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儿子回来晚了。”
二零一七年二月十一日，咸阳机场的到达大厅里，一个八十岁的白发老人突然跪倒在地。
他死死攥着一张发黄的黑白照片，哭声让周围接机的陌生人都忍不住停下了脚步，这哪里是回家，分明是把半个世纪的委屈都哭了出来。
谁也没想到，这场迟到了五十四年的团圆，竟然是因为一九六三年元旦那天，那个年轻的工程兵仅仅想走出营房去散散心。
01
把日历翻回到一九六三年的那个元旦，那时候的中印边境，虽然刚打完仗，但空气里那股子火药味还没散干净。
王琪那年才二十四岁，正是身强力壮的时候，他是测绘工程兵，平时干的就是修路架桥的技术活，在那个年代，家里出了个这样的兵，那是能让全村人都把腰杆挺直了说话的荣耀。
那天正好是过节，部队里也没什么任务，王琪想着这就是个放松的好机会，就跟战友打了声招呼，独自一个人往营地外面的树林里走了走。
这片树林子看着安静，其实是个吃人不吐骨头的迷宫，还没等王琪反应过来，原本晴朗的天气突然就变了脸，大雾像是从地底下冒出来的一样，瞬间就把四周的路给吞没了。
他在林子里转悠了两天两夜，那是真饿啊，肚子里像是有只手在抓，嗓子眼干得都要冒烟了，就在他觉得自己快要交代在这儿的时候，远处传来了汽车马达的轰鸣声。
王琪扒开那些带刺的灌木丛一看，一辆印着红十字标志的卡车正晃晃悠悠地开过来。
在那一刻，王琪觉得自己是得救了，那是红十字会啊，全世界都知道那是救死扶伤的，他拼了命地冲出去挥手，以为遇到了救星。
结果呢？这辆车根本就不是通往医院的，而是直接把他拉进了一座阴森森的军营。
那一刻，王琪甚至还指着自己身上的军装试图解释，可对方那冰冷的眼神分明在说：到了这儿，你就是只待宰的羔羊。
到了印度军营，噩梦才算是刚刚拉开序幕。
那帮人看着他的眼神，不像是在看一个迷路的士兵，倒像是在看一份送上门的“战功”，审讯室里的灯光二十四小时亮着，烤得人皮肉发紧。
审讯官拍着桌子吼道：“老实交代，你们的部队部署在哪里？你是来窃取什么情报的？”
王琪整个人都懵了，他就是一个修路的工程兵，除了会画图纸、会看经纬仪，哪懂什么情报刺探？
王琪反复解释：“我不是间谍，我就是迷路了，我只是出来散步误入了这里！”
可这种大实话在那个特殊的当口，根本没人信，或者说，人家根本就不想信，他们需要一个“活捉中国间谍”的噱头，需要一个能向上级邀功的筹码。
哪怕王琪的骨头再硬，嘴巴再严，也抵不过人家早就写好的剧本，没多久，一纸判决书下来了：间谍罪，有期徒刑七年。
七年啊，对于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来说，这不仅仅是时间的流逝，更是把他的青春直接扔进了绞肉机里。
这七年里，王琪像是被踢皮球一样，被关在不同的监狱里，从旁遮普邦转到新德里，牢房里常年见不到阳光，只有发霉的饼子和浑浊的水。
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他透过铁窗看着外头那一小块黑漆漆的天空，脑子里就只有一个念头在打转：我家里的老娘，这会儿是不是做好手擀面在等我回家？
02
一九六九年，漫长的七年刑期终于熬到了头。
按理说，既然刑满了，要么把人放回国，要么给个痛快话，可印度政府这波操作，简直让人看不懂，甚至可以说是缺德带冒烟。
他们既不判他死刑，也不放他回中国，而是把他像丢垃圾一样，塞进了一辆吉普车，一路颠簸把他扔到了印度中央邦一个叫蒂罗迪的地方。
这地方说白了，就是个现代版的“流放地”，四面全是荒山野岭，周围是原始森林，只有一条破路通向外面，村口还有警察二十四小时盯着。
在这里生活的人，除了王琪，还有几个同样遭遇的中国老兵，以及一些从巴基斯坦、孟加拉逃难过来的流亡者，说好听点是获得了自由，说难听点，这就是个没有围墙的无期徒刑监狱。
警察冷冷地告诉他：“你可以在村子里活动，但不许离开这个区域，不许打电话，不许寄信，只要你跑，我们就开枪。”
王琪站在满是尘土的村口，望着北方，那是家的方向，可现在隔着千山万水，还隔着一层看不见的铁幕。
刚到蒂罗迪的时候，王琪还憋着一股劲，他坚决不学印地语，也不跟当地人深交，因为他觉得只要自己不融入这里，就总有一天能回去。
他去当地的面粉厂打黑工，扛大包，干最苦最累的活，只为了那一口吃的，一个曾经的技术兵种，现在活得连个乞丐都不如。
可是，人是肉长的，不是铁打的，孤独这东西，比饥饿更可怕，它能一点点把人的意志力给磨成粉。
在这个举目无亲的鬼地方，一个叫苏希拉的印度姑娘走进了他的生活，苏希拉家里穷，也不嫌弃王琪是个没有身份的“黑户”，更不介意他那个所谓的“间谍”帽子。
王琪一开始是抗拒的，他怕自己一旦在这儿成了家，那条回家的路就真的断了。
但是日子太难熬了，生病了没人端水，受欺负了没人帮腔，在一九七五年，王琪终于向现实低了头，他和苏希拉结了婚。
你以为有了家，日子就能好过点？
那你是真不了解当时的情况，因为王琪想开个小商店维持生计，结果没给当地的警察交够“保护费”。
那些警察冲进店里，二话不说，抄起棍子就往死里打，硬生生把王琪的一条腿给打断了。
直到二零一七年回国的时候，大家还能看到王琪走路一瘸一拐的，那每一步都在提醒他，这几十年过的是什么日子。
这还不是最让人心碎的，最惨的是他的大儿子。
那孩子从小就聪明，长得特别像王琪年轻的时候，可是二十八岁那年，孩子突然病倒了，病情来势汹汹。
王琪疯了一样地去凑钱，去求人，可他那点在面粉厂扛包挣来的微薄收入，在昂贵的医药费面前，连杯水车薪都算不上。
他就那么眼睁睁地看着儿子在自己的怀里咽了气，因为没钱治病，因为这该死的身份，因为这该死的贫穷。
那一刻，王琪的心彻底碎了，也是在那一刻，这个看似已经在印度扎根的老头，在心里发了毒誓：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我就一定要回家，我不能让我的子孙后代也困死在这个鬼地方！
03
转机这东西，有时候来得让人猝不及防。
到了一九八六年，中印两国的关系稍微缓和了一点，两国之间终于允许通邮了。
王琪用那双布满老茧、颤抖的手，写下了一封家书，信封上写着那个他在梦里念叨了无数遍、甚至怕自己忘了而每天在手心里画一遍的地址：陕西省咸阳县薛录镇薛宅南村。
信寄出去了，能不能收到，王琪心里一点底都没有，这就像是往大海里扔了个瓶子，全看老天爷赏不赏脸。
这封信跨越了喜马拉雅山，辗转了好几个月，终于奇迹般地送到了王琪大哥王致远的手里。
当王致远看到信上那熟悉的笔迹时，全家人都炸了锅，大家一直以为王琪早就牺牲了，甚至连衣冠冢都立过，谁能想到，三弟还活着，还在印度受了这么多年的罪。
王致远颤抖着读着信：“哥，我还活着，我想回家……”
但是，那时候老母亲已经去世三年了，老太太临走的时候眼睛都闭不上，嘴里一直念叨着：“我家老三只是迷路了，他没死，他肯定会回来的……”
二零零九年，王琪的侄子王英军，办了旅游签证，只身一人飞到了印度。
在蒂罗迪那个破旧得甚至漏风的土屋里，叔侄俩抱头痛哭，那场面，连旁边的印度邻居看了都直抹眼泪。
王英军从包里掏出两样东西：一双母亲生前亲手做的布鞋，一本新华字典。
王琪捧着那双布鞋，把脸埋在鞋底上，闻着上面残留的家乡土味，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往下掉，那是娘的手艺啊，是娘一针一线纳出来的思念。
那本新华字典，是因为他在印度待太久了，平时根本没人说中国话，他怕自己忘了中国字，怕回家的时候连路牌都不认识，怕到时候连给娘上坟的祭文都写不出来。
找到了人，接下来的事就该是回国了吧？
哪有那么简单。
印度那边的官僚主义，能把活人气死，从一九八六年联系上，到二零一三年拿到中国护照，中间又是漫长的二十七年。
你敢信？
王琪虽然手里拿到了中国大使馆发的护照，证明他是中国人，但印度方面就是不给他发离境许可，理由还是那个陈芝麻烂谷子的“间谍罪”，甚至还怀疑他这么多年在印度是不是搜集了什么新情报。
一个在农村扛面粉、开小卖部的老头，能搜集什么情报？这简直就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这一拖，又是四年，王琪从七十多岁拖到了八十岁，头发全白了，背也驼了。
直到二零一七年，这事儿被媒体曝光了，中国外交部强力介入，态度非常强硬，必须让老兵回家。
这下，印度方面终于顶不住压力了。
二零一七年二月十日，离境许可终于批下来了。
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王琪愣了半天，没说话，只是默默地转身去收拾那几件破旧的衣服，苏希拉看着他，没拦着，这个陪伴了他四十多年的印度女人心里清楚，丈夫的心，从来就没有真正属于过这里。
04
二零一七年二月十一日，飞机终于降落在了咸阳机场。
舱门打开的那一刻，八十岁的王琪深深地吸了一口凛冽的空气，是这个味儿，是家乡西北风的味儿，带着点黄土的腥气，却比任何香水都好闻。
几十家媒体的长枪短炮对着他，无数闪光灯在闪，但王琪顾不上这些，他在人群里疯狂地寻找那些熟悉又陌生的面孔。
侄子王英军在人群里喊了一声：“叔！”
王琪颤颤巍巍地走过去，一把抱住了侄子，两个大男人哭得稀里哗啦。
回到老家的第一顿饭，家里特意准备了手擀面，那是他念叨了五十四年的味道，是他梦里流着口水都要想的美味。
可是，当热气腾腾的面端上来的时候，在场的人看着看着，心都酸了。
王琪手里拿着筷子，手一直在抖，怎么也夹不起那一根根面条，在印度几十年，他早就被迫习惯了用手抓饭，筷子怎么用，那肌肉记忆早就被生活给磨没了。
弟弟王顺眼圈红了，轻声说：“哥，咱们慢慢吃，不着急。”
王琪低下头，像个孩子一样，大口大口地吞咽着面条，一边吃，一边眼泪掉在碗里，这哪里是面，分明是五十四年的乡愁。
这一碗面，他吃了整整五十四年，才吃到嘴里。
第二天，王琪去了母亲的坟前。
那是一个小小的土包，长满了荒草，寒风吹过，枯草瑟瑟发抖。
王琪扑通一声跪在地上，把头深深地埋进土里，双手抓着坟头的黄土，指甲里全是泥。
他哭喊着：“妈，儿子不孝，儿子回来晚了，儿子来看您了……”
那哭声，撕心裂肺，在空旷的田野里回荡了好久好久，连树上的乌鸦都吓得飞走了。
八十岁的老人，在这一刻，哭得像个找不到家的孩子。
05
王琪的故事讲完了，但留给我们的那个背影，却怎么也挥之不去。
他在印度的那五十四年，就像是一场荒诞的梦，因为一次迷路，因为一种偏见，一个人的一生就被彻底改写了。
苏希拉虽然不舍得，但她知道这是丈夫一辈子的愿望，后来，王琪的儿子和孙女也都跟着来到了中国，虽然语言不通，生活习惯不同，但这片土地的包容，足以让他们慢慢扎下根来。
有人问过王琪，恨不恨当初抓他的那些人？恨不恨那七年的牢狱之灾？
老头总是摇摇头，不说话，只是看着窗外的月亮发呆。
恨有什么用呢？恨能把那一头黑发恨回来吗？恨能把死去的儿子恨回来吗？恨能让他再见老母亲一面吗？
其实，最讽刺的是，那个被扣了五十四年“间谍”帽子的人，到最后也没带走印度的一草一木，甚至连个像样的家当都没有，只带走了一身还不完的情债和满身的伤病。
历史有时候就是这么爱开玩笑，它轻轻打了个喷嚏，一个人的一生就被吹得七零八落，连个渣都不剩。
好在，落叶终究还是归了根。
虽然这根，接得有点太晚，太苦了，但这大概是老天爷留给这个倔强老兵最后的慈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