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936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坐标洛阳玄武楼。
火舌舔舐着屋檐，烈焰腾空。
后唐的末代皇帝李从珂，怀里死死抱着那块传国玉玺。
曹太后、刘皇后，还有他的儿子李重美，一家人围坐在一起，选择在绝望中自焚，化为灰烬。
这场大火，不光带走了一位帝王的性命，连那块见证了几百年皇权流转的玉玺也跟着彻底销声匿迹，再也没人见过。
此时此刻，在洛阳城外，甚至还没跨过黄河的地界，另一位主角石敬瑭，正统领着契丹人的铁骑，准备接手这个庞大的帝国。
很多人读这段过往，容易带着有色眼镜，觉得这就是个“忠臣”被逼上梁山，或者是“汉奸”卖主求荣的戏码。
可要是撇开道德层面的指指点点，把目光聚焦到当年的决策台面上，你会发现，这根本就是一盘凶险至极的棋局。
李从珂和石敬瑭，这两位曾经在一个战壕里摸爬滚打的老战友，最后之所以搞到你死我活的地步，并不是因为谁生下来就是恶棍，而是因为在好几个节骨眼上，他们都撞上了没法解开的死结。
所有的悲剧，其实早在三年前就已经埋下了雷。
把时钟拨回到三年前。
后唐明宗李嗣源撒手人寰，皇位转了几道手，最后砸在了李从珂的头上。
李从珂屁股刚坐热，头一件让他头疼的事，就是怎么处置石敬瑭。
这两人的关系相当微妙。
当年李嗣源打江山的时候，李从珂是干儿子，石敬瑭是女婿，两人号称“左膀右臂”。
李嗣源能登基，这哥俩出力最多。
可也正因为功劳太大，等李从珂当了一把手，石敬瑭自然就成了眼里最大的一根刺。
那会儿，石敬瑭人就在洛阳，正参加李嗣源的葬礼。
这是李从珂这辈子唯一一次能不费吹灰之力解决石敬瑭的机会。
人就在京城，手握兵权的部下都在外地，石敬瑭简直就是案板上的肉，任人宰割。
动手，还是不动手？
李从珂犯难了。
他心里的算盘珠子可能是这么拨的：刚当上皇帝，脚跟还没站稳，要是这就对妹夫下死手，其他藩镇的大佬们看了肯定心寒，觉得这是要卸磨杀驴。
再加上曹太后和石敬瑭的老婆魏国公主在旁边哭得梨花带雨，李从珂那股狠劲儿也就泄了。
于是，他做出了一个让自己后悔到骨子里的决定：放石敬瑭回太原，接着当他的河东节度使。
这一步棋错得有多离谱？
河东（就是现在的山西太原这一片）可不是一般的地盘。
那是后唐起家的风水宝地，是挡着胡人的第一道防线，更是石敬瑭经营多年的老窝。
石敬瑭在那儿深耕细作，早就把河东搞成了一个针插不进的独立王国。
把这么一号人物，放回这么个要命的地方，李从珂这跟给自己挖坑没啥区别。
石敬瑭前脚刚回太原，两人之间那层窗户纸其实就已经捅漏了。
这就是个典型的囚徒困境：李从珂担心石敬瑭造反，所以必须得削他；石敬瑭担心李从珂动刀子，所以必须得磨刀。
双方越是防着对方，对方就越觉得你有鬼，信任度直接跌停板。
李从珂先出招了。
他派兵驻扎在代州，死死盯着石敬瑭。
后来在一次酒局上，借着酒劲，他对来祝寿的石敬瑭老婆甩了一句特别露骨的话：“你这么急着回去，是想帮你家石郎造反吗？”
这话一出口，脸皮算是彻底撕下来了。
回到太原的石敬瑭，开始疯狂敛财，囤积粮草。
对外嚷嚷说是为了防备契丹，其实大伙儿心里跟明镜似的，这枪口早晚得对准洛阳。
摊牌的时刻终于到了。
清泰三年（936）五月，李从珂打出了最后一张牌：调石敬瑭去镇守天平（现在的山东东平）。
这简直就是一道催命符。
离开老巢河东，去了人生地不熟的天平军，石敬瑭那就是待宰的羔羊。
这圣旨，接还是不接？
石敬瑭赶紧把幕僚们叫来开会。
这时候，他的头号大将刘知远站了出来，说了一番掷地有声的话。
意思很简单：咱们占着地利，手里有精兵，凭什么因为一张废纸就把自己送进虎口？
结论很明确：反了。
这真不是石敬瑭脑子一热，而是他被逼到了墙角。
接旨是死路一条，造反说不定还能博出一线生机。
既然铁了心要反，那就得面对现实：河东军虽然能打，但毕竟只占着一角，想跟整个中央朝廷硬刚，胜算渺茫。
战局的走向也印证了这一点。
李从珂派张敬达率领大军围剿，没过多久就把石敬瑭死死困在了太原城下。
这会儿，石敬瑭面临着人生中最大的一场豪赌。
打不过，咋整？
谋士桑维翰出了个主意：找外援，抱契丹人的大腿。
早在这之前，桑维翰就吹过风：“契丹人和先帝那是拜过把子的，现在他们的部落就在云州、应州附近，您要是能低下头去求人家，一旦有事，他们早晨出发晚上就能到。”
不过，请神容易送神难。
契丹皇帝耶律德光可不是开善堂的，他出兵是有价码的。
这个价码，最后被抬到了一个让人瞠目结舌的高度：割让幽云十六州，而且石敬瑭还得管比自己小十岁的耶律德光叫“父皇帝”，自称“儿皇帝”。
石敬瑭为什么会答应这种苛刻、甚至可以说是丧权辱国的条件？
除了形势火烧眉毛，还有一个被很多人忽略的关键因素：竞争。
当时想拉拢契丹人的，可不止石敬瑭这一家。
手里握着幽州的赵德钧，也在暗地里跟契丹眉来眼去，想借契丹的势自己当皇帝。
这就变成了一场拍卖会。
耶律德光稳坐钓鱼台，看着石敬瑭和赵德钧互相竞价。
如果不给幽云十六州，如果不认这个爹，契丹人可能转头就去支持赵德钧，或者干脆坐山观虎斗。
无论哪种情况，石敬瑭都必死无疑。
刘知远当时是坚决反对的，他说：“向契丹称臣也就罢了，认人家当爹未免太过了。”
而且他觉得，给钱好商量，千万不能割地，地一割，中原以后就永无宁日了。
可石敬瑭根本听不进去。
在这个生死关头，他已经顾不上什么身后名、什么千秋大业了。
他只想活下去，哪怕姿态卑微到了尘埃里。
有了契丹人的五万精锐骑兵（号称三十万），战局瞬间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
耶律德光亲自带兵南下，后唐的军队在契丹铁骑面前就像纸糊的一样，死伤万余人，剩下的都被困在了晋安寨。
这会儿的李从珂在干嘛呢？
他在洛阳借酒浇愁。
其实李从珂并非一点翻盘的机会都没有，但他已经被石敬瑭和契丹人的联手吓破了胆，甚至说出了“石郎这是要把我的胆给吓破了”这种丧气话。
作为皇帝，他不敢御驾亲征，只是不停地调兵遣将，指望别人替他去卖命。
可这时候的后唐，早就人心散了。
赵德钧拥兵观望，甚至想从中捞点好处；被围困的唐军主帅张敬达虽然忠心耿耿，但他手下的大将杨光远却不想死，直接把张敬达宰了投降。
多米诺骨牌一旦开始倒，就再也停不下来了。
公元936年十一月，耶律德光在太原城外册封石敬瑭为大晋皇帝，建立了“后晋”。
紧接着，联军一路南下，势如破竹。
李从珂知道大势已去。
他带着家人登上了玄武楼，点燃了那把终结后唐的大火。
石敬瑭赢了。
天福二年（937）四月，他迁都汴梁，成了中原的新主人。
为了证明自己是个好皇帝，他其实挺拼的。
《旧五代史》里记载他“天不亮就穿衣服，大半夜才吃饭，礼贤下士”，生活简朴，连衣服都穿粗布的。
可无论他怎么折腾，那张卖身契——幽云十六州的割让，成了他身上永远洗不掉的污点。
这不仅仅是名声臭了的问题，更导致中原王朝在后来的几百年里，失去了北方的天然屏障，完全暴露在游牧民族的铁蹄之下。
回头看这段历史，你会发现，所谓的“决策”，往往是在绝境中做出的不得已的选择。
李从珂为了装仁义，放过了石敬瑭，结果把江山丢了。
石敬瑭为了保命，出卖了幽云十六州，结果背上了千古骂名。
这两人其实都是那个时代的囚徒。
归根结底，这是李嗣源死后，原本统一的军事集团分裂成几个独立山头后的必然结果。
藩镇有了地盘、有人才、有兵权，挑战中央只是个时间问题。
石敬瑭死于天福七年（942），终年五十一岁。
他生前活得小心翼翼，对外要管契丹叫爹，对内还要安抚那些骄横的藩镇。
他用巨大的代价换来了皇位，却也赔上了尊严和历史评价作为利息。
这笔买卖，到底划不划算，恐怕只有他自己心里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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