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导报 文学园地
作者：浙江理工大学 徐青
2025年深秋，一部装帧素雅、散发着墨香的新书，悄然摆上了日本多家书店学术专区的书架。它的书脊上印着《中国文化要义》的日文译名，著者是梁漱溟。这部被中国学界奉为经典的著作，历经整整十年的翻译、校订与打磨，终于首次以完整的面貌抵达了日语世界。这不仅仅是跨越海洋的物理位移，更是一次思想的远航，一次在时间的沉淀中完成的、艰难而精深的学术跋涉。
一、烽火中的哲思：一部经典的重量
梁漱溟（1893-1988），被誉为中国现代新儒学的开山者和乡村建设的实践先驱，是20世纪中国思想史上无法绕过的巨擘。他的一生与中国波澜壮阔的现代史紧密交织，其思考始终围绕着一个核心命题：在西方文明的剧烈冲击下，历史悠久的中华文明将何以自处？其真正的精神内核是什么？
《中国文化要义》正是他对这一时代之问的系统回答。该书构思并主要撰写于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1941-1949年）。在民族存亡的绝境中，梁漱溟坚信，一个民族若不了解自身文化的“要义”与所长，便无法确立真正的自信，也无法找到通向新生的坚实道路。他摒弃了简单的文化优劣论，以惊人的思想穿透力，构建了一套独特的文化比较体系。
梁漱溟认为，人类文化的发展大体有三条路径：西方文化“向前追求”，强调征服自然，满足物质欲望。印度文化“反身向后”，致力超越现世，求解脱之道。而中国文化则“持中调和”，其根本精神在于追求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伦理秩序。他将中国社会概括为“伦理本位”的社会，与西方的“个人本位”社会形成对比，认为中国文化的早熟在于其将宗教、法律等问题都化为道德伦理问题，以人情、礼俗来维系社会运转。
这些深邃的思考，使《中国文化要义》自1949年初版以来，数十次再版，累计发行数十万册，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理解自身文化传统的一把关键钥匙。2005年，它入选标志性的《世纪人文系列丛书·世纪文库》，其跨越时代的学术生命力得到了再次印证。将这样一部凝结了民族苦难时期最深切反思的思想结晶引介出去，其意义不言自明。
二、十年跋涉：在“前AI时代”的“手工”治学
2015年，当《中国文化要义》获得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立项时，主译者和团队面对的，是一座令人望而生畏的思想高峰。项目的完成，最终用了十年。这十年，恰逢翻译技术（如AI翻译）从萌芽到迅猛发展的时期，但项目最核心、最艰难的爬坡阶段，却是在“前AI时代”依赖最传统“手工”方式完成的。
首要的挑战是译者知识结构的转型。项目主译者此前虽有丰富的翻译经验，但多集中于中国现代文学领域。翻译张爱玲笔下的上海风情，与翻译梁漱溟纵横于哲学、史学、伦理学、社会学和中西比较哲学的思想巨著，是完全不同的两重天地。这意味着译者必须暂时离开相对熟悉的文学审美领域，沉潜到先秦典籍、宋明理学、中西哲学史等浩瀚的学术海洋中，进行大量的补充研读。翻译，在此首先成为一次深度的学术进修。
那个时期，机器翻译对处理如此精深的学术文本仍力不从心，人工智能辅助工具尚未普及。译者的案头，堆满了厚重的“原始工具书”，日本的《大汉和辞典》、《广辞苑》；中国的《汉语大词典》、《辞源》，以及各种专门的古籍辞典和学术术语词典。书中旁征博引的大量中国古代经典文句，都需要逐一核对原典，确保理解无误。这是一种近乎“手工业”的治学方式，依赖纸笔，依赖反复的精读与揣摩，依赖对工具书一页页的翻阅。过程虽然极其繁复耗时，却也在最大程度上避免了技术可能带来的浅层理解和误读风险，迫使译者与文本的每一个字、每一个概念进行“肉搏”，从而打下了异常扎实的学术根基。
最大的技术难关之一，是构建一套统一、精准且符合日语学术规范的术语翻译体系。梁漱溟思想中有大量独创或赋予特殊内涵的概念，如“理性”“伦理本位”“德谟克拉东”等。如何让这些概念在日语中“安家落户”，既不失梁漱溟本意，又能为日本学界理解和接纳？
三、双重校验：锻造学术翻译的可靠性
为了保证这部经典译本的质量，项目设计并践行了一套近乎严苛的多重校验机制，这构成了方法论上的重要创新。翻译初稿完成后，首先经过译者自查和团队内部的交叉审读。但这仅仅是第一步。基于项目评审专家“需有日语母语学者深度参与”的建议，团队特别邀请了日本政治哲学、思想史研究领域的权威学者、爱知大学的铃木规夫教授担任日方审校专家。
铃木教授的任务至关重要。他从日语母语者和专业学者的双重视角，对译稿进行逐字逐句的审读。他不仅要纠正可能存在的理解偏差，更致力于打磨文风，在保持学术著作严肃性的同时，使其表达更符合日语读者的阅读习惯，在“信”与“达”之间寻找最佳平衡点。它确保了最终的成果，不仅是一部语言转换的译作，更是一部经得起学术推敲、可信赖的研究性文献。
四、为何是日本？文明对话的深意
在全球化时代，将中国学术经典译介出去的必要性已被广泛认同。但《中国文化要义》的东渡日本，有着尤为特殊和深远的考量。
从学术层面看，日本拥有深厚的汉学传统，对中国古代文化研究硕果累累。然而，对于20世纪以来中国的现代思想转型，特别是像梁漱溟这样的新儒家代表人物的系统性研究，仍存在明显的空白。这种研究的断层，使得日本知识界在理解现代中国的精神脉络和发展逻辑时，容易不自觉地套用西方的理论框架，难以形成“同情的了解”和内在的视角。
从社会认知层面看，许多日本民众对中国的印象存在着“时代割裂”：要么是遣唐使时代的盛唐光华，要么是近代以来的积弱形象，而对于现代中国如何在延续文化传统的基础上探索自身发展道路，则知之甚少。这种认知的鸿沟，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国威胁论”等片面论调提供了滋生的土壤。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竭力阐发的，正是中国文化内在的和平主义特质、对和谐秩序的追求（“伦理本位”）以及“和而不同”的包容智慧。这些思想资源，正是化解误解、增进理解的一剂良方。
此外，中日思想史上本就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梁漱溟本人的思想也曾受到过某些日本学者的影响。此次翻译，仿佛重新接续了一段沉寂的思想对话。在当代，当中日关系历经风雨，更需要从文明对话的深度寻找稳定与合作的基石。共同审视梁漱溟提出的“中国文化向何处去”这一世纪之问，或许能让两国学界超越一时一地的纷争，在东亚文明共同的现代命运与未来前景这一更大命题下，找到更多的共同语言。
五、超越翻译：文本的再生与思想的涟漪
基于“学术型翻译”的定位，最终呈现的日译本《中国文化要义》不仅仅完成了文本的转换。译者撰写了长篇学术性前言和解题，详细梳理了梁漱溟的生平、思想脉络、该书的历史语境与核心观点，为日本读者提供了必要的导读。书中还增添了详尽的译者注，解释历史文化背景和概念难点。这些“副文本”共同将译本构筑成一个自足的知识体系，使其本身成为日本学界研究梁漱溟乃至现代中国思想的一个可靠起点。
2025年11月，这部凝结十年心血的译作由在中国学研究出版领域享有声誉的日本国际书院正式出版。它的诞生，意味着梁漱溟的核心思想首次以系统、完整的形式进入了日语读者的视野。这是中华学术外译工程的一次扎实落地，更是中日思想文化交流史上一个值得标注的时刻。它关乎过去，一个民族在危难中如何认识自己。它也关乎未来，不同的文明如何在深刻理解彼此“要义”的基础上，寻得共处与共生之道。思想的东渡，不是为了输出答案，而是为了邀请另一片土地上的智者，共同思考那些关乎人类文明命运的、永恒的问题。这，或许正是学术翻译最崇高、也最珍贵的价值所在。
《中国文化要义》，梁漱溟著，徐青、铃木规夫译，国际书院，2025年1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