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春节档片单发布，还没开打就透着一股不一样的燥热。
张艺谋的国安谍战、袁和平的武侠江湖、韩延的梦境科幻，六部新片蓄势待发。
九天长假拉长了战线，AI搅局给行业添了把新柴，八部影片挤进同一赛道，预售总票房已破1.34亿——这注定是近五年来最拥挤也最扑朔迷离的一个春节档。
字节跳动的豆包、腾讯的元宝、阿里的千问，以总计50亿红包的烈度强袭14亿人的手机屏幕；Seedance 2.0在60秒内生成好莱坞级预告片，让马斯克说出“it's happening fast”……
电影方面呢？《飞驰人生3》靠着韩寒加沈腾的黄金组合稳坐预售头把交椅，张艺谋的《惊蛰无声》紧随其后，老导演的品牌号召力依然能打。社交平台上，《重返·狼群》讨论度意外走高，黑马相初显。而在这一众熟面孔里，《星河入梦》显得有点特别。
导演韩延，是这部片子最硬的底牌。
他上一回做视效大片还是2018年的《动物世界》，之后几年都在拍生老病死，这回终于回归天马行空的“良梦”系统，瞄准的是一年到头累够呛的年轻人。
两年前《我们一起摇太阳》春节档遇冷撤档的阴影还在，这次两位主演都是电视剧面孔跨界大银幕，票房号召力没经过检验，营销上“年轻人特供”固然精准，却也意味着主动放弃了其他圈层。
韩延这次是铆足了劲，也是押上了全部。
能不能让观众心甘情愿买票做一场梦，或许值得我们思考一下。
1.反AI能打成爆款吗？
《星河入梦》讲述了一个虚拟梦境系统失控的故事。
电影海报上，“良梦”系统的界面被设计成赛博朋克风格的视觉符号，危险被美学化，危机被商品化，技术批判被抽象为一种可供消费的文化标签。
这正是鲍德里亚在五十多年前预言的幽灵时刻，对消费社会的批判，早被消费社会收编为最热销的差异化商品。
1968年五月风暴的革命口号被印在巴黎青年的T恤上，成为资产阶级衣橱里的时髦点缀；2026年春节档，“警惕算法”的焦虑被封装进数字人民币支付的电子票根里，成为数字劳动者犒劳自己的精神甜点。
这种情感共振的机制极其精密。
电影铺陈“良梦”系统的失控风险，再完成危机化解与秩序修复。观众目睹了技术系统的脆弱性，也目睹了技术系统被驯服的全过程；他们为虚拟人物的命运揪心，又在结局获得集体性的释然。
如此又何尝不是一个完整的心理代偿闭环？焦虑被唤起，焦虑被满足，焦虑被清空。仿佛对AI的批判已在两小时内完成，仿佛技术系统的威胁已在虚构叙事中被有效处置。
于是大概率上，还可以心安理得地解锁手机屏幕，点开千问App的奶茶订购界面，打开元宝……
这是消费社会的狡黠，它将批判转化为消费的前戏，将反抗收编为系统的自我迭代。
你在影院里警惕算法，你在影院外喂养算法，两种行为在同一套文化逻辑里并行不悖。
但是，为什么只有韩延敢把AI写成反派？
春节档还有一部电影——《惊蛰无声》。
作为当代国安题材首次银幕呈现，将国家安全危机的源头锁定在“外国间谍”这个传统叙事框架里——有明确国籍的敌手，可追溯的行为动机，可防范的人性漏洞。
片中没有任何一个镜头指向AI系统的内生脆弱性，没有任何一句台词讨论算法漏洞、数据窃取或算力攻击，仿佛这些在现实世界中早已深度嵌入国家安全议程的技术风险，在银幕上的隐蔽战线里根本不存在。
这不是张艺谋的艺术疏忽，也不是编剧陈亮的经验盲区。
我觉得应该是高度结构化的沉默，是资本逻辑对叙事逻辑完成筛选后留下的空白。
于是我们看到了2026年春节档最意味深长的叙事分岔。一边是《惊蛰无声》将危机主体锁定为“人”——外国的间谍、内部的叛徒、可被收买的意志；另一边是《星河入梦》将失控源头指向“系统”——虚拟梦境的架构缺陷、算法决策的不可解释性、技术对真实的侵蚀能力。前者代表了绝对安全的技术观，工具只是工具，好人用它捍卫秩序，坏人用它破坏秩序，问题的核心永远是使用工具的人。后者则触碰了一个更危险的命题，某些技术内嵌的风险无法通过“好人操作”来消弭，系统的复杂度本身就会孕育失控的可能性。
这是2026年春节档唯一的例外。
整个档期的六部真人电影里，只有韩延完成了这个置换。
《飞驰人生3》的危机是车手的心态与宿敌的挑战，《镖人》的冲突是江湖恩怨与人性抉择，《熊猫计划》的波折是国际劫匪的贪婪与原始部落的误解——所有问题最终都可以归因于具体的人、具体的事、具体的偶然。
唯独《星河入梦》将摄像头对准了系统内部那道无法被任何“好人”修复的结构性裂隙。
如果《星河入梦》在春节档杀出重围，取得与投资体量相匹配甚至超越预期的票房成绩，这至少说明，相当规模的观众群体已经不再满足于“好人用AI造福世界、坏人用AI毁灭世界”的简化叙事，他们隐约感知到技术风险的结构性特征，愿意为触碰这个禁忌的创作付费。
这种消费行为当然不直接等同于批判意识的觉醒，但它至少是觉醒的前置条件——没有市场需求，就没有持续的叙事供给；没有叙事供给，公众就无法完成对技术风险的认知命名。
反之，如果《星河入梦》票房失利，如果观众用脚投票将这部唯一的“系统批判者”挤出春节档第一梯队，那将传递一个同样清晰的信息，就是在技术焦虑与技术依赖的拉锯中，依赖仍然占据绝对上风；公众更愿意相信技术问题是“坏人搞砸了好用的工具”，而不愿面对“工具本身正在重塑我们难以控制”的可能性。
当然，我也并不是在为《星河入梦》预设悲情英雄的脚本。
韩延的僭越远未抵达真正的激进批判——“减法美学”本身就是算法认知框架的产物，“良梦”危机的解决方案依然诉诸个体的道德觉醒而非系统的结构性重构。
但2026年春节档的残酷之处恰恰在于一个不够彻底的批判者，已经是整个场域里唯一的批判者。
当周围所有人都保持沉默时，稍微大声一点的人就会被听见；当所有叙事都在说“技术无罪、罪在人”时，一部说“技术也可能有问题”的电影，就成了禁忌的触碰者。
这份禁忌的重量，既是《星河入梦》肩头的压力，也是它不容忽视的时代注脚。
2.熊猫和原始部落，治得好算法焦虑吗？
《熊猫计划之部落奇遇记》选择远赴云南沧源，在“中国最后一个原始部落”翁丁佤寨实景拍摄，这一决策在2026年春节档里，在AI燎原的情况下，显得颇为真切。
这是成龙系列惯常的“真打真摔”制作哲学的延伸，是用实景对抗虚拟制片浪潮的技术护城河。
我认为，如果把这部电影，放在AI生成影像以假乱真的虚构场景的时代背景里，实景就不再仅仅是技术选择，而是意识形态上的回归。
就像Seedance 2.0可以用文字提示生成任何想象中的异域风情，观众无法肉眼分辨实拍与生成的时候，拍摄团队奔赴两千公里之外的原始部落这件事本身，就成为一则关于“真实”的诠释——我们真的去过那里，我们没有欺骗你，这个故事所在的地方物理世界中是真实的。于是熊猫胡胡携成龙、马丽闯入原始部落的叙事框架，就显露出它在2026年春节的特殊文化功能——数字时代的东方主义文本。
爱德华·萨义德在分析19世纪欧洲文化时指出，东方不是真实的地理空间，而是西方自我投射的想象性他者——东方被塑造成神秘、原始、停滞的形象，以便西方确证自身的文明、进步与现代化。
2026年的春节银幕上，“中国最后一个原始部落”同样不是真实的佤族文化图景，而是数字居民自我投射的想象性飞地。
这个部落没有算法推荐，没有信息过载，没有Agent代理决策，没有永远在线的数字劳动——它是一个被精心剪辑过的前技术乌托邦，是数字倦怠者集体幻想中的“无算法净土”。
正如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中产阶级通过消费东方主义绘画、瓷器和游记，缓解工业革命带来的阶级焦虑和时间焦虑，2026年的中国城市中产通过消费《熊猫计划》的原始部落奇观，完成对自身数字处境的象征性搁置。
观众为这部影片支付的票款，购得的除了有佤族文化的深度认知，还有“未被AI污染”的怀旧乡愁——哪怕这种乡愁的对象从未真实存在于任何人的记忆中。
这套精神代偿机制的有效性，取决于一个微妙的认知默契，那就是观众知道银幕上的原始部落并非真实的日常，正如他们知道熊猫不会说话、胡胡不会功夫。
没有人真的相信可以回到前技术文明，也没有人真的打算付诸行动。但正因为不必付诸行动，消费才得以纯粹——这是一种不需要承担任何现实代价的精神越狱。
两个小时的放映时间里，观众被允许短暂想象一种不被算法支配的生活；走出影院，他们依然熟练地解锁手机、点开即时通信、滑动推荐流。
你付费，你消费，于是你获得两小时的技术愧疚豁免，且开心一下。
所以，在这个角度而言，若《熊猫计划》最终取得超出市场预期的票房成绩，它将回归至一条春节档乃至整个国产电影工业的类型赛道。
这条赛道无法被已有的类型框架所容纳——它不是武侠，不需要刀光剑影的江湖恩仇；不是科幻，不需要未来世界的技术想象；不是历史正剧，不需要考据严谨的年代复刻。
其公式极其简洁，那就是技术焦虑+原始意象=情感代偿。
观众不是在消费故事，而是在消费一种关系——他们与正在失控的技术生活之间的关系，经由“原始部落”这个中介完成象征性的修复。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预见这条赛道的内容扩容？例如取材自《山海经》的奇幻冒险，改编自《徐霞客游记》的公路片，甚至《庄子》的逍遥游，也可能被视觉化为挣脱推荐系统束缚的终极隐喻。
电影工业正在将弥漫于整个社会的技术焦虑，转化为可识别、可分类、可批量生产的类型公式——这是文化产业的运行常态，它不生产焦虑，它只是焦虑的搬运工和包装商。
3.反AI电影会变成流水线吗？
Seedance 2.0在2026年春节前夕的横空出世，将电影产业拖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悖论时刻。这款能够在60秒内生成多镜头电影级视频、将5秒内容制作成本压缩至4.5元的人工智能工具，从供给侧根本性地动摇了这个行业维持了一个世纪的权力结构。
过去只有大型制片公司能够承担的视觉奇观制作，如今在任何一个独立创作者的个人电脑上都可以完成；传统巨头耗资数十年建立的物理制片体系，正在被算法迭代的指数曲线加速抛离。然而，技术民主化并不必然带来批判民主化。
更便宜的摄影机没有自动让好莱坞变得更左翼，更普及的剪辑软件也没有让独立电影自动更具反抗性。
春节档电影投出的认知脱节很明显，电影生产工具正在经历百年来最剧烈的权力转移，而电影对技术的反思深度，却停留在将AI反派化、将失控人格化的前算法时代。这
这是生产工具革命与内容意识形态之间的结构性时差。
由此可以预判之后的几年，关于“反AI叙事”的变化轨迹，几乎必然会沿着商品化、类型化、平庸化的经典周期下行。
2026年《星河入梦》的批判锐度——尽管我们反复论证了它的局限——仍然来自创作者对技术系统的结构性不安。
这种不安甚至会退化为可复制的类型公式，AI不再是被思辨的系统，而是被脸谱化的反派；技术危机不再指向系统架构的内生脆弱性，而是某个疯狂科学家的个人野心。
届时会出现大量“AI失控—人类英雄—系统重启”的流水线产品，它们会熟练地调用《星河入梦》建立起来的视觉符号和叙事节奏，却将影片最核心的那个追问——“当系统本身变得不可理解，我们如何与之共处”——置换为安全的技术乐观主义，即系统会出问题，但总有好人的技术天才修复它，就像总会有人修好漏水的管道。
没有人能够准确预测这个变化的终局，正如二十年前没有人能够预测短视频会如何重塑一代人的认知带宽。
但有一点已经清晰，2026年春节档不是反AI叙事的起点，更不是终点。
它只是历史长镜头里一个短暂的曝光节点，让原本不可见的意识形态底片在镁光灯下显影，留下这张可供我们反复解读的复杂影像。
作者 | 东叔
审校 | 童任
配图/封面来源 | 腾讯新闻图库
编辑出品 | 东针商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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