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作家写作属于“不平则鸣”，感觉有什么不公平的，就要写出来，感觉有什么不公正的，就要说出来，似乎他们是“春江水暖鸭先知”中的鸭子，最先知道一些社会信息，也会最早做出一些评论，要秉持公平公正的理念，而不是像权贵那样官官相护。
孔子说过诗歌的四种功能，叫做“兴观群怨”。其中“兴观群”的功能发挥得比较充分，而“怨”的功能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或者说在权力系统的挟持下，诗歌“怨”的功能受到了限制。统治阶级掌握权力，并不想让诗人们写怨刺的诗歌，也不想让散文家写抨击时政的散文。作家要创作小说，有可能讽刺当时的社会现实，可是统治阶级仍然要控制他们的写作，不让他们讽刺力度太大，或者说不让他们讽刺现实。于是作家就只能写古代的事，写未来的事，写外国的事，却偏偏不写当下的事。虽然他们可以借古讽今，可以借助未来的事对比当下的事，可以借助外国的事对比当下的事，但统治阶级并非毫无察觉，而是让其有限度地发表作品，而不会完全放开。诗人往往比较多愁善感，遇到不公平的事，就要发泄出来，主要还是对自身命运的不公平发出喟叹，就像李白写的那样，“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又写“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他的思想和人格都是矛盾的，尤其有了功名利禄之心之后，就不再是原原本本的自己了，写的诗歌大多充满了功利之气，没有什么旷达的情怀。追求功利的人会引用他的诗歌，而闲适散淡的人也会引用他的诗歌。似乎他的诗歌是万金油，可以获得不同人的认可。
一般来说，社会上有很多不公平、不公正的事，尤其是普遍存在阶级压迫，并不是诗人能够改变的，也不是散文家和写小说的能够改变的。韩愈在《送孟东野序》里面说：“物不得其平则鸣。”不仅是诗人，作家也是这样，受到了打击，就会像动物一样悲哀地鸣叫。无论诗人还是作家，都有一定的文字表达功力，会用文字来表达不平之气，会悲哀地鸣叫，但这种叫并不被统治阶级喜欢。即便有些诗人已经成了体制内的官员，也仍然要“不平则鸣”。可是这种不平，只是他们认为的不平，或者说是被统治阶级限定在一定范围内的不平，却不是真正的不公平。真正的不公平是阶级差距，是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的压榨和剥削。可是诗人或作家并没有完全表达这种压榨和剥削。而是转向了内心，要慨叹自身命运的不公，虽然有一些小家子气，但写出来的诗文可以发表，写出来的故事也可以发表，并不具有深刻的批判性，也不一定有清醒的认识。看似“不平则鸣”是一种创作动机，或者说“不平”诱发了“鸣”，实际上只是诗人或作家感受到自身的命运不公平，却没有感受整个社会的不公平，或者说他们看到了阶级差距和压迫，却并不能改变现状，甚至写出来都不行。
诗人还好说，写一写春花秋月，写一写个人的小情绪，当然是可以的，甚至这样的作品多如牛毛，同质化现象非常严重，但就是可以发表，可以传唱不衰，证明统治阶级在用这样的诗词来愚民。老百姓学习之后，就只能感受外界的美好，却偏偏忘了自身的悲惨遭遇。就像陶渊明写的田园诗一样，总是那么美好，而现实生活却非常悲惨。陶渊明要靠亲朋好友接济才能生存下去，最终在贫病交加中去世，或者说是被饿死的。诗人写的诗很美好，却并不能反映现实的苦难。诗词本身就是审美的，总是用美好的意象和意境来感染人，用美好的情感来影响人，却偏偏脱离了真正的社会现实。诗词是一种美学化的玩意儿，是文人士大夫们玩的东西，虽然来源于民间，到现在民间还有很多歌谣，但真正正统的诗词是脱离民间的，是文学界的宠儿，也是令人费解的，并不是让人一读就懂的。诗词成为文人士大夫们的玩物，会变得日渐精致化，讲究内在的韵律和结构，却偏偏忽略了现实生活的苦难，忽略了真实的现实生活，当然也就只是高高在上的一种精致的东西，就像一件精美的瓷器，没有什么用处，只能摆在显眼的位置供人们欣赏。
作家不是诗人，要写小说供人们阅读。小说会采用虚构的笔法，会借古讽今，会借助动物性的语言来讽刺现实，当然就变得非常灵活。可是偏偏有一些小说作家失掉了社会责任感，并没有发现社会矛盾，也没有发现阶级差距，没有发现普通劳动者痛苦的根源，却总是歌功颂德，或者写一些玄幻、修真、犯罪之类的刺激性的东西，却没有真正贴近现实生活。那么作家就没有不平则鸣，而只是把小说当成诗词一样的东西来玩弄，虽然贴近地气，让很多人能够读到，甚至很吸引人，但这样的小说只是营造了一个虚幻的世界，并没有和现实生活挂钩。并不是阅读量大的小说就一定是好的小说，而是人们都认为小说写的真实，对现实生活有所反映，能够对读者有所帮助，还能流传久远，就算是好的小说。现在很多网络小说靠资本推动，宣传造势，看似比较美好，实际上乏善可陈。真正的作家应该有社会责任感，应该能够发现社会中的矛盾，写出这种矛盾，就算是“不平则鸣”。倘若没有社会责任感，那么作家即便看到不公平的事，也不会写出来，而是会写虚幻的那类网络小说，用来赚取点击率。其实就是把小说当成了赚钱的工具，当然也就没有什么社会责任感了。作家的写作会体现一定的思想倾向，也会体现一定的哲理，并非只是就事论事。作家往往会秉持公平公正的理念，却发现这样的理念有时候靠不住，因为在权力的胁迫下，在资本的收买下，所谓的公平公正只能是相对存在的，甚至是统治阶级的公平公正，而被统治阶级却没有公平公正可言。
发现了这样的道理，就会知道所谓的公平公正只是一种谎言，而真正起内在作用的是权力和钱财。钱财可以购买权力，那么社会真正起作用的只有一个因素，就是钱财。当作家“不平则鸣”的时候，却发现“鸣”了也不管用，就只能屈从于市场的需求，写文章糊口，甚至要写刺激人神经的低俗的东西，寻求致富之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