打破了当时中国画家的售画记录，徐悲鸿深感自豪。
（徐悲鸿自画像）
从1926至1942年，徐悲鸿多次来新加坡。有时是往返于中国和欧洲，途经新加坡做短暂停留，其中一次住了很长时间。1939年1月徐悲鸿抵新加坡，住黄曼士的江夏堂，3月就在维多利亚纪念堂举行抗战赈灾义卖画展。他支援抗日战争的作品当中，最著名的，就是曾创下中国油画拍卖最高纪录的名画《放下你的鞭子》。
据本地文化名人杜南发的研究，半年后，9月25日，以演出抗日救亡戏剧《放下你的鞭子》闻名的演员王莹坐船由越南抵新，住南天酒店，并拜访南洋筹赈会主席陈嘉庚与各报章。
徐悲鸿名画《放下你的鞭子》。图源：网络
当时，在《星洲日报》担任副刊主编的郁达夫，把王莹介绍给徐悲鸿。徐悲鸿便以此剧为题材，在江夏堂请王莹穿上剧中装扮，用了10天到半个月的时间，完成这幅高144厘米、宽90厘米的大型油画，并题款“人人敬仰之女杰，王莹。廿八年十月悲鸿写，星洲”。
（1939年10月徐悲鸿在江夏堂门前，与王莹及刚完成的巨幅油画《放下你的鞭子》合影。图源：网络）
此巨画完成后，南洋筹赈会曾把它印刷成大量明信片，为抗战筹款，在各地广为流传。
本时期，徐悲鸿画作多有与抗日有关的题材，例如《会师东京》，体现了他“以笔为刀，以墨为枪”的创作理念，很有意思。
这幅画完成于壬午之秋，也就是1942年秋，画作上大狮带着几头雏狮，眺望敌国，狮身肌肉结构严谨而皮毛质感生动，尾部线条借鉴魏碑书法，遒劲有力的笔触铸就“钢筋铁骨”般的视觉张力。上题“略抒积愤，虽未免言之过早，且意其终须实现也”。
1941年12月10日，日寇在马来亚的哥打丁宜登陆；15日，槟城沦陷，马来亚南部和新加坡岌岌可危。当时，徐悲鸿本来在筹备赴美展览，展览的资料、目录、照片已寄往美国，自己的几百幅作品也交给了船运公司，但是，还有从南京辗转桂林带到新加坡的一千多幅代表作、历年收集的古画等艺术品，包括《八十七神仙卷》、任伯年、齐白石等名家的数百幅作品，全都还在新加坡。
1942年1月，原本存放在南洋儒商黄曼士家里的作品和收藏品，包括黄曼士本人的东西，装了两卡车，秘密转移到后港附近罗弄泉的崇文学校。在学校旁边的一间废弃亚答屋后面，找到一口枯井，埋了进去。
徐悲鸿本来不想离开新加坡。但是，他办画展筹款支援抗日，不走岂不是等死？没办法的，1月下旬，他带上自己的一千多幅作品，乘船离开，后来几经周折，总算达到缅甸仰光，然后辗转云南畹町，回到中国。
当时徐悲鸿在新加坡的作品和收藏品分为两份，一份藏在罗弄泉枯井里，另一份交给了韩槐准。韩槐准是考古学家，他与郁达夫、黄曼士等，都是南洋学会的骨干，而南洋学会是东南亚最早以中文来研究华人课题的学术团体。当时韩槐准在汤申路有个红毛丹果园，叫“愚趣园”。韩槐准自嘲是个愚人，乐在其中，所以名为“愚趣园”。
1942年2月14日，大年除夕，日军兵临城下。韩槐准带着儿子韩岐丰，把徐悲鸿托付的几百幅作品和自己的数千元，装进两个大水缸，用水泥封口，涂上防潮油漆，带到愚趣园30米外的厨房后面，那里有个臭气熏天的尿缸，旁边是鸡寮。
（图源：欧阳兴义《悲鸿在星洲》）
韩岐丰花了一小时在山坡上挖了两个地洞，相隔两米左右，把水缸藏进去。他们想，就算被人发现了一个，也未必能知道还有第二个。
藏好之后，在上面种了个黄梨，以便将来辨识藏宝地点。
第二天，，1942年2月15日，英国守军投降，新加坡沦陷。
日本占领了新加坡三年半，愚趣园附近的医院常有很多日本兵往来，还有一个叫左由正的日本兵经常来愚趣园生产蓝靛染料，但从来没发现有宝藏。
战后，1948年，徐悲鸿有学生陈晓南来到新加坡。黄曼士、韩槐准把藏宝挖了出来，交给陈晓南，如数归还徐悲鸿。目前徐悲鸿纪念馆中的不少收藏品，就是当年在愚趣园保下来的。
（本文参考欧阳兴义《悲鸿在星洲》）
新加坡徐悲鸿艺术馆开幕！
从徐悲鸿1942年离开新加坡，时隔80多年，终于，新加坡建成徐悲鸿艺术馆了。
百年前，徐悲鸿南来星洲，正是在江夏堂（新加坡黄氏总会的前身），他结识了当时的华社领袖、大收藏家黄曼士。黄曼士的慷慨资助，使徐悲鸿得以完成法国深造，并为他在江夏堂的创作及在东南亚的展览提供重要支持，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上的奠基性地位。
徐悲鸿六次来新，皆居江夏堂，1939年至1941年，是徐悲鸿在江夏堂的创作高峰期。他以此为据点，举办多次抗日赈灾画展，并完成了数百幅作品。其中，骏马题材尤为集中与突出，留下了“万马奔腾江夏堂”的艺术佳话成为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艺术形象。
2018年，江夏堂在拆除重建期间，时任新加坡黄氏总会会长黄保华（新加坡徐悲鸿艺术馆永久荣誉馆长）承诺：在重建后设立“徐悲鸿展廊”，以纪念徐悲鸿早年在江夏堂讲学及创作的历史。
（黄保华）
2025年7月，黄红女士 （字丹红）提出设馆建议。丹红是画家、策展人，长期活跃于中国、新加坡文化艺术界，致力于华族文化的跨国传播与当代表达。丹红现为新加坡徐悲鸿艺术馆馆长。
她对接徐悲鸿长孙、北京徐悲鸿艺术馆馆长徐小阳（新加坡徐悲鸿艺术馆永久荣誉馆长），获得其大力支持与作品捐赠及品牌授权。她也负责执行新加坡徐悲鸿艺术馆的筹建及推广。
（丹红）
在友好而深入的沟通基础上，徐小阳向新加坡徐悲鸿艺术馆捐赠约100幅徐悲鸿展陈级高清复制作品，并授权在艺术馆内长期陈列展出。
每一幅作品均配备独立且唯一编号的收藏证书，以确保其真实性与收藏价值。内容涵盖《奔马》《愚公移山》《田横五百士》等徐悲鸿先生的代表性题材，系统呈现其艺术成就、人文精神与时代风貌。
（徐小阳）
徐小阳的这项捐赠与授权，为新加坡徐悲鸿艺术馆的学术定位与公共文化功能，奠定了坚实基础，也标志着江夏堂文化空间在传承与当代转化层面迈出了关键一步。
徐悲鸿的艺术精神
诞生于时代转折
成长于世界行走
也在南洋留下了深刻回声
今天，在江夏堂的空间中
我们所延续的
不仅是记忆
更是一种面向未来的艺术责任
欢迎莅临新加坡徐悲鸿艺术馆。
开馆展日期：3月1日至15日
地址：16 Lorong 35 Geylang, #02-01, Singapore 387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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