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的凌晨本该安静，检调却掀起十八处同步搜索的巨浪。
2月10日，台北地检署调度调查局国安站人员，兵分三十路，突查立委高金素梅与其团队成员住所、办公室、协会据点。搜索令来自法院，罪嫌锁定诈领助理费、违规采购快筛试剂与申请补助等三条线。当天扣押了合约、财务凭证、电子设备与二十余箱文件，高金本人被限制出境。岛内舆论瞬间分裂：蓝营称这是政治清算，绿营则强调“司法无色”。
搜索启动不到二十四小时，国民党、民众党和多名社团领袖就公开声援高金，称“检方带着预设立场”。前高雄市长韩国瑜、立委黄国昌、罗智强接连发声，理由很简单：高金素梅长期以“原住民立委”“中华民族认同者”自居，是绿营视为“山地统派”的代表。倘若她被摁住，原住民选区的蓝白盘就可能松动。
台北政坛熟悉的另一张面孔——主持人黄智贤——却唱了反调。2月11日晚，她在节目里先肯定检方“敢碰民代”，又列举高金团队发放快筛的过程，暗示可能触犯选罢法。语气不激烈，但字里行间的怀疑，引来岛内统派观众“落井下石”的评价。最刺耳的，是那句“黑熊学院拿不到政府钱，高金协会凭什么能拿？”
黑熊学院是由沈伯洋创办的民防培训组织，自称“防卫台湾”。在岛内司法认定里，它确实没有公款补助资格，但原因是“组织宗旨与现行补助规范不符”，而非违法。黄智贤把两者并列，用于强调“补助审查应一视同仁”，却被解读为把原本政治立场对立的两股势力拉到同一个天平上。
岛内司法流程并非铁板一块。检方要进行搜索，需向地方法院申请令状，且需说明“罪嫌重大”与“证据恐灭失”。外界质疑之处在于：检调是否绕过了预防原则，采取“逮到就扣”的强攻模式。二○一八年的王炳忠案就是前车之鉴。当时检调同样声称“涉嫌共谍”，最终法院判无罪，却已导致当事人被限制二年出境、名誉受损。
黄智贤对此的回应是：“正因没羁押、最后判无罪，才证明台湾司法有底线。”她忽略了一个技术细节：羁押只是强制手段，是否使用取决于“羁押必要性”，与起诉后是否有罪并无必然连结。程序正义若被模糊，只谈最终结果，就很难让外界信任检调在办案时没有政治考量。
高金案目前的指控主轴之一是“助理费”。立法院每年编列公费助理薪资，由立委申报后转发给助理本人。若出现“人头助理”或“回扣”，检调视同贪污治罪条例的“侵占公有财物”。过去十年，蓝绿皆有人因此判刑，例如民进党前立委洪奇昌与国民党前立委简东明。值得注意的是，助理费争议多靠证人笔录与银行流水证明，属于证据门槛相对清晰的案件，不宜由政治立场左右。
第二条线“快筛案”则较复杂。高金团队二○二二年疫情高峰时自购快筛、分送选民。若资金来自协会公益补助，需对接卫生部门核销。检方要证明贿选，必须查出“对价关系”，即有无在赠送时明确要求或暗示投票。此处的证据通常是选民陈述、通讯记录或活动影像，比起助理费案更难定罪。
为何蓝营仍将此案定位为“政治追杀”？关键在时间点。立法院新会期刚启动，一例党籍不多的原住民委员若被法律缠身，会削弱在议事攻防中的人头计算。加上今年岛内将进入地方县市议员补选期，原住民票仓对各党至关重要。检调能否避嫌，取决于是否对类似情节的绿营人士同样雷厉风行。
再说到黄智贤。过去，她因直白抨击“台独”在大陆拥有高人气，常被视作“敢言者”。然而近年她的立场出现微妙变化：一方面主张两岸和平，另一方面又强调“内部和解”。在岛内媒体市场急速紧缩的背景下，许多主持人被迫在政营资本之间周旋。黄智贤的谈话，或许就是这种“生存语言”的产物。
岛内法学者提醒公众谨记三条底线：一是无论蓝绿，都要以同等标准检视检调行使强制处分的必要性；二是政治人物接受公款补助必须公开透明，绝不能用意识形态换取豁免权；三是媒体人的评议应回到事实，而非把“信仰”当作审判的标尺。
此刻的焦点虽在高金素梅，但更深的隐忧在于，若任何一方动辄给司法贴上颜色标签，久而久之，社会对法律的信赖度只会持续下滑。当程序被怀疑，结果再公正也难服众；当论述只剩立场，真相也会在呐喊中淹没。
检方已表示，案件侦办仍在“保密阶段”，后续将依查扣资料约谈相关人等。政治圈却早已硝烟四起。蓝白阵营要求公开搜索票与具体事证，绿营则反呛“若清白就别怕调查”。此类互斥话语在社交平台迅速发酵，把法律问题推向政治炼狱。
如果未来法院真的认定高金有罪，蓝营势必指责“政治审判”；若判无罪，绿营又会大谈“司法独立”。这便是台湾现行政党竞争的吊诡循环：输家控诉司法迫害，赢家赞颂制度健全。黄智贤在节目中喊出的“给司法空间”，听来公允，却无法解释为什么这个空间总是随着权力流向而弹性变化。
现实是，检调机关的预算、人事与督导权皆握在行政院和“法务部”手中，再加上媒体版图集中在少数财团，政治讯号往往能快速传导到一线侦查。要摆脱“颜色司法”的批评，只靠口号不足，更需要可被验证的透明程序，例如当场给付搜索票全文、限制出境后定期向法院说明进度等。
最终，这场风波会走向哪种结局，取决于两条脉络：一是检方能否提出硬证据证明贪污与违法补助；二是社会能否在政治怒吼之外，静下心来检视程序是否合乎比例原则。若两项都过关，高金再具人气也难逃法律制裁；若有一项破洞，案件就会成为选举前经典的“起诉即判决，开庭就无罪”案例。
回到最初的问题：黄智贤是否“倒向”或“幸灾乐祸”？或许更准确的说法是，她选择了在镜头前扮演“法治守门人”的角色，却忽视了修辞的温度。对一个历经多年政治攻防的人物而言，一句似是而非的假设足以造成新伤害。舆论的锋利，让任何尝试踩平衡木的人，都可能被两头推下。
在岛内“司法政治化”与“政治司法化”交缠的当下，最缺的不是擂台，而是冷静的证据与程序讨论。高金素梅案只是序章，真正的考题是：当下一位被搜索的人立场与你不同，你是否仍愿意坚持同一把尺？
当夜色再次笼罩台北，新闻仍在滚动，社交媒体的键盘仍敲得山响。夺人耳目的口号之后，沉甸甸的调查卷宗正等待翻页。最终，历史会记得的，是谁努力让真相充分对话，而不是谁在灯光下说得更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