乙巳蛇年的轮盘即将转满最后一格。
乙巳蛇年的轮盘即将转满最后一格。按老辈人的说法，蛇年是极有灵气的年份，白素贞在西湖断桥修炼千年，方得一回眸的缘分；汉高祖芒砀山拔剑斩蛇，遂有开创大汉四百年的气运。蛇这种生灵，仿佛总与天道轮回、人间气数有着隐秘的勾连。今岁将尽，我坐在北方寒冬的屋子里，却想起6年多前在南海永兴岛上遇见的那条蛇。
8月的永兴岛，暑气蒸腾。从飞机上俯瞰，那片海蓝得不像是人间该有的颜色——不是画家调色盘上任何一种蓝，倒像是天穹漏下的一滴溶溶的泪，化在这无边的汪洋里。礁盘环抱处，潟湖的水色又浅了几分，翡翠似的，清清亮亮地映着云影天光。待得踏上岛，那潮湿的空气便扑面而来，黏黏的，润润的，仿佛整座岛刚从海底浮上来，身上还带着海的呼吸。
就在西沙宾馆的门廊里，我看见那条蛇。
它正努力地往门缝里钻，半个身子已经挤了进去，黑黢黢的鳞片在日光灯下泛着幽暗的光。凭我有限的生物学知识，从那三角形的脑袋，也能断定这是一条毒蛇。大约是岛上太过闷热罢，它也想着到宾馆的空调房里凉快凉快。我正愣神间，一个中年男子已经抄起棍子，几下便将它打死了。
守岛的战友后来告诉我，岛上原本极少有蛇。这一条，多半是随物资运输的船只，从海南岛那边无意间带上来的。“可不敢往草丛深处去，”他叮嘱我们，“真要叫咬上一口，可不是闹着玩儿的。”
那条蛇来得蹊跷，死得也利落。可我却总忘不了它拼命往门缝里钻的样子——那是一种对“别处”的渴望。它本不该属于这座岛，却因缘际会地来了；它想找一个凉快的地方栖身，却丢了性命。人与岛的相遇，又何尝不是如此？那些守岛的兵，他们本也可以在繁华的内地找个凉快的去处，却偏偏来到这高温高湿的“火焰山”，一待就是两年、五年、十几年。
我曾在军史馆里看到过一张老照片：上世纪五十年代的高脚屋，几根木桩撑起一方薄薄的木板，人就住在那上面，脚下就是日夜拍打的海水。守礁的士兵养了条狗作伴，那狗却因受不了那份无边的寂寞，竟跳海自尽了。这个故事听得人心头一颤——连狗都熬不住的孤独，人却要一天天、一年年地熬下来。
其实永兴岛的孤独，又何尝只是今日之事？
翻检史籍，早在汉唐时期，南海已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要冲，我们的先民“以海为田”，在这片祖宗海上耕波犁浪。宋代水师巡至西沙，明清两代更是明确将诸岛纳入版图。然而近代以降，这片海却屡遭窥觑。1932年，法国人来了；1939年，日本人来了，在岛上筑起炮楼，疯狂盗采鸟粪，那高耸的碉堡至今还立在宣德路边，像个不肯散去的幽灵，日夜警示着后人。
直到1946年11月，永兴、中建两舰劈波斩浪而来，年轻的士兵们登上这片焦土，竖起了“海军收复西沙群岛纪念碑”。碑上“南海屏藩”四个大字，是当年张君然所立，至今犹在。从那时起，一代又一代的守岛人，便用青春和热血，在这片高温高湿的土地上，扎下根来。
岛上有一种树，名叫抗风桐。无论多大的台风刮过，它都傲然挺立。哪怕被吹断了的枝条，落地便又能生根发芽。守岛的官兵，也爱种这种树。他们从老家背来一包一包的土——西北的黄土、中原的黏土、东北的黑土——撒在这片珊瑚沙上，种下树苗，也种下决心。“中队官兵要像抗风桐一样，扎根生长、坚韧不拔。”指导员的话，朴实，却有力量。
每天清晨，三沙市政府楼前的广场上，都会举行升旗仪式。旗杆高19.46米，纪念1946年的收复；升旗时间定在7时24分，那是三沙市成立的时刻。年轻的旗手们腿上绑着沙袋练正步，脚踝套着弹力带练定位，为的是国歌奏完那一瞬，国旗刚好升到杆顶。那一面面升过的国旗，都被郑重地收藏在“国旗陈列室”里，每一面都有编号，都有故事。
海风咸湿，烈日灼人，站岗的哨兵不一会儿就汗透衣背，脸上晒出“三沙黑”。可他们站的笔直，目光投向远方无垠的海面。那目光里，有“南海屏藩”四个字的千钧重量。
那条蛇，终究是个闯入者，来了，便死了。而守岛的人，却是心甘情愿把自己种在这里的。他们把青春揉进海风里，把思念埋在白浪下，把忠诚刻在礁石上。几年前的惊鸿一瞥，那条黑蛇早已化作尘土，可那些年轻的、古铜色的脸庞，却如同抗风桐一般，生生不息地扎根在这片蔚蓝之中。
蛇年将尽，马年即来。天地间的轮回复替，一如南海的潮汐，涨了又落，落了又涨。而那座小小的岛，将永远与它的守护者们在一起，在云飞浪卷之中，在海水绕海礁的歌声里。
夜已深，窗外仿佛又传来那熟悉的旋律：“在那云飞浪卷的南海上，有一串明珠闪耀着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