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狗小的自行车
作者：卢江良
出版社：花城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5年6月1日
ISBN：9787536045651
类别：短篇小说集
定价：20元
图书点评：张柠（文学评论家）：卢江良的小说，通过他特有的叙事形式和故事结构，将当代农村的信息、故事、农民的命运，以及各种精神秘密，“置顶”在人们的阅读视野之中。朱其根（青年诗人）：在他已经完成的数十个短篇小说中，卢江良无不借助他非凡的洞察力和扎实的语言感悟和文字功力，一次又一次真诚地向我们展示了社会底层的客观生活及人物命运遭遇的真实，更让我们从中看到了文学青年致力于当代社会生活批判的决心。丁雷（中文系学生）：他小说里的故事很好读，人物几乎都是像刚从农村走出来的简单朴实又带着傻气的最底层农民，情节动人而曲折，感情饱满而又有节制地批判。明月共潮生（大学教师）：小说的语言风格不是那种尖利的，具有挑战性的，但正是悲剧性的结果，如一把利剑，刺向了某种愚痴的，简单化的百姓思维。吴洋忠（自由撰稿人）：近年来很少见小说作者如此准确地展现出这类急需怜悯和同情的愚昧群体的精神犹豫以及精神犹豫带来的行为的犹豫和滑稽可笑。
泥土中的灵魂切片
——卢江良短篇小说集《狗小的自行车》评述
卢江良的短篇小说集《狗小的自行车》以其冷峻、精准而悲悯的手术刀般的笔法，勾勒出了一幅转型期中国乡村的浮世绘与精神地形图。这不仅仅是一本关于“乡村”或“乡土”的书写，更是一部关于“人的境遇”的显微镜式切片报告。他将文学的聚光灯，对准了那些被宏大叙事、经济浪潮和城市文明挤压至社会边缘与缝隙中的个体，深入其内在的褶皱与风暴，展现了物质贫困与精神困顿交织下，人性呈现出的惊人变形记。
一、核心主题：现代化进程中的三重围困与人性突围
《狗小的自行车》集子中的故事，反复回响着几个沉重而深刻的主题，它们共同构建了卢江良笔下人物生存的残酷语境。
1.尊严的围猎：权力、金钱与身份的角力场
权力的微观运作与异化：在《谁打瘸了村支书家的狗？》中，“狗”不再仅仅是一条家畜，而是村支书个人权威与政治符号的延伸。乐天与狗的矛盾，最终演变为与抽象权力的搏斗。当他从最初的据理力争，到最终在解雇威胁与集体无形压力下，不得不敲盆游街、自污以“维护”支书的颜面时，我们看到的是乡村权力结构对个体尊严的系统性、荒诞性摧毁。权力的毛细血管渗透到最微小的社会关系里，将人际关系异化为赤裸裸的支配与被支配关系。
货币对人的重新编码与精神阉割：在《狗小的自行车》和《小镇理发师》中，金钱展现了它强大的塑造甚至“创造”人的魔力。赵大牛从一个心怀屈辱、伺机报复的弱者，在金钱的催化下，变成了纵情声色、对过往屈辱彻底“谅解”甚至“和解”的“钱呀”老板。他的报复冲动在资本增值的逻辑面前变得无足轻重，这是精神世界向物质现实的一次彻底投降。狗小（小天）更是经历了身份的直接买卖，当“狗小”被三万元的价格标签置换为“小天”，当他骑着“赎回”的自行车路过亲生父亲却不再相认时，卢江良揭示的是一种触目惊心的现实：在极端的经济逻辑面前，血缘、情感乃至人的根本身份，都可能成为可交易、可让渡的商品，人性本身面临着被物化和空心化的危机。
底层生态链中的相互倾轧与自我认同困境：集子中的人物，并非简单地被“上层”压榨，更上演着同一阶层内的复杂博弈。《逃往天堂的孩子》中，郑晓林和吴东明是村里最受鄙夷与欺负的孩子（“婊子的儿子”“贼骨头”），他们的梦想天堂源自成人世界传递的童话，而通往天堂的路径却需要他们向更弱者（飘飘）投射渴望，或向强者（村长）行使偷窃。这种绝望的反抗，最终将他们推向了一个更险恶的“天堂”——陌生男子的谎言与火车脱轨的死亡。故事揭示了贫困不仅剥夺了物质，更塑造了扭曲的心理结构和绝望的行动逻辑，受害者与施害者的角色在生态链的末端模糊。
2.道德景观的变迁：传统伦理的消解与实用主义的盛行
卢江良的乡村，已非田园牧歌式的精神故园，而是一个传统伦理秩序逐渐失效、实用主义价值大行其道的现实场域。
《村里的两条狗》中的“配种”闹剧，表面荒诞不经，实则精准地刻画了一种基于资源交换与权力攀附的社会心理。冯四试图通过动物的“联姻”来建立与村长家实质性的“关系”，而村长对“交配”的厌恶与阻碍，不仅源于对冯四人品的鄙视，更深层的是对自身权力符号“纯净性”被“污染”的焦虑。一场动物行为被赋予了过于沉重的社会隐喻。
《乡村建筑师》中的郑小米，是又一个在价值坐标转换中迷失的典型。他将个人尊严与自我实现的梦想（成为“乡村建筑师”），错误地附着于对外部成功学符号（作家郑洁清的成功）的盲目模仿，以及一个不切实际的“西方教堂式”建筑方案。他的悲剧不仅在于个人理想的落空，更在于他与整个乡村社会认知系统的错位。村民们实用主义的评判标准（房子要能住人），与小知识分子脱离实际的“理想”发生了根本性的冲突，这种冲突以喜剧开场，却以闹剧和悲剧收场，最终是郑小米被规训回“砌得比任何人都直”的现实。
人际关系的工具化与情感的异化在多个故事中可见。丈夫可以成为实现阶层的跳板（《狗小的自行车》中海天夫妇的动机），子女可以成为改善经济的筹码（同上），邻居关系可以转化为利益算计（《村里的两条狗》）。感情本身不再是稳固的纽带，而是可以依据利害关系随时调整的变量。
3.城乡二元结构下的“中间人”与精神失重
卢江良的独特贡献，在于他不仅写了乡村的留守者，更敏锐地捕捉了那些游走于城乡之间、处于悬浮状态的“中间人”的尴尬。
《城市里的风》中的柯鸿，是对现代化、城市文明水土不服的知识分子代表。他所厌恶的“不冷不热、阴阳怪气”、总让他感冒的“城市里的风”，实际上是他对城市文化“去深度化”“速配化”（人际关系、婚姻）和虚伪性的过敏反应。他选择离开，看似决绝，实则是无法找到融入方式和精神家园的挫败性退却。他与如鱼得水的同学袁汀形成了鲜明对照，展现了城市化进程对个体适应能力的残酷筛选。
在《狗小的自行车》中，进城务工的狗小一家是另一种“中间人”。他们肉身在城市，却无法真正扎根；他们渴望被城市接纳（成为“小天”），但这种接纳是以斩断与过往的一切联系、更改身份为代价的，是一种带着巨大精神创伤的、屈辱的“上升”。狗小亲生父母的“欣慰”（儿子成了城里人），交织着为生存而贩卖亲情的痛苦，构成了一幅令人心酸的图景。
《生长在城市里的稻》则用超现实的笔法，将这种城乡对立与荒诞逻辑推向了极致。当农业生产的逻辑（为收获而耕种）彻底让位于商业宣传的符号逻辑（为形象而表演），当父辈（乐天）对“粮食”和“劳动”本能的敬畏，与子辈（谷儿）纯粹的资本算计发生不可调和的冲突，小说揭示了现代化进程中某种根本性的精神断裂。乐天最后独自进城割稻的行为，是一个传统农民对自然法则和生存伦理的悲壮守卫，是对工具理性吞噬价值理性的绝望反击。
二、叙事艺术：冷静克制下的黑色幽默与深度现实感
卢江良的小说艺术成就，建立在他独特的叙事风格之上。
1.“零度叙事”下的冷峻力量
卢江良的叙述语调通常是冷静、克制、近乎白描的。他极少进行直接的心理描写或主观的情感宣泄，而是通过人物的对话、行为和微妙的细节，让情感和主题自行浮现。例如，在《小镇理发师》中，赵大牛由复仇到放弃的心理嬗变，是通过他从抽屉里取出那把“削铁如泥”的剃刀、面对那张“拱”过妻子的“猪嘴”时的犹豫，最终因想起情人幽会而分神的一系列动作，以及内心旁白与现实的反差（“暗地里恶狠狠地怒骂”vs.实际的“手蓦地顿住了”）来呈现的。这种不动声色的叙述，反而产生了巨大的内在张力，让读者在冷静的文本下感受到人物汹涌的心理暗流和命运的荒诞感。
2.精妙的结构与情节反转
卢江良擅长构建精密的叙事结构，常常在平实的情节发展中，设置关键性的转折点，这些转折不仅推动情节，更揭示主题，充满讽刺意味。例如，《谁打瘸了村支书家的狗？》从“指认-伪证-作证-收买-抗争-妥协-仪式性羞辱”的链条，完整呈现了一个普通人在权力网络中被绞杀的全过程，情节的每一次推进都是尊严的一次沦陷。而《狗小的自行车》中，从丢车、找车、认子、交易到最终的疏离，每一次身份的变化都伴随着深刻的伦理拷问。
3.黑色幽默的普遍运用
这是卢江良作品最显著的美学特征之一。他将巨大的悲剧、深刻的矛盾包裹在一种荒诞、夸张甚至可笑的情节外壳之下。
《村里的两条狗》：为了“配种”而精心策划、认真执行，最终导致一场权力游戏下的杀狗事件，过程严肃，动机可笑，结果可悲。
《乡村建筑师》：一个泥水匠立志成为“乡村建筑师”，设计出不伦不类的“教堂城堡”，梦想通过一栋房子赢得社会认可，最终却沦为全村笑柄，理想在现实中撞得粉碎。
《村口山上有只兔》：全篇建立在“部长”看错（兔/猪）的一句话之上，由此衍生出一个煞有介事的“野猪捕捉队”，一场集体性的装模作样，一场自导自演的“打野猪”胜利，最终荣获奖项，所有人都心照不宣地维护着这个由权力制造的“皇帝的新装”。这部小说堪称黑色幽默的杰作，将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唯上是从的作风讽刺得入木三分。
这种黑色幽默的效果，不是轻松的搞笑，而是如盐撒在伤口，加剧了读者的痛感与反思。它让我们在发笑之后，感到一种深刻的悲哀和不安。
4.生动的人物塑造与群像勾勒
集子中的人物血肉丰满，他们不是概念化的符号，而是在特定环境下挣扎求生的复杂个体。赵大牛（软弱、机心、异化）、乐天（倔强、无奈、屈服）、郑晓林（木讷、坚韧、绝望）、郑小米（偏执、虚荣、挫败）……他们各有各的卑微、算计、善良与局限。卢江良通过对他们命运轨迹的描绘，共同构建起了一幅底层中国的精神肖像。
三、文学价值与社会意义：作为时代备忘录的《狗小的自行车》
卢江良凭借《狗小的自行车》奠定了其在中国当代文坛，特别是乡土/底层写作领域的重要地位。
1.对传统乡土书写的突破
他超越了“田园牧歌”式的怀旧与“启蒙-救赎”式的精英视角，也避免了简单的“苦难展览”与道德控诉。他以人类学的田野调查般的精准和耐心，进入乡村的肌理，描绘其内部权力结构、人情网络、精神状态的复杂变化，展现了现代化浪潮冲击下，乡村社会伦理的解体、价值观念的混乱以及个体精神世界的崩塌与重建（往往是畸形的重建）。
2.深邃的现实主义洞察力
卢江良的作品具有强烈的“非虚构”气质和现实感。他所书写的事件与人物，都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和生活质感。他抓住并放大了“金钱-权力”“城市-乡村”“传统-现代”这几组核心矛盾在中国基层社会中的具体表现，使其小说成为了理解上世纪九十年代至新世纪初中国社会转型期阵痛的一份生动的文学档案。
3.普遍的人性关怀
尽管故事背景多置于特定乡村，但卢江良探讨的问题——尊严的维护、身份的焦虑、选择的困境、人性的变异、权力的腐蚀、梦想的幻灭——却具有跨地域、跨文化的普遍意义。他笔下的人物困境，是任何身处剧烈变动社会中的个体都可能遭遇的困境。这使得他的作品超越了“乡土文学”的范畴，具备了探讨人性与生存境遇的哲学深度。
四、结语
《狗小的自行车》是一部需要怀着沉重心情阅读的作品。卢江良用他看似平淡实则锋利的文字，为我们切开了一块块来自社会底层的“灵魂切片”。在这些切片上，我们看到了被挤压的梦想、被交易的情感、被扭曲的灵魂和被消解的尊严。他并非一个愤怒的呐喊者，而更像一个冷静的记录员，用文学的X光机照见了光鲜表面下的病灶与暗疾。
这部作品的成功，在于它成功地做到了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的同构，黑色幽默与深刻悲悯的交融，以及个体命运与时代洪流的共振。它不是简单的揭露或批判，而是试图在理解复杂性的基础上，完成一次对当代中国人精神境遇的深切勘探。对于任何希望理解当代中国社会复杂面向，以及在这种复杂中个体灵魂所承受的重负与变形的读者而言，《狗小的自行车》都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分量沉重的杰作。它让我们看到，在一辆丢失又“找回”的自行车背后，所承载的是一个时代转型的阵痛与灵魂的漂泊。
（文/百度文心助手）
泥泞土地上的精神图谱
——评卢江良短篇小说集《狗小的自行车》
卢江良的短篇小说集《狗小的自行车》以浙东乡村与城乡交界地带为叙事场域，用冷峻的笔触勾勒出转型期中国底层民众的生存困境与精神挣扎。这部集子收录了《小镇理发师》《村里的两条狗》《狗小的自行车》等二十余篇作品，通过一个个荒诞却真实的故事，揭示了金钱逻辑对传统伦理的侵蚀、权力运作对人性的扭曲，以及普通人在时代浪潮中的身不由己。作品以现实主义为底色，融入黑色幽默与民间智慧，构建起一幅充满痛感却不失温度的当代乡村精神图谱，成为了解世纪之交中国乡村社会变迁的重要文本。
一、生存困境中的人性异化
集子中的人物大多深陷生存的泥沼，在物质匮乏与精神贫瘠的双重挤压下，人性逐渐发生畸变。《狗小的自行车》中的狗小一家是进城务工者的典型缩影，父亲修鞋维生，母亲清扫马路，一家人挤在简陋的出租屋中，生活的重压让亲情也变得脆弱。自行车的丢失成为导火索，不仅让狗小不得不每天奔跑五里路上学，更成为他命运转折的契机。当城市人海天误将狗小认作失踪的儿子小天时，这个贫困家庭最终选择以四万元的价格“出让”儿子，亲情在生存压力面前沦为可交易的商品。狗小在富裕的“亲生父母”家获得了物质满足，却逐渐遗忘了生身父母，这种异化不是个体的堕落，而是时代转型期底层群体无奈的生存选择。
《小镇理发师》中的赵大牛同样展现了人性在金钱面前的蜕变。最初，他为报复与妻子有染的厂长“大嘴巴”而学理发，梦想用剃须刀削掉对方的嘴唇。但随着理发店生意兴隆，金钱带来的权力与欲望逐渐吞噬了他的复仇之心。他变得风流成性，与多个女人有染，甚至在亲热时高呼“钱呀”，被全镇人私下称为“钱呀”。当他最终成为小镇的富裕阶层，与曾经的仇人“大嘴巴”称兄道弟时，最初的屈辱与仇恨已被金钱消解，人性在物质主义的侵蚀下变得麻木。这种异化不是简单的道德沦丧，而是底层民众在脱贫渴望中对自身价值的误读。
卢江良笔下的异化往往带有被迫性与悲剧性。《乡村建筑师》中的郑小米，一个初中毕业的泥水匠，受“我”成为作家的激励，立志成为乡村建筑师。他设计的新型民房充满创意，却因不符合乡村的实用逻辑与传统审美而遭遇嘲讽。在追求理想的过程中，他被村民视为疯子，婚约告吹，最终只能回到脚手架上，继续砌着他曾经鄙夷的“火柴盒”式民房。郑小米的异化不是放弃理想，而是理想在现实面前的破碎，展现了底层民众追求精神价值时的艰难与悲壮。
二、权力运作下的乡村生态
集子深刻揭示了乡村社会中权力的隐性运作机制，以及权力对人性的扭曲与碾压。《村里的两条狗》以两条狗的交配为切入点，构建了一幅乡村权力关系图谱。村长为讨好支书，渴望自家的狗生崽送礼，却因与狗交配的雄狗来自他鄙视的冯四家而心生厌恶。为阻止这种“门不当户不对”的交配，村长编造镇里征收一千元养狗挂牌费的谎言，迫使冯四杀掉了花三百元买来的狗。而村长家狗脖子上的挂牌，不过是用破自行车牌照改造的假货。在这场荒诞的权力游戏中，村长利用信息不对称与权力优势肆意操控他人命运，而冯四明知被欺骗，却因“民不跟官斗”的生存智慧选择沉默，展现了乡村权力结构中强者对弱者的隐性压迫。
《谁打瘸了村支书家的狗？》则更直接地展现了权力的蛮横与虚伪。村支书自家的狗被自己打瘸，却一口咬定是村民乐天所为，还指使治保主任作伪证。乐天为洗清冤屈四处奔走，却因触动了村支书的权威而丢了工作，最终不得不沿街敲着破脸盆自辱，承认自己打瘸了狗。作品中，权力不再是为民众服务的工具，而是成为掌权者泄私愤、树权威的手段，而底层民众在权力面前只能选择屈服，否则便会遭遇生存危机。这种权力运作机制不仅扭曲了公平正义，更异化了乡村的人际关系，让虚伪与怯懦成为生存必备的品质。
卢江良并未简单地将权力持有者塑造成反派，而是展现了权力对掌权者自身的异化。《寻找“把柄”》中的村支书为维护权威，纵容亲戚霸占村民厚忠的道地，却因担心厚忠举报村里筑墙抛荒的违规行为而妥协。权力让他变得傲慢而胆怯，既享受着权力带来的便利，又时刻恐惧权力的丧失。这种复杂的人性刻画，让作品的权力批判更具深度，揭示了乡村权力结构对所有人的裹挟与异化。
三、城乡夹缝中的身份焦虑
集子中的许多故事发生在城乡交界地带，聚焦于进城务工者与返乡者的身份焦虑，展现了转型期中国社会的断裂与融合。《城市里的风》中的柯鸿大学毕业后在城市工作，却始终无法融入城市生活。他看不惯城市人的生活方式，更受不了城市里“不冷不热、阴阳怪气”的风，常年被感冒困扰。这种生理上的不适，实则是心理上的疏离感的外化。柯鸿最终选择逃离城市，展现了乡村背景的知识分子在城市中的身份困境——既无法回归乡村，又难以融入城市，成为悬浮在城乡之间的“边缘人”。
《生长在城市里的稻》则通过荒诞的情节展现了城乡观念的冲突。房地产老板谷儿在城市中心的空地上种稻，并非为了收获，而是为了企业宣传。这种将农田当作道具的行为，遭到了来自乡村的务工者乐天的质疑。在乐天看来，土地就应该用来耕种，粮食不容浪费，而谷儿则将土地视为资本运作的工具。两种观念的冲突，本质上是乡村文明与城市文明的碰撞，展现了城市化进程中传统农耕文明的尴尬处境。
《寻找逃入城市的弟弟》中的“我”与弟弟，代表了乡村青年面对城市的两种态度。弟弟执意逃入城市，却只能靠捡垃圾为生；“我”为寻找弟弟来到城市，最终却选择留在城市，甚至抛弃了找到的弟弟。城市对乡村青年既有吸引力，又充满排斥力，让他们在追求更好生活的过程中迷失方向。这种身份焦虑不仅是个体的困境，更是时代的症候，揭示了城市化进程中乡村青年的精神迷茫。
四、叙事策略中的现实主义力量
卢江良的叙事以现实主义为根基，却又融入了民间叙事的幽默与荒诞，形成了独特的叙事风格。作品多采用第三人称限制视角，通过人物的眼睛观察世界，让读者在共情中感受底层民众的生存处境。《狗小的自行车》以狗小的视角展开，通过孩子纯真的眼睛，更凸显了成人世界的功利与冷漠。狗小对自行车的执着，对亲情的眷恋，与父母的现实考量形成鲜明对比，让作品的悲剧性更具感染力。
作品善于运用民间智慧与黑色幽默化解沉重的主题。《村里的两条狗》中，村长用破自行车牌照冒充养狗挂牌，冯四明知被骗却选择沉默，这种荒诞的情节既让人发笑，又让人感到心酸。《小镇理发师》中，赵大牛最终放弃报复“大嘴巴”，不是因为宽容，而是因为金钱带来的底气，这种黑色幽默的处理，让作品的批判更具锋芒。民间叙事的加入，让作品既有现实主义的深度，又有民间文学的鲜活与灵动。
语言风格上，卢江良采用质朴直白的口语化表达，融入浙东乡村的方言词汇，让作品充满地域特色与生活气息。“狗娘养的”“贼骨头”等方言骂语，“日进斗金”“民不跟官斗”等俗语，不仅符合人物身份，更增强了作品的真实感。同时，作品的语言又兼具冷峻与温情，在揭示人性黑暗与社会不公时毫不留情，在展现底层民众的善良与无奈时又饱含同情，形成了刚柔并济的语言风格。
五、时代转型中的精神叩问
《狗小的自行车》不仅仅是对底层民众生存困境的描摹，更包含着对时代转型中精神价值的叩问。作品中的人物大多在物质追求与精神坚守之间摇摆，最终往往向现实妥协，但这种妥协背后，仍隐藏着对尊严、理想与亲情的渴望。《逃往天堂的孩子》中，郑晓林与吴东明因不堪忍受村里的歧视与虐待，渴望逃往“有得吃，有得穿，还不会让人欺负”的天堂。他们偷了村长的钱去火车站买票，却因不知道天堂的具体地址而被售票员嘲笑。最终，他们乘坐的火车脱轨，两个孩子在意外中实现了对“天堂”的向往。这个悲剧性的结局，既揭示了底层儿童的生存困境，又暗含着对理想家园的向往，让作品在绝望中透出一丝希望。
《前往记忆中的公园》中的55岁女人，三十多年来一直怀念着18岁时与恋人黑锹去过的县城公园。当她终于再次来到县城，却发现公园早已被拆掉，取而代之的是城市广场。她在广场上追忆往事，泪水纵横，展现了对逝去爱情与青春的眷恋。这种对记忆的坚守，在快速变化的时代中显得尤为珍贵，成为抵抗异化、坚守自我的精神支点。
集子中的每一个故事都在追问：在时代转型的浪潮中，人应该如何坚守自我？如何在生存压力与道德底线之间平衡？如何在物质追求与精神家园之间找到归宿？这些叩问不仅针对作品中的人物，也指向每一个读者，让作品超越了地域与时代的限制，具有普遍的精神价值。
卢江良的《狗小的自行车》以其深刻的现实关怀、独特的叙事风格与强烈的精神叩问，成为当代短篇小说创作的重要收获。作品聚焦于转型期中国乡村与城乡交界地带的底层民众，用冷峻而温情的笔触，描绘了他们的生存困境、人性异化与精神挣扎，揭示了金钱逻辑与权力运作对传统伦理与人性的侵蚀。在今天看来，这些故事依然具有强大的现实意义，它们不仅记录了一个时代的社会变迁，更构建了一幅底层民众的精神图谱，让我们在回望历史的同时，思考人性的本质与时代的方向。这部作品提醒我们，无论时代如何变迁，都不能丢失对尊严、亲情与理想的坚守，这正是其跨越时空的文学魅力所在。
（文/豆包）
卢江良，本名卢钢粮，男，1972年出生于绍兴，现居杭州。国家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小说学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中国电影文学学会理事，浙江省文学创作高级职称评委会专家库成员。作品在《当代》《中国作家》《小说月报》《小说选刊》《作品与争鸣》《杂文选刊》等报刊发表、转载，入选《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中国最具阅读价值短篇小说》《新世纪获奖小说精品大系》《新世纪中国小说排行榜精选》等权威选本和全国20多个省份100多份语文试卷，荣获全球网络原创文学作品大赛优秀短篇小说奖、浙江省优秀文学作品奖、阳光文学奖、浩然文学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图书奖提名奖和荣登中国小说学会“中国小说排行榜”，列入浙江省现实主义文学精品工程、北京市出版工程、上海文化艺术资助项目、杭州市文艺精品工程等。有3部小说被拍摄成4部电影，其中《狗小的自行车》荣获第八届电视电影百合奖、《斗犬》入围第六届温哥华国际华语电影节和第十届澳门国际电影节。已出版短篇小说集《狗小的自行车》、长篇小说《城市蚂蚁》《逃往天堂的孩子》、散文随笔集《灵魂的指向》《向一块石头学习》《野草的歌唱》等10多部文学图书和电影光盘《狗小的自行车》。
卢江良：凭着良知孤独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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