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人之初》播出后，因其跨越近三十年的双线叙事、对上世纪九十年代社会图景的回望，以及在罪案外壳下对人性光明的执着探寻，引发了广泛讨论。剧集收官不久，同名原著小说正式出版。作为该剧的编剧兼原著作者，编剧、导演、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陈宇近日接受了澎湃新闻专访。
小说《人之初》封面
本次采访围绕《人之初》的创作源头、核心母题、小说与剧集的差异等展开。陈宇坦言，九十年代是一代人“青春与时代叠加”的记忆场域，而“光”始终是他创作中一以贯之的意象。他相信，“黑暗是光没有到的地方”，艺术的使命正是在最深的罪恶中挖掘人性的真善美。面对观众对剧集碎片化叙事的反馈，他强调创作者应倾听而非抱怨，并解释了从小说到剧集在结构、人物、结局上的调整逻辑。此外，他还分享了自己“先有小说雏形、再同步开发剧本”的独特创作模式，以及对长剧未来与叙事本质的思考。
陈宇
在罪恶中挖掘人性的光芒
澎湃新闻：《人之初》的故事扎根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社会图景，那段历史对您意味着什么？有观众猜测故事原型与河南登封“红船案”有关，最初的创作念头是如何萌生的？
陈宇：九十年代是我自己成长的时代，那是一个风起云涌的大时代。小平南巡之后，中国从计划经济全面转向商品经济，人的经济面貌、精神面貌、文化面貌都发生了巨变。那是文化快速输入的时期，西方的文学、哲学、社会学思潮涌进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与思想文化自由这两个浪潮叠加在一起，构成了一个极具故事性的九十年代。《人之初》的故事一半放在那个年代，正是因为它能提供丰富的叙事土壤。一些具体案件，确实会给我一些情节上的启发，但艺术创作不是复刻现实。我是看了很多资料后，进行整合、提取，最终塑造出属于自己的故事。
电视剧《人之初》剧照
澎湃新闻：《人之初》常被拿来与您之前的作品《坚如磐石》比较，两本书英文名都包含light（光）的意象。您是否在有意延续某种叙事母题？“光”对您而言意味着什么？
陈宇：你很敏锐。我过去一度认为光与黑暗是此消彼长的两个实体，但后来我的想法变了。我现在认为，黑暗并不是一个实体，它只是光没有到达的地方。光才是有指向、有内容的实体。对我而言，光就是人性中的真、善、美。听起来很老套，但我觉得这正是艺术从古典主义到今天仍应坚持的核心：去挖掘、呈现并弘扬这种光芒。当然，人性中也有自私、虚荣、伪善，但艺术的任务，恰恰是在最黑暗、最罪恶的情境中，去寻找那一点微光。从《坚如磐石》到《人之初》，这个母题是一以贯之的。
《坚如磐石》电影海报及小说封面
澎湃新闻：剧集已播完，小说才出版。您预设的读者是谁？同一个故事，值得人们再读一遍的理由是什么？
陈宇：我想吸引两类人：一是喜欢悬疑、罪案类型小说，对东亚当代生活感兴趣的读者；二是看过剧集、希望了解更丰富细节和心理描写的观众。小说里有一半内容是剧集没能容纳的，比如更多人物内心独白、背景铺陈和主题延展。我的创作模式也比较特别，通常先有一个小说的基本样貌，然后同步开发剧集，在剧本创作过程中再回头完善小说。所以这本书不是剧集的附属品，而是一个平行但更深入的文本宇宙。
长剧是人类底层刚需，永远有人看
澎湃新闻：小说采用高风与吴飞飞第一人称交替叙述，结构工整。剧集则改用多线拼图式叙事，前几集信息密度高，有观众反映看不懂，容易弃剧。您在改编时如何权衡？是否担心观众失去耐心？
陈宇：小说和剧集是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小说可以做多线、多视角的复杂叙事，让读者慢慢拼凑图景，但剧集要考虑观众的接受习惯。我们保留了双线主体，但简化了线索，采用了所谓的“DNA螺旋式叙事”——两条时间线交替推进。这比一般的线性叙事更有挑战性，可能会让部分观众感到吃力。但我相信，随着大家看类似剧的体验增多，观众对复杂叙事的解码效率也会持续优化。我希望通过这样的尝试，为国产剧的叙事方式带来一点创新和突破。至于效果如何，交给观众评判。我不会因为观众没get到就失望或抱怨，他们的感受是真实的，值得尊重。创作者要做的，是认真倾听反馈，分析背后的原因，在后续创作中修正和提升。
电视剧《人之初》海报中的DNA双螺旋元素
澎湃新闻：剧中王景春饰演的吴国豪极具存在感，甚至被部分观众视为真正主角，但小说中他并非如此突出。这种强化是表演加成，还是有意调整？
陈宇：从戏剧功能上说，吴国豪是一切事件的起因和核心推动者之一，但他不是动作的发出者。推动整个寻真相旅程的是高风和吴飞飞，他们是男女一号。吴国豪是因果链上的关键节点。之所以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一方面是因为王景春老师极其出色的表演，把人物身上九十年代跨越而来的复杂性、黑暗感与人性张力演活了。另一方面，这个角色本身就承载着时代转型期的典型矛盾。但故事的本质，仍然是讲今天的年轻人如何面对历史遗留的黑暗，如何回答“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这三个哲学问题。
王景春饰演的吴国豪
澎湃新闻：小说与剧集有不少细节差异，比如“船”在书中叫“睡美人饭店”，剧中改为“国际俱乐部”；吴国豪在书中伪装残疾坐轮椅，剧中改为患糖尿病，等等。这些改动出于什么考虑？
陈宇：改动原因多种多样。有些是艺术形式差异所致，比如小说里吴国豪坐轮椅，在文字中没问题，但在影像里会极大限制调度和表演，所以改成糖尿病更合适。有些则涉及社会影响和审查尺度的综合考量。比如“睡美人饭店”这个名字，在书里可以存在，但在面向更广泛受众的剧集中，可能会引发不必要的联想或误解，因此调整为“国际俱乐部”。这些改动都是在艺术表达、媒介特性、社会接受度等多重因素下权衡的结果。
澎湃新闻：小说结尾，高风与吴飞飞为自己刻下“两个母亲”的墓志铭，并重新定义生日，悲怆而点题，剧集结局则更显光明。为何做出这样的调整？
陈宇：小说作为一种更硬核的艺术形式，可以在情感和思想上走得更极致，留更多空白给读者自我建构。而剧集作为大众艺术，需要一个更封闭、更清晰的结局。好莱坞所说的happy ending，本意并非大团圆，而是指每个人物都有确定的归宿。我们在剧集中做了适当调整，让命运的落点更明确，是为了适应更广泛的观众群体对叙事完整性的需求。这不是妥协，而是不同媒介对叙事完成度的不同理解。
剧集版《人之初》结尾
澎湃新闻：您既是学者，又是实践者，从电影到电视剧，再到提出“新主流电影叙事理论”。您如何总结自己的创作策略？未来还想尝试哪些题材？如何看待长剧市场？
陈宇：我始终认为自己是一个讲故事的人。无论是做编剧、导演、写小说还是做研究，核心都是对“叙事”本身的迷恋。我花了大概十年时间面壁思考叙事的内在原理，也形成了一些方法论，比如“叙事动力学”。我关心的从来不是“讲什么”（about something），而是“怎么讲”（how to tell）。只要一个故事能让观众觉得妙趣横生、欲罢不能，能从中获得情感、知识或精神的满足，它就有“叙事价值”，无论题材是体育、爱情还是家庭琐事。
我未来会尝试科幻、爱情等各种类型，只要它有力、有叙事魅力。至于长剧市场，我不悲观。短视频是浅度阅读，长剧和电影则是深度阅读，后者是人类的底层刚需。它可能不再占据观众大部分的时间，但一定会持续存在。我们的任务，不是抱怨时代，而是做出足够好的作品，去吸引那些依然渴望深度体验的观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