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一队来自新中国的艺术使者跨越重洋，落脚在了南美洲的乌拉圭。
出发前，毛主席特意把带队的负责人叫到身边，千叮咛万嘱咐：“那边有个叫萧子升的老乡，你到了地头，务必联系上他，劝他回家看看。”
这位团长也是湖南人，揣着主席的嘱托，兴致勃勃地赶了过去。
那时候，萧子升在乌拉圭那个圈子里，已经是响当当的人物了。
照理说，漂泊半生的游子，乍一听故土来人，而且还是当了国家一把手的老友亲自传话，就算因为政见不同不想回国，哪怕见个面、喝杯茶也是人之常情。
可谁知，萧子升的态度硬得像块石头：不见。
他不光把代表团拒之门外，就连毛主席带去的口信也被他当成了耳旁风，彻底把那扇门给焊死了。
这事儿做得实在太绝。
要知道，当年这两个人的交情，那真是好得穿一条裤子都嫌肥。
在湖南一师求学那会儿，他们和蔡和森并称“湘江三友”。
甚至在某些私交上，萧子升跟毛主席走得比蔡和森还要近。
到底是多大的仇怨，能让曾经推心置腹的兄弟，最后变成这种老死不相往来的局面？
这不仅仅是两个人的恩怨情仇，更是两条截然不同的路子，撞在一起撞碎了。
想把这事儿捋顺，咱们得把时钟拨回1917年的那个夏天。
那一年，二十来岁的毛泽东和萧子升，干了一件在旁人眼里简直是发疯的事：兜里不揣一分钱，去搞“乞讨游学”。
图什么？
不是为了找刺激，就是想扒开社会的皮，看看里面的肉到底是什么色儿。
这俩愣头青，用脚板丈量了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五个县。
肚子饿了，就给乡绅写对联换口饭；走累了，天当被子地当床，或者找个庙借宿一宿。
路过益阳县衙的时候，出了一档子怪事。
两个穿得破破烂烂的“叫花子”，非要往大堂里闯，说是要见县太爷。
看门的门房哪能干啊，在那儿冷嘲热讽，白眼都翻到了天上。
毛泽东也不急眼，掏出一张名片递过去，就在门口杵着等。
没成想，县长还真就把人请进去了，聊得还挺热乎。
可等两人从衙门里出来，碰上个在那儿混了七八年的老差役。
老差役看这两个年轻人实在，就透了句大实话：“现如今这世道，老爷断案，心里哪有王法，只有白银！
谁银子给足了，理就在谁那边。”
那天夜里，毛泽东和萧子升爆发了一场火星撞地球般的争论。
萧子升把手指指向了“权”。
他觉得：权力这玩意儿太脏，就像把刀架在脖子上，逼着人干坏事，这是万恶之源。
毛泽东却要把这层纸再捅破一点。
他把手指指向了“钱”。
他的道理很硬：今天咱们要是给门房塞了红包，他还会拦着不让进吗？
现在的世道，有钱就能通神。
就在这天晚上，两人的脑子里的那个岔路口出现了。
萧子升盯着的是面子上的恶——强权压人，所以他后来迷上了无政府主义，幻想着搞个没大没小、互帮互助的温情社会。
毛泽东盯着的是骨子里的恶——金钱吃人，所以他后来认准了马克思主义，觉得不把旧的阶级砸个稀巴烂，这病治不好。
到了安化，毛泽东特意去翻了翻县志，扒出了咸丰二年一个叫黄国旭的农民造反的故事。
这老农为啥造反？
被收税的逼得没活路了。
最后虽然被清兵砍了头，可当地老百姓自发凑钱给他修坟，拿他当英雄拜。
这事儿让毛泽东心里震动极大。
他心里那是明镜似的：中国的底层老百姓，骨子里是有血性的。
想把中国的天翻过来，光靠几个读书人在屋里喝茶聊天是不行的，得把这帮泥腿子发动起来。
可萧子升呢，到底是富家少爷出身，从小没吃过苦。
他眼里的世界，虽然也脏，但他觉得拿块抹布（教育）慢慢擦，总能擦干净。
这一南一北的认知，直接酿成了后来那场著名的“千年之争”。
1920年，一群热血青年在法国蒙达尔尼开了个会。
会上那是吵翻了天。
蔡和森拍着桌子要走俄国人的路，搞暴力革命，信奉马克思；萧子升脖子一梗，坚决不干，他兜售的是“温和改良”，靠教育感化，也就是无政府主义那一套。
谁也说服不了谁，大家伙儿就给远在国内的毛泽东写信，让他评评理。
毛泽东回了一封洋洋洒洒四千字的长信，态度那是相当坚决：我站和森这一边。
他直接给萧子升的“改良梦”泼了一盆冷水。
理由很实在：翻翻史书，古往今来哪有统治者会自己把吃到嘴里的肉吐出来？
你说要靠感化，那得等到猴年马月？
1921年，萧子升不死心，特意从法国杀回长沙，想做最后的努力，把毛泽东拉回来。
两人在长沙足足争了三个月。
有一个晚上，两人挤在一个被窝里，从天黑聊到鸡叫。
毛泽东劝萧子升入伙。
他大胆预言：只要路子走对了，顶多三四十年，中国就能变个天。
萧子升直摇头。
他说：革命是要死人的，太惨了。
咱们还是搞教育吧，慢点就慢点。
毛泽东说：那样太慢了，老百姓等不起。
萧子升回了一句能让人记一辈子的话：“哪怕要等上一千年，只要最后能建成理想社会，那也是值得的。”
这一句话，把两人的底牌都亮出来了。
萧子升耗得起那一千年，他的出身决定了他不用为了下一顿饭发愁。
可毛泽东耗不起。
那些像黄国旭一样被逼上绝路的农民耗不起，这个千疮百孔的国家更耗不起。
那一宿过后，两人彻底分道扬镳。
后来，萧子升进了国民党。
虽说1930年杨开慧坐牢的时候，他动用了不少关系想保人（说明心里还有情义），但这政治上的鸿沟，已经是天堑了。
再后来，萧子升卷进了“故宫盗宝案”，成了国民党派系斗争的炮灰，不得不逃到国外，当了寓公。
有意思的是，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亲自过问了这桩旧案，查清了原委，还了萧子升一个清白。
主席还感叹：“真可惜啊，这人才没能进咱们共产党！”
这一声叹息，是对昔日同窗走错路最大的惋惜。
再回头看1955年那次闭门羹。
萧子升为啥不见？
没准是心里有愧，没准是死要面子，又或者他还是觉得自己当年没错。
他没法面对那个只用了28年——而不是一千年——就把乾坤扭转过来的老同学。
事实摆在眼前，当年毛泽东的那笔账算对了。
中国没有一千年的时间去挥霍，只有雷霆万钧的革命，才能在一片废墟上把新中国给立起来。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的消息飘到了乌拉圭。
已是风烛残年的萧子升听到噩耗，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
在死亡面前，所有的主义之争都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剩下的只有对故人的哀悼。
仅仅过了两个月，1976年11月21日，82岁的萧子升也在乌拉圭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临走前，这位漂泊了一辈子的老人，留下了最后一句遗言：
“如果行的话，把我的骨灰送回湖南湘乡老家，跟我的结发妻子葬在一起。”
绕了大半个地球，他心里想的还是回家。
那里有他的祖坟，有他的老伴，也有那个曾经跟他一块儿指点江山、最后却背道而驰的“湘江三友”。
历史已经给出了判词，但这早已断裂的同窗情分，到底还是跨过了时间和汪洋大海。
信息来源：
萧子升著作《我和毛泽东的一段曲折经历》（1959年昆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