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960年，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夺取了后周政权，建立北宋，定都开封。北宋开封城，人口逾百万，“八荒争凑，万国咸通”，为当时世界东方的大都市。并且，在城市面貌上，由封闭的里坊制，走向繁华的街市制，从而在中国古都发展史上翻开了新的一页。但是，自宋至今的千余年里，颇有人士大谈定都开封之弊，更有甚者将其与北宋的灭亡联系起来。因此，科学地分析北宋开封具有的宋长安、洛阳无法比拟的优势以及北宋的政治、经济、军事状况，则大有必要。
一、北宋定都开封的古今评价
赵匡胤虽然定都开封，但“尝有迁都之意”，尤其是在开宝九年(976)出巡洛阳时，他更提出“迁河南(洛阳)未已，久当迁长安”，以免出现“冗兵”之患，只因遭到晋王赵光义等大臣的反对而作罢。此后，朝中又屡有迁都之议。如真宗景德元年(1004)，辽军大举南侵，直抵黄河北岸。消息传来，朝野震惊，参知政事王钦若“请幸金陵”，签书枢密院事陈尧叟“请幸成都”。仁宗景祐三年(1036)，范仲淹上书建议：“洛阳险固，而汴为四战之地，太平宜居汴，即有事必居洛阳。”仁宗庆历三年(1043)，枢密副使富弼，在宋对西夏作战屡败的困境下，上书朝廷，认为开封“所谓八面受敌，乃自古一战场耳”，未如长安、洛阳有天险可恃，“每念及此，不寒而战(颤)”。北宋文学家秦观，在对策中亦写道：“臣闻世之议者，皆以谓天下之形势莫如雍(长安)，其次莫如周(洛阳)，至于梁(开封)，则天下之冲而已，非形势之地也。”可见北宋时期，人们普遍看好长安与洛阳，而对定都开封则颇有微词。
北宋灭亡以后，仍不断有人对定都开封进行反思与评价。如南宋人章如愚在《三都论》中说：“大抵长安便于守，洛阳便于利，大梁便于战。三京利害，各有一偏”南宋史学家郑樵更将北宋的灭亡归咎于大臣未劝天子迁都，认为：“宋祖开基，大臣无周公宅洛之谋，小臣无娄敬入关之请，因循前人，不易其故，逮至九朝，遂有靖康之难，岂其德之不建哉!”清代学者顾祖禹进而评价说：“河南者，古所称四战之地也。当取天下之日，河南在所必争;及天下既定，而守在河南，则岌岌焉，有必亡之势矣。”民国时期学者钱穆先生在评论北宋都汴之弊时亦说：“北方的强敌一时既无法驱除，而建都开封，尤使宋室处一极不利的形势下，藩篱尽撤，本根无备。”今人马强先生进一步指出：“都汴之弊曾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北宋社会危机的产生，而社会危机的发展又反过来加深了都汴之弊”，二者形成了恶性循环。近年，还有人将汴、洛相比，认为“宋自开国以来，内忧不断，外事频仍，在这种局势下择都开封无疑是冒险行径，只能带来种种恶果，而洛阳则更具备建都的条件”。
二、长安、洛阳、开封建都条件之比较
上述诸家观点，大体上是谓开封城地处平原，无山川可恃，从而加速甚至导致了北宋的灭亡。相比之下，长安、洛阳为形胜之地，在北宋内忧外患的背景下，理应建都于此。事实上，长安凭其山河之固，亦未能阻止甚至于延缓大唐的灭亡。而且，从城市本身及时局的变化来看，长安与洛阳作为都城的优势在唐代安史之乱之后即逐渐消失，客观上已为开封所取代。
首先看长安。它作为大唐帝国的国都曾极盛一时，但在安史之乱后却遭到了战火的毁坏。降及唐末，长安又遭到四次战争的扫荡，致使城内“宫阙萧条，鞠为茂草”，“宫室廛闾，鞠为灰烬，自中和已来葺构之功，扫地尽矣”。朱温逼迫昭宗东迁洛阳，“令长安居人按籍迁居，撤屋木，自渭浮河而下，连甍号哭，月余不息”。经过这次兵燹破坏，“长安自此遂丘墟矣”。北宋时期，长安降为京兆府，城内一片荒凉，“长安宫阙半蓬蒿，尘暗虹梁羯鼓绦”，“人游曲江少，草入未央深”。直至神宗时期，司马光还说：“关中饥馑，十室九空”，“流移之民，道路相望”。可见，从城市本身及关中情况来看，北宋时期的长安已失去了作为国都的客观条件。另外，还有学者从生态变迁角度分析了长安失去都城地位的原因，认为关中地区在唐朝及其以前长期人口过载，引起长安及其周边关中地区森林资源过度消耗，河渠水量减少，叠加唐中期气候转冷的自然因素，致使长安及其周边地区自然灾害频发、土地承载力下降。
唐东都洛阳的遭遇与长安相似。安史之乱时，洛阳遭到的破坏甚至比长安更严重。唐末天下大乱，中和四年(884)，蔡州军阀秦宗权横行中原，遣将孙儒攻下洛阳。此后，秦宗权“据京(洛阳)月余，焚烧宫阙，剽剥居民”，无恶不作。此后，孙儒又与诸葛爽在洛阳“迭相攻伐，七八年间，都城灰烬，满目荆榛”。五代时期，洛阳外城已“卑薄颓缺，犬豕可逾”，无复昔日的壮观。至北宋初年，洛阳城已近废墟，正如起居郎李符上书赵匡胤陈述迁都洛阳的八难所说：“京邑凋弊，一难也。宮阙不完，二难也。郊庙未修，三难也。百官不备，四难也。畿内民困，五难也。军食不充，六难也。壁垒未设，七难也。千乘万骑，盛暑从行，八难也。”
但是，与长安、洛阳在唐后期走下坡路相反，开封城在隋唐时期却处于上升阶段。在隋代，随着京杭大运河的开通，濒河的汴州城(北宋开封城前身)即走向繁荣。开皇年间(581-600)，隋文帝东封泰山回长安，路过汴州，“恶其殷盛，多有奸侠”，乃以令狐熙为汴州刺史，“禁游食，抑工商，民有向街开门者杜之”。但是，这并未能阻止其经济的发展，在唐代，随着汴河漕运的发达，汴州商业更为繁荣。如唐诗中即有“草市迎江货，津桥税海商”，“四面诸侯瞻节制，八方通货溢河渠”之描绘。并且，汴州“水门向晚茶商闹，桥市通宵酒客行”，还出现了通宵夜市。经济的繁荣，为以后定都汴州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因此，五代时期的梁、晋、汉、周皆定都开封。作为国都之后，更推动其发展。如至后周时期，已是“东京车马辐辏，水陆会通，时向隆平，日增繁盛”。北宋定都开封时，这里已是“且府库重兵，皆在大梁，根本安固已久，不可动摇”，具有坚实的帝都基础。再从城市规模上看，五代周世宗显德三年(956)正月下诏，“发丁夫十万城京师罗城”，周回四十八里二百三十三步，从而奠定了北宋建都的规模。
三、国家经济、政治重心的东移，使开封升为国都成为必然的选择
不但从城市本身的发展，而且从国家经济、政治重心的转移这一角度来看，北宋定都开封亦属必然。唐代，随着我国经济重心的进一步南移，国都长安对江淮地区物质供应的依赖加强了。但是，路途遥远，且经黄河险滩，“加其转漕非便，仰给四方，常苦牵费”。如中宗景龙三年(709)，“关中饥，米斗百钱。运山东、江、淮谷输京师，牛死什八九”。景龙三年十一月乙巳漕运成本亦高，如唐人陆贽在《请减京东水运收脚价于缘边州镇储蓄军粮事宜状》所言：“今淮南诸州，米每斗当钱一百五十文，从淮南转运至东渭桥，每斗船脚又约用钱二百文，计运米一斗，总当钱三百五十文”，米价上涨一倍多。加之，途中耗费，以致“有用一斗钱运一斗米之言”。因此，京师长安粮食供应相当紧张，每逢关中大旱，连皇帝有时也要就食洛阳，甚至发生贞元二年(786)因长安缺粮而引起禁军骚乱事件。
相比而言，开封地处中原腹地，早在五代时期，这里已为“水陆要冲，山河形胜，乃万庾千箱之地，是四通八达之郊”。在漕运上则已无黄河天险，大大缩短了与江南的距离，所谓“均天下之漕运，便万国之享献”。汴河、蔡河、五丈河，作为漕运各地物资进京的黄金水道，被赵匡胤夸作宝贵的“三带”。汴河，更被视作东京的生命线，“利尽南海，半天下之财赋，悉由此路而进”，每年漕粮定额为600万石，最高年份“岁漕米至(开封)八百万(石)”，还有“广济河(五丈河)六十二万石，惠民河(蔡河)六十万石”。这些漕粮足以保护京师开封百万人口的生存以及大宋王朝的运转。而同样百万人口的唐长安城，由于路途遥远，每年一般漕运量只有一百万石左右，在最高年份的开元二十九年(741)才达四百万石。
并且，随着经济重心的南移，国家政治重心亦应移至中原腹地，而长安或洛阳则显偏西。正如北宋宰相王旦对真宗所说：“长安、洛阳虽云故都，然地险而隘，去东夏辽远，故汉之吴、楚之七国，唐之山东、河北往往强悖，良亦远而难制也。”尤其是在五代时期，随着西方突厥族的灭亡及北方契丹族的崛起，国家防御的重点客观上已从西北转向东北。在此背景下，如果北宋仍定都在长安或洛阳，京师本身可能有山河之固，但是由于国都偏西，面对契丹人的入侵，在军情传递、组织兵力等方面势必被动。若为了对付契丹而在中原驻防重兵，由于远离京师长安，还可能出现新的藩镇割据，危及中央政权。而开封位居中原腹地，“四方所凑，天下之枢，可以临制四海”，大大缩短了京师与国防前线的距离，有利于禁军“守京师，备征戍”，从而更好地将守城与出征结合起来。
△ 州桥遗址。 州桥遗址位于河南省开封市鼓楼区，是北宋东京城南北中轴线御街与大运河汴河段交汇处的标志性建筑。
四、定都开封与北宋“冗兵”
宋太祖赵匡胤在申述其迁都洛阳与长安的原因时说：“吾将西迁者无它，欲据山河之胜而去冗兵，循周、汉故事，以安天下也。”这里，首次将定都开封与“冗兵”联系起来。后来，在仁宗庆历四年(1044)参知政事范仲淹上书朝廷，主张京师开封应“前有坚城，后有重兵”。这种观点，往往为古今学者所采用，有学者更进一步认为，由定都开封所带来的“冗兵”现象，又导致了北宋的“积贫”与“积弱”。
北宋的“冗兵”之患，为历来之公论，在此不再赘述。但是，大量养兵是宋代的国策，其原因正如赵匡胤对赵普等大臣所说：“可以利百代者，惟养兵也。方凶年饥岁，有叛民而无叛兵;不幸乐岁而变生，则有叛兵而无叛民”。可谓一言中的，养兵既可防民为盗，又能防兵为乱，以保证大宋江山的稳固，与定都开封并无直接关系。
再就守卫东京的禁军来看，亦未达到“冗兵”的程度。宋太祖时，“养兵止二十二万，京师十余万，诸道十余万”，以求京师与地方的武力平衡。以后禁军数量又有所增加。禁军名义是卫戍京师，但实际上并非全在开封。其中有部分就粮军则常年在外地，“就粮者，本京师兵而便廪食于外，故听其家往”。这部分就食禁军数目多少，史无明载，但据欧阳修说仅河东路在庆历年间“就粮禁兵共一百四十九指挥，六万二千七百余人”，再加上他路禁军，可谓为数不少。而驻扎在京师的禁军，亦有“更戍”任务，即自京师分遣一部分禁兵出戍边防重镇和内部要地，二三年换防一次，“番休互迁，使不得久而生变”。就北宋西京洛阳城而言，“宫城东西有夹城，各三里余……夹城内及内城北，皆左右禁军所处”。1972年，在洛阳北郊的一座宋墓中，曾出土了二十多块墓志砖，其中的一块铭文为：“殿前虎翼左七指挥王和送到外生刘在尸”。文中的虎翼军即属于殿前司管辖的精锐禁军，分为虎翼水军和虎翼步军两部分。
此外，京师禁军还常有外出御敌之使命，即所谓的“南征北战，率从中遣”。尤其是宋仁宗以后，为了应付对西夏的战争，开封禁军进一步西调。对此，包拯忧心忡忡，曾上书仁宗，指出：“国家近年以来，边陲有警，乃一例调发，则卫兵日削，恐非固宗社制戎狄之长策也。”但是，外调依旧，至神宗熙宁年间“京师(开封)兵马比元拟留十万数已甚减少”。即使如此，神宗元丰年间，又调发“在京拱圣、骁骑、云骑、武骑各一指挥，殿前、步军司虎翼各五指挥”，前往熙河兰会路。宋哲宗时，枢密院上奏中亦提到“在京诸军兵额多阙”，“自熙宁至宣和间，禁军阙而不补者大半”。徽宗时期，京师军事废弛，“皇城诸班之地，今为殿阁池台矣，京城废营之地，今为苑御甲第矣”。宋人晁说之亦说：“翊卫京城之兵营，十无一存者矣。今之贵臣强宗则为别馆园囿与夫道宫释宇者，皆昔之营地也。此言也许有所夸张，但是京师禁军的减少是不争之事实，以至于在靖康元年(1126)，金军兵临开封城下时，京城守御使李纲布置每面城墙上的禁军才12000人，四面合计48000人。
况且，开封城中的部分禁军已转化为城市管理者。五代以前的京城，实行封闭的里坊制，宵禁甚严，防盗、防火之事，由赤县县尉负责。北宋开封城，随着里坊制的崩溃，街市的形成，治安任务十分繁重，于是“今京城中禁军大将领兵徼巡，衢市之民不复知有赤县”。并在开封建有军巡铺，铺兵由禁军充任。神宗熙宁元年(1068年)，由于“京城巡铺所占禁军人数甚多，步军兵士尤众，不得番休”，才减去86铺，计546人。至北宋末年，东京“每坊巷三百步许，有军巡铺一所，铺兵五人，夜间巡警收领公事。又于高处砖砌望火楼，楼上有人卓望，下有官室数间，屯驻军兵百余人”。宋东京共有120坊，所需军巡铺也应不少，执勤的禁军数量亦应可观。总之，北宋时期，驻扎在开封的禁军远未达到“冗兵”的程度，并且部分禁军失去了守卫京师之功能，变成了城市管理者。
五、小结
综上所述，可知长安、洛阳已失去了作为北宋都城的各种条件，而开封作为都城，是当时经济、政治、军事等多种因素的客观要求，它与北宋的“冗兵”之患，并无直接联系。至于南宋史学家郑樵将北宋的灭亡归咎于定都开封，更属偏见。一个王朝的衰败甚至灭亡，是由其政治、经济、军事等综合因素决定的，与都城是否有山川可恃，并无本质联系。正如唐代诗人刘禹锡在《金陵怀古》中所说：“兴废由人事，山川空地形。”但是，由于开封无山川可恃，宋廷加强了对其城池的构筑。早在宋太祖开宝元年(968)正月，即“发近甸丁夫增修京城”。神宗元丰七年(1084)六月，又“买木修置京城四御门及诸瓮城门，封筑团敌、马面”。瓮城、马面、团敌，这些皆属于边城的防御设施，首次用于都城之上。至北宋末年，开封“新城每百步设马面、战棚，密置女头，旦暮修整，望之耸然”，俨然成为了矗立在中原大地上的一座军事城堡。（节选自《河南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
《中国历史评论》编辑部选编
本期编辑：朝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