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9日，《2026年慕尼黑安全报告》以“正遭摧毁”为题，直接点出欧洲对当前国际秩序剧烈变动的焦虑，也为四天后揭幕的慕安会埋下紧张的伏笔。
13日，会议正式召开。德国总理默茨在演讲中呼应报告基调，直言二战以来以美国主导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已走到尽头，欧洲在华盛顿保护伞下“从世界历史中休假”的日子一去不返。但他随即用英语向美方喊话，强调北约对美同样是战略资产，呼吁共同修复跨大西洋信任。一番发言，道尽欧洲对盟友既依赖又不安的复杂心理。
与此同时，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会长弗罗曼（Michael Froman）在《纽约时报》撰文称，美对欧要求前所未有地高，欧对美期望却空前之低。他认为欧洲战略自主无法靠三天会议解决，若无实质进展，慕安会恐沦为跨大西洋“离婚现场”。
美欧关系正面临“核心准则认知撕裂”，这是特朗普时代的短暂波折还是不可逆的质变？“欧洲战略自主”强调已久，为何迟迟难以落地？既有国际秩序“正遭摧毁”之际，中欧关系又将走向何方？在会议召开前夕，观察者网特邀上海外国语大学欧洲研究所执行所长胡春春，从欧洲视角出发，深度解析跨大西洋关系的演变，并对中欧关系的未来走向作出预判。
【对话/观察者网 李泠】
·跨大西洋关系从“分歧”到“撕裂”
观察者网：您分析过前几届慕尼黑安全会议的报告。对于今年这份新发布的报告，您看完后觉得其中有哪些新意或值得关注的要点？
胡春春：如果要说“新意”，从我多年观察慕安会报告文本的角度来看，它想为今年的讨论定个调，也就是明确欧洲或者说德国眼中，当前安全问题和世界局势的重点关切是什么。从这个角度看，新意其实不大。因为从2020年开始，欧洲和德国就在不断对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发出警报，一直在喊“狼来了”，说这个秩序正面临危险和挑战。所以，今年的报告在某种意义上只是这种担忧的延续。
不过，从内容切入的角度，以及他们所指的“狼”究竟是谁来看，今年的报告确实有点令人震惊。以前讨论的话题，无论是“西方缺失”（2021年）、西方世界的“无助感”（2022年），还是世界出现“多极化”倾向（2025年），基本上还是从西方整体身份的视角，发出一种自我警示。但今年的报告指出，这种警示虽然是针对西方整体的，但问题的根源也出在西方内部，这种认知可以说是一种新意。以前我们觉得西方内部至少还保持着某种团结，比如习惯通过G7或北约这种小圈子、排他性的文化来运作，但今年这份报告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掩盖不了内部的深刻分歧了。
观察者网：您刚才提到的“令人震惊”，是否是因为欧洲这次不再掩饰，直接揭露了“房间里的大象”？
胡春春：是的，揭露美国这头“房间里的大象”，基本上可以用“震惊”来形容——我之所以说“基本上”，是因为大家其实已经有心理准备。过去几年，从德国和欧洲人字里行间流露出的焦虑中，我们已经能隐隐感觉到矛头所指。但隐约所指和直接说出来，而且说得如此彻底和直白，还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如果你要用“震惊”这种带有情绪化、文学化的表达来形容，我觉得是可以的。
《2026慕安会报告》封面是一只“房间里的大象” 图源：德媒
观察者网：报告指出，欧美关系正经历从“具体政策分歧”到“核心准则认知撕裂”的质变。欧洲本土舆论也在热议“欧美关系是否已无可挽回地断裂了”。在您看来，这种质变只是跨大西洋关系在特朗普时期的一次短暂波折，还是一个不可逆的结果？
胡春春：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看：首先，这次矛盾的集中爆发，是偶然现象，还是长期积累导致的结果？其次，这种分歧是短暂的畸变，还是长期的必然？根据我个人的观察和许多国外学者的分析，我都倾向于后者。
也就是说，美欧之间最根本的问题确实出在价值观上，两者存在根本性的分歧。而且，这种分歧首先是由美国挑明的，特朗普政府，尤其是在第二届任期内，其无论言辞还是行动，都被欧洲和德国视为“美国可能不再是价值观同盟”的信号——此前有些话是隐约表露，而今年的慕尼黑安全报告则将其讲得更加明确。
我们可以从普遍性的大趋势和具体现象两个角度分析原因。
从大趋势看，特朗普第二届任期内，美国政府和社会上一些人士表达出的思想，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一场运动——这并非美国独有的现象，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何特朗普上台后，某些国家会出现共振，出现同频人物和同盟军。
从具体情况看，特朗普能再次当选绝非偶然，这反映了美国社会深刻的极化现象，即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矛盾激化，社会内部对问题的看法完全对立、无法统一。如果是一个小国，其内部极化可能不会引起全球如此大的关注。但美国不是普通国家，它是二战后国际秩序的缔造者和最大拥护者，是西方世界的“队长”；对德国而言，美国甚至是其当代秩序的缔造者，没有美国领导盟国，就没有二战后1949年建立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也不会从第三帝国希特勒的独裁政权变成世界民主的模范。就此来看，美国国内极化产生的“MAGA”运动反噬国际秩序，恐怕不会是一个短期现象。一个新思潮兴起后，其影响力能持续多久很难说，但美国这样一个大国掀起的这波浪潮，即使最终要平息，其持续时间也绝非中小国家可比。
综合这两个层面，我认为这次欧美之间的价值观分歧，不太可能短期内就烟消云散、大家重归于好。这种美好想象曾经是德国跨大西洋主义者比如默茨等人一年前的幻想，但现在看来，可能真的只是幻想罢了。
2月13日，在德国慕尼黑，德国总理默茨在第62届慕安会开幕式上致辞。 图源：新华社
观察者网：确实，我们看到默茨政府这几天也在呼吁，欧洲不要再幻想欧美关系能回到过去的美好时光。他对欧美关系的认知听上去出现了转变。
胡春春：对于政治人物的口头表态，我有时不太当真。比如从默克尔时代就开始说“我们只能靠自己了”，这话我们听了多少年了。
观察者网：说到美国国内社会的演变，这次报告直接称特朗普治下的美国政府为“威权化的美国政府”。除了“威权化”，国际舆论中也有“法西斯化”的说法。好奇德国社会是如何看待当下美国社会的？他们是否也认为美国在“法西斯化”？
胡春春：这确实是一种很有影响力的看法。
特朗普与其支持者 图源：美媒
“法西斯化”这个词通常在两种语境下使用：
一种是日常语言语境，比如说这人是“法西斯”、这个社会已经“法西斯化”，指代某些现象与历史上的法西斯运动——如1930年代的意大利和德国——有表面的相似性，是一种比喻或隐喻。
另一种是在学术语境中，学者们对“法西斯”有特定的学术定义和特征描述，比如崇拜权力和强权、将社会矛盾转嫁给外人和弱者等。从这个角度看，确实有相当一部分有力的分析认为，受“MAGA”运动影响的美国社会，出现了一些与法西斯主义倾向的共性。
观察者网：再来看欧洲内部。面对“美国风险”，不少人呼吁欧洲展现更多“政治勇气”。您认为当前欧洲内部在如何应对美国、如何定义自身安全这两个问题上，最大的共识和最深刻的分歧分别是什么？
胡春春：从最近的进展可以看出，最大的共识无疑是“欧洲必须增强战略自主性”。无论是跟美国走得近的波罗的海国家、东欧国家，还是对俄乌冲突背景下美国的角色感受没那么深的南欧国家，对此都有清晰的认识。慕尼黑安全指数也反映出，对于“美国退出后”的一系列问题，欧洲国家的看法相对一致。
然而，欧洲嘴上喊得震天的“战略自主性”能否落实为行动，最大标志是看对美国核保护伞的态度。关于核保护伞，美国现在放缓语调说会继续提供，但不排除它日后变卦的可能，如果美国一会儿说东一会儿说西，相应地，欧洲人的自主性体现在哪里？欧洲人能否讨论出只属于欧洲、没有美国参与的核保护机制？
至于分歧，除了核保护伞问题，还有两个关键点：一是是否要在北约框架之外建立独立的“欧洲军”；二是欧洲的军事工业和国防采购能否实现整合。这最后一点是最大的障碍，德国跟法国观点完全矛盾，导致欧洲下一代战机计划基本搁浅。因为欧洲最成体系的军工体系是法国的，所以法国主张“买欧洲货”（Buy European）。然而，马克龙一说这点，默茨马上就泼冷水，认为这提法不好，不公平且缺乏效率。因此，我对欧洲能否在安全领域实现真正的自主性，并不太乐观。
这其实也是欧洲的老毛病了：将意见多元看作是一种优点和美德、认为是自己活力的体现。在顺境中，这一点可能确实令人羡慕；但到了需要展现行动力的逆境，争吵不休就未必是优点了。
北约军队在罗马尼亚进行“坚定飞镖-2025”演习。 图源：法新社
观察者网：关于核保护伞，欧洲内部在这方面的分歧具体表现在哪里？
胡春春：核保护伞的根本问题，在于欧洲内部是否存在完全的互信。
首先，是否要在北约之外另建欧洲核安全体系？若在北约之内，就没啥好讨论的，因为美国还在。而在北约之外建立，那北约还要不要了？所以这是个痛苦的选择。
其次，即便确定要在北约之外另建一个核保护伞机制，英国“在还是不在”是个大问题。欧洲现在只有英法两个核大国，若两国联手建立核安全机制，英国连欧盟都退出了，它会以何种信任把保障国家安全的最高机制交出来与欧洲人共享？这点在逻辑上就很难说通。
再退一步，核威慑的关键在于“在，同时又不在”：在，就是谁都知道它是有一个明确的决策机制；不在，即决策机制又保持了一种模糊性——用，还是不用？威慑力就在这里。我们权且不讲法国跟英国怎么去协调，即使是法国内部，万一未来法国的总统是右翼民粹势力呢？一个内部撕裂的法国，又如何能融入统一的欧洲安全机制？这些现实问题，在几年前都是难以想象的。
观察者网：说到英国，有一种看法认为英国对欧洲大陆有点“隔岸观火”，欧洲大陆越乱，它可能越能从中渔利。您认同这种观点吗？
胡春春：说实话，我对此不太认同。这种看法更多是基于19世纪欧洲大国政治和帝国主义时期的战略文化。那时候的合纵连横确实复杂，所以大家会尽量不让对方成事、形成阻碍自己的权力联盟。但到了21世纪，英国的经济体量和实力已只是一个中等强国。即使它还有这种想法，也“玩不动”了，不再是当年的那个大国了。而且，后现代时期民主国家的利益诉求，与过去也有本质区别。
观察者网：关于“欧洲军”，我想到最近一件在中国人看来有点滑稽的事情：特朗普对格陵兰岛虎视眈眈，而欧洲却只派了7个人去防卫。关于欧洲军这点，欧洲内部的分歧主要表现在哪儿？
胡春春：欧洲军建设背后涉及到军事工业整合、军备采购统一等实际问题，既有主导权之争，也有实打实的利益之争。德法在军工采购上的意见相左就是明证。
俄乌冲突到现在，欧洲的支持力度很大，但好像无法起到决定性作用，最根本问题也是因为欧洲内部整个军事体系，尤其是武器系统五花八门。比如说他们主战坦克就有多种系统，真正出现重大危机时会非常混乱，难以形成战斗力，最后大概只能各自为战。
2019年5月20日，在德国蒙斯特，北约快速反应部队装甲车及直升机参与演示。 图源：新华社
观察者网：所以，我从这份慕安会报告中读出了一种“扭捏感”：一边高喊战略自主、防务自主，一边又希望美国回心转意，继续合作主导国际秩序。这是我的错觉吗？
胡春春：这完全不是错觉。战后欧洲的恢复、壮大和腾飞，让他们一度自视为“世界道德模范”，希望自己的规则能推广到全世界。这种心理不可能一夜之间消失。很多西方人依然希望欧洲能重回那个地位。这种心态在报告中确实有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感觉。
观察者网：提到战略自主，您也说了，听了这么多年都快听麻了。那是否可以预测，未来几年这说法仍将只是一句空喊？
胡春春：肯定是空喊。
不要只看文件就得出结论，从文件角度研究政治行为体的行为可能会被遮蔽很多事情。单看欧盟对某些国际事务的反应、出台的文件，会觉得欧盟行动力、决断力一等一；但实际问题是，欧盟最擅长迅速地生产没人知道生产了什么的文件，就是不断talk、talk、talk，一直在说。
再举个小例子，德国在俄乌冲突后表态要在东欧的立陶宛驻军，派一个旅。现在的状况是旅组不成，因为德国想用志愿报名的形式成军，但是报名的人数不够。
当年德国参加阿富汗的军事行动，派出很多以东德士兵为基础的部队，有人吃惊德国战后是和平主义文化，为何这么多年轻人愿意打仗？调查发现东德当地就业形势一般，那些人到国外当兵补贴、军饷立马翻番，当兵是条好出路。
德国现在要派兵去东欧，到目前为止报名人数不足，这是昨天刚出来的消息。这很搞笑，不是说要笑它，而是背后体现后工业化时代、后现代主义文化影响下，一些西欧社会对真正军事冲突的看法、心态。研究界称之为后英雄主义文化，即没有人为某些历史或政治层面的伟大英雄叙事而热血沸腾。从文化研究角度还可进一步认为，后现代主义社会进入非男性文化，男性气质或雄性气质不再为大家所仰慕。
所以，如果西欧真的把俄罗斯当作主要安全威胁，想让其社会心态回归到愿意上战场的状态，恐怕不是时间能轻易解决的。
再以德国为例，俄乌冲突最根本的动员点是民族国家叙事，即国家正受欺辱、民族处于危亡之中。但德国在二战后不敢说民族这个词，因为那个民族折腾世界、欧洲长达200年之久，是令人厌恶、恐怖、在道德上无法获得尊重的民族。所以德国人不好意思提民族，德国后来起劲建设欧盟，就是因为要用“爱欧洲”替代“爱国”。让德国民众回到二战之前观念，一夜之间、几年之间甚至几十年之间都不太可能做到，思想转变没那么容易。
·中欧关系何去何从
观察者网：您提到欧洲习惯于说得多、做得少，行动力相对较弱。但在对华政策和立场上，他们似乎更干脆，也更容易形成共识和合力。这个判断准确吗？
胡春春：政治意识形态上的共识是存在的，但行动上能否形成共识，我很难给出确切答案。意识形态上的共识更多是惯性使然。过去这些年，欧洲人热衷于构建一种新叙事，比如“民主力量vs非民主力量”这类新冷战式的框架，这是他们习惯的思维方式。因此，在意识形态层面，他们相对容易对中国形成一致的看法。
借用亨廷顿的文明观来看，中国在他们眼中属于一种“不理解、也不愿理解”的异质文明。中国的政治制度与他们不同，按照他们的逻辑本应失败，但却如此成功，这让他们难以理解，也不愿换位思考。这种对中国的陌生感长期存在。
不过，意识形态上的阵线与实际行动力是两回事，毕竟大家还要做生意、打交道。
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在意识形态领域感受到的所谓“中国威胁”，与欧洲人或德国人实际感知的安全压力，完全是两回事。中国如果真想到德国门口“称王称霸”，大概需要付出我们都难以想象的努力。所以，所谓中国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威胁，更多只是说说而已。明眼人都看得出，中国对欧洲、德国构成的直接安全威胁几乎为零。
2025年12月31日夜，中欧班列（西安）2026年新年首列暨跨里海国际运输走廊班列在西安国际港站等待发车。 图源：新华社
观察者网：这让我想起您之前提到，慕安会的报告更多是精英视角，反映的是精英阶层的焦虑，与欧洲社会民众的认知有很大脱节。
胡春春：是这样的。
观察者网：这次报告还提到中国的稀土政策，他们颇有微词。当然这也可以理解，无论是特朗普的关税政策，还是中国的稀土管制反制，欧洲都是被动承受者。您了解我们的稀土政策对他们经济有哪些实质影响吗？您如何看待报告中的相关批评？
胡春春：影响肯定是有的，比如他们的汽车工业需要稀土。除了稀土，还有荷兰安世半导体事件引发中国对汽车芯片生产供应的反制，他们都有不少意见。但从某种意义上说，报告在这方面的分析逻辑有些混乱。
他们每次谈到中国时，从不考虑因果关系，从不思考中国行为是主动出击还是被动反应，也从不考虑中国的行为是针对欧洲，还是出于自保导致效果外溢波及欧洲。好比中国的法律判决常常会分析责任比例，比如你承担80%、他承担20%；但按照欧盟的逻辑，中国永远承担100%的责任，这与我们的感受完全不符。
比如关键供应链问题——汽车芯片受中国政策影响。问题是荷兰先违法，用行政指令剥夺中国业主的产权，这本身就很荒谬。中国业主自保的行为引发了连锁反应，影响到欧洲，他们却指责“中国人不可信”。这种因果颠倒超出了普通人的常识。
稀土政策也一样。难道是中国喜欢控制稀土吗？首先是美国发动贸易战“卡中国脖子”，其次是欧美针对中国某些供应链环节进行“卡脖子”。中国用稀土政策反制让他们难受，那中国想生产芯片时，欧洲先卡阿斯麦的光刻机，这就不提了？从中国人的角度看，这些指责完全是主观片面的。
观察者网：您提到欧洲陷入自己的错误逻辑且不会换位思考，那后续对欧贸易该如何进行？我们回击，他们可能会说“看，中国就是这样的”；不反击，他们又得寸进尺。到底该怎么办？
胡春春：我觉得矛盾永远存在，因为双方利益不可能完全一致；而且利益的表现形态也在不断变化，比如技术领域或制成品领域，各国强弱此消彼长。最根本的问题还是要谈，而不是抱着敌对心态。因为回到“老死不相往来”的状态根本不可能，除了有条件地克服矛盾、寻求合作，没有第二条路。
其实，欧洲对中国的某些指责，放在前几年他们自己都不会说出口。比如现在欧洲制造“中国产能过剩”的说法，尤其指责中国新能源汽车产能过剩、政府补贴。这完全是个幌子。中国汽车有补贴吗？有。产能过剩吗？这在经济学上是个极具争议的话题。德国生产的汽车80%用于出口，这算不算德国汽车产能过剩？所以这个话题根本没有公平讨论的基础，说白了就是一种政治话语。政治话语到一定程度，可能自己都撑不住了。你看德国或欧洲对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口径又变了，不再指责“产能过剩”或“补贴”，只是说如果价格不严重冲击他们的汽车工业，也可以进口。
所以我认为，有条件地以克服矛盾、寻求共识为目标的合作，是唯一的途径。
我们中国人比较谦虚，爱自我反省、自我批评。中国确实很难与其它国家完全对等地进行贸易往来，因为中国体量就在那里。以前两国贸易往来，你挣多了、我挣少了，大家说说就过去了。但现在中国的体量摆在这儿，对欧洲一些中小国家来说，不管实际冲击有多大，心理上的冲击都非常大。所以我们确实要谦虚地反思：是否应该寻找另一种贸易方式，避免让这些中小欧洲国家在心理上产生极度受威胁的不安全感。
在江苏省太仓港国际集装箱码头，一批新能源汽车即将通过专用框架运输方式出口。 图源：新华社
观察者网：您曾以汽车、通信产业为例，说明合作模式可以升级转型，这种“反哺”与“共同进化”的逻辑或许能缓解您刚才提到的问题。但首先得考虑，如何让这种逻辑在西方成为主流叙事。
胡春春：想克服他们政界的骄傲确实比较难，但在经济界、产业界，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实际的话题。
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前几个月去太仓的德企调研，那是一家世界知名的汽车零部件企业。我们看到很有意思的一幕：生产线上贴着一排排订单企业的名字，其中不少是中国知名的新能源汽车企业。也就是说，中国新能源汽车走向世界，里面很多高质量零部件都是德企提供的，比如车窗系统、制动系统、防抱死系统等等。这说明中德企业都能从合作中获利。
这个事实我亲眼所见，我想产业界、工业界根本不需要讨论“要不要思想转换”的问题。真正需要思想转换的是政界和社会舆论。
观察者网：那是否可以预判，未来几年德国政界对华政策的“钟摆”会在“务实利益”与“价值观焦虑”之间继续摇摆，但经济界的合作会继续深化？
胡春春：我觉得这个判断大致成立。但如果说“经济界”也不能太笼统，因为我不太清楚德国中小企业怎么看这个问题。它们和大企业不一样。大企业在中国几十年了，有经验，了解中国市场，也知道在很多领域中国有全世界罕见的“地狱级竞争”——按他们的话说。大企业，尤其是大众、巴斯夫这样的跨国企业，对此是有准备的。但德国的大量企业是中小企业，它们有没有准备、会不会有恐惧感？还不太好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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