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素军，澳门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广州市穗港澳青少年研究所，主要研究方向为青少年发展、台港澳问题、公共政策。
［摘 要］青年学学科认同缺失导致青年研究在学术体系中处于边缘地位，青年与青年学两个关键符号之争是青年学发展停滞不前的重要标志。数智化为青年学的跨学科发展带来新的视角和机遇，并呈现理论建构的拓扑性整合、方法论的界面融合、问题导向的动态调适以及知识生产的协同创新四大特征。青年学学科也遭遇深层的结构性矛盾，具体体现为学科交叉带来的知识创新与理论碎片化风险、技术赋能与方法论异化、价值理性与实践理性的张力等多重现代性困境。结合《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的实践和延伸，文章提出以“元理论建构—方法论革命—协同机制创新—评价体系转型—实践平台再造”为核心的五维突破策略，以实现知识生产的范式升级，推动青年学学科建设图谱再绘制。
［关键词］青年学；青年发展；跨学科；知识图谱；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
青年学作为一门以青年为核心研究对象的边缘学科，始终深陷学科合法性危机。传统青年研究长期依附于社会学、教育学等成熟学科框架，呈现出碎片化知识堆积与实践指导乏力的双重困境。根据知网2015—2025年研究成果筛查，全国参与青年研究较多（公开发表三篇以上论文）的学者不过100人，而明确使用“青年学”学科标签的仅十余人。然而，数字时代的技术革命与社会转型催生青年问题复杂化，从“躺平主义”的价值观裂变到“元宇宙原住民”的身份重构，从“Z世代”的圈层文化壁垒到“数字游民”的全球化生存困境，单一学科框架已难以应对多维挑战。由此衍生的是心理学、数据科学、传播学、文学等领域学者主动介入青年议题，跨学科势能逐步集聚，为青年学突破“前范式科学”状态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本文旨在系统描述青年学跨学科发展图谱，探讨重构青年学的理论内核与实践路径，对破解学科发展困局、提升青年政策效能，特别是推动国家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的新一轮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一、青年学跨学科发展的
“两个争论”
（一）青年符号之争
在当代社会科学领域，“青年”概念的界定始终处于动态的争议状态，这个看似简单的人口学术语，实则承载着生物属性、社会角色、文化符号等多重意涵。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青年年龄上限延展至45岁的政策调整，到各国立法体系中差异显著的成年标准，青年概念的模糊性折射出现代社会对年龄群体认知的深层困境。这种概念之争不仅关乎学术定义的分歧，而且更触及权力运作、文化建构与社会控制的本质。
1. 生物学范式与社会建构论的对抗
在生物决定论视野下，青年期被简化为生命周期中的特定生理阶段。神经科学研究显示，人类前额叶皮质发育持续至25岁左右，这为法定成年年龄的设定提供了生物学依据，内分泌学通过荷尔蒙分泌曲线，将青春期框定为12~24岁的生理过渡期（李雯等，2024）。这些实证数据构建了看似客观的青年年龄谱系，但忽视了社会文化因素对生理成熟进程的塑造作用，因此社会建构论者对此提出强烈批判。福柯的权力—知识理论揭示，年龄分层本质上是现代社会规训体制的产物（江马益，2025）。工业化进程催生的义务教育制度将15~18岁群体隔离为“中学生”这一特殊类别；劳动力市场通过“青年就业”政策制造出18~35岁的职业过渡群体。这些制度性建构使生理年龄成为社会控制的技术手段，青年概念转化为权力运作的载体。这种范式对抗在司法领域尤为显著，如日本刑法将完全刑事责任年龄定为20岁，而苏格兰法律认可16岁个体的完全法律行为能力（张晶晶，2024）。这种差异暴露了生物学标准与文化认知的深刻矛盾，迫使我们必须超越单一维度理解青年概念。
2. 过渡期理论的现代性困境
主流青年研究长期沿用“过渡期”理论范式，将青年期视为从依赖到独立、从学习到工作的线性过程。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将此过程阐释为角色习得的社会化机制，强调学校教育、职业培训的制度化过渡（邱实，2025）。这种理论预设了稳定的社会结构和清晰的年龄角色分工，在福特主义生产模式下具有解释力。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使这种理论范式遭遇危机，零工经济打破了职业发展的连续性，数字原住民的文化反哺颠覆了传统代际关系，多元性别认同挑战了生命历程的标准化叙事。基于十余年的青年工作观察，本人认为个体化浪潮使青年过渡从“标准传记”转变为“选择传记”，传统年龄标记失去坐标意义。全球化进程加剧了这种复杂性，发展中国家青年面临传统成人礼与现代教育体系的冲突，移民二代在文化夹缝中重构身份认同，这些现象要求青年研究建立更具弹性的分析框架。过渡期理论必须容纳非线性的、多向度的成长路径，承认青年经验的碎片化与多样性。
3. 代际政治中的概念博弈
青年概念的界定本质上是代际权力关系的晴雨表。布尔迪厄的象征暴力理论指出，主导阶级通过设定文化标准来维持代际统治（彭响等，2025）。成人社会创造的“叛逆青年”“啃老族”等标签，实质是权力阶层对边缘群体的符号暴力，这种话语建构在社交媒体时代遭遇强烈抵抗。政策场域中的年龄界定更具现实政治意涵，将青年年龄上限扩展至45岁的政策倾向，既反映了劳动力市场对弹性人口的渴求，也暴露了社会保障体系的代际转移困境。当前，日本出现“宽松世代”的污名化，法国提出的“首次雇佣合同”引发讨论，折射出年龄政策背后的利益博弈。数字技术催生了新的代际政治形态，Z世代通过TikTok等平台挑战重构文化领导权，“00后”运用“模因传播”解构权威话语，这些实践不仅冲击了传统的代际权力结构，而且重塑了青年概念的内涵。当14岁的开发者创造出颠覆性应用程序，45岁的“数字移民”仍在适应智能手机操作时，生理年龄与文化能力的倒置迫使社会重新思考青年的本质规定。
（二）青年学之争
1. 学科本体论之争：身份危机与范式重构
青年学的学科合法性始终面临本体论层面的质疑。以黄志坚为代表的建制派学者主张构建独立学科体系，通过建构“青年本质论—青年发展论—青年工作论”三维框架，将青年研究从现象描述提升到规律探索层面，但也遭遇了批评。实证主义者认为其理论体系存在过度抽象化倾向，交叉学科论者则强调青年研究的跨学科属性。青年群体既是社会结构变量又是文化实践主体，单一的学科视角难以把握其复杂性，这种观点在方法论层面获得广泛认同，却加剧了学科定位的模糊性。近年来出现的“问题导向说”试图超越学科之争，主张以具体青年问题为中心构建知识生产模式，虽然具有创新性，却可能消解学科的理论深度。
2. 方法论之争：实证主义与解释传统的角力
在研究方法层面，定量研究与质性研究的范式冲突尤为突出。共青团系统研究者多通过建立青年发展指数等量化工具监测分析群体特征，这种路径虽能描绘宏观图景，却难以捕捉青年亚文化的深层意义结构。本土化与全球化的话语张力也贯穿着方法论争论，主张西方理论移植的学者强调代际理论、生命历程理论等分析工具的普适性，而本土派学者则着力构建具有文化特质的解释框架。如谌新民等（2025）提出的“代际位差”概念，将中国传统代际伦理与现代性冲击相结合，为理解当代中国青年提供了新视角。这种理论创新既需要克服文化本质主义陷阱，又要避免陷入相对主义窠臼。
3. 价值论之争：批判立场与服务导向的悖论
学术研究的价值取向分歧集中体现在批判理论与应用研究的张力中。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将青年现象置于资本主义批判框架下分析，揭示消费主义对青年主体性的异化，这种批判立场虽具有理论深度，却与政策制定者的现实需求存在隔阂。与之相对，应用研究者致力于构建青年发展指标体系，为政府决策提供技术支持，但工具理性导向可能弱化学术批判功能。在全球化语境下，代际正义问题成为新的争论焦点，迫使研究者重新审视学科的价值立场。青年学研究既要保持对结构性压迫的批判意识，又要避免陷入代际对立的叙事陷阱。
二、青年学跨学科发展的
历史脉络
（一）青年学的起源与早期跨学科萌芽（19世纪末—20世纪初）
1. 社会学视角下的初步探索
19世纪末，青年问题开始在欧美国家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社会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率先将目光聚焦于青年群体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例如，涂尔干的社会学理论虽然未直接聚焦青年，但他对社会失范、社会整合等概念的阐述，为理解青年在社会转型期的迷茫、越轨等行为提供了宏观的社会结构分析框架（刘少杰，2025）。当时一些社会学家开始关注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青年劳工阶层，研究他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以及其与主流社会之间的冲突，这可以看作是青年学在社会学领域的初步扎根。
2. 心理学的介入与个体视角补充
与此同时，心理学的发展也为理解青年个体的内在心理机制提供了新的视角。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揭示了青少年时期人格发展的关键阶段，以及心理冲突对个体成长的深远影响（徐献军，2025）。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理论则从心理原型角度，探讨了青年在自我认同形成过程中对家族、民族等文化心理传承的吸收与抗争（杨奕，2020）。这些心理学理论使得青年研究不再局限于外在的社会行为观察，开始深入到青年的内心世界，初步形成了对青年较为全面的“社会—心理”双重维度的认知雏形，这无疑是青年学跨学科发展的早期萌芽形态。
3. 教育学对青年成长路径的关注
在教育领域，随着义务教育的普及和教育体系的逐步完善，教育者们开始关注青年在学习过程中的身心发展特点。杜威的进步主义教育思想强调教育应顺应儿童（包括青少年）的自然发展阶段，注重实践经验与兴趣培养，这一理念推动了对青年教育方法和教育环境的研究（白晨，2023）。教育学从个体成长与发展的角度出发，与社会学、心理学一同构建起了早期青年学跨学科研究的基石。三方相互交织，试图从不同侧面解答青年在成长过程中所面临的诸如社会化、自我认知、学业发展等诸多问题。
（二）青年学的奠基与多学科融合（20世纪中叶）
1. 社会学理论的深化与拓展
20世纪中叶，社会学理论在青年研究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为分析青年的角色定位和功能发挥提供了详细框架。他提出，社会是一个由相互关联部分组成的系统，青年作为其中一部分，其行为和观念受到社会价值、规范以及家庭、学校、职业等子系统的深刻影响（李欢，2023）。同时，默顿的失范理论（钰文、王茂福，2021）、科尔曼的理性选择理论（常爽，2024）等也从不同角度深入剖析了青年在社会结构约束与个体利益追求下的行为逻辑，进一步丰富了从社会学角度对青年群体的研究，使青年学在社会结构分析层面更加深入细致。
2. 心理学流派的多元贡献
心理学在这一时期呈现出多元流派蓬勃发展的态势。行为主义心理学通过实验研究揭示了青年学习和行为习惯养成的规律，强调环境刺激对青年行为的塑造作用（舒跃育，2022）。人本主义心理学则突出青年自我实现的潜能以及在成长过程中对尊重、理解等情感需求的重要性（孙婷婷，2024），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和罗杰斯的以人为本教育理念都为理解青年心理健康和人格发展提供了关键视角（常佳琪、连灵，2014）。认知心理学对青年思维发展、认知模式转变的研究，也为更好地把握青少年向成年过渡时期智力成长的特点与规律提供助力。这些不同心理学流派的成果极大地充实了关于青年个体心理发展的内容。
3. 政治学对青年政治参与的研究兴起
随着民主政治在全球范围的推进以及青年在各类社会运动中角色的凸显，政治学开始关注青年的政治社会化过程，即青年如何从政治懵懂状态逐步形成自己的政治态度、政治信仰以及参与政治生活的意识和能力。例如，阿尔蒙德和维巴的公民文化理论探讨了不同国家政治文化对青年政治认知和参与模式的影响，为理解青年在政治体系中的定位和作用提供了理论依据（李丹，2015）。政治学与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相互结合，分析青年政治行为背后的社会结构推动因素、心理动机驱动因素等，使得青年学在政治维度上的研究逐渐丰富，不再局限于个体成长和社会微观互动，而是延伸到宏观政治权力结构与青年群体的关系层面。
4. 跨学科研究方法的初步运用与整合
跨学科不仅体现在理论层面的相互借鉴，还开始落实到研究方法上。社会学家常用的调查研究方法被广泛应用于收集青年的社会行为数据，心理学家则运用实验法、心理测量工具等对青年的心理特质进行量化评估，教育学家采用案例分析、教育行动研究等方法聚焦青年的教育实践过程。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逐渐被整合运用到青年研究中，研究者开始根据具体的研究问题，灵活选择合适的方法组合，以获取更全面、深入且准确的关于青年的数据资料，这标志着青年学在研究方法层面朝着跨学科整合方向迈出了重要一步。
（三）青年学的快速发展与跨学科多元化（20世纪后半叶—21世纪初）
1. 文化研究视角的融入
20世纪后半叶，文化研究领域的兴起为青年学带来了新的活力。文化研究学者关注青年亚文化现象，如摇滚音乐、街头时尚等蕴含的文化意义和抵抗精神，深入剖析青年亚文化如何在主流文化霸权下构建独特的文化认同、价值观以及象征体系。他们从文化符号、仪式、风格等方面解读青年的文化表达，将青年视为文化创造与传播的主体力量，并与社会学、心理学等传统学科视角相结合，使青年学能更敏锐地捕捉到青年群体在文化多元时代的思想动态、身份建构过程以及对社会文化变迁的推动作用，进一步完善了对青年复杂形象的刻画。
2. 经济学对青年就业与消费的研究
经济学在这一时期也深度介入青年研究领域，主要运用人力资本理论、劳动力市场供需分析等方法研究青年的就业困境、职业选择以及职业技能发展等问题。同时，随着消费社会的崛起，青年作为重要的消费主体，其消费行为、消费观念以及消费文化也成为经济学和管理学共同关注的焦点。从经济学角度分析青年的消费偏好、消费信贷行为等，不仅有助于理解青年在经济生活中的角色，为商业机构制定针对青年市场的营销策略提供依据，也让青年学在经济维度上有了更深入的研究内容，拓展了其跨学科范畴。
3. 传播学对青年媒介使用的研究
传播学的发展使得青年与媒介的关系成为研究热点，重点关注青年如何接触、使用媒介信息，以及媒介如何影响青年的认知、态度和行为。如议程设置理论在青年研究中的应用，揭示了媒体报道如何影响青年对公共事务和社会问题的关注重点（车俊梅等，2024）；沉默的螺旋理论则解释了青年在舆论环境下表达观点的心理压力和行为倾向（宋春玲、侯树河，2025）。传播学与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协同，分析媒介营造的拟态环境对青年社会化及自我认同等方面的影响，让青年学能紧跟时代步伐，把握信息技术时代青年的新特点和新问题。
4. 跨学科理论框架的构建与完善
在这一时期，众多学者试图打破学科界限，将不同学科的核心概念、理论命题进行有机整合，形成专门针对青年群体的综合分析模型。例如，在研究青年犯罪问题时，不再仅从法律或社会道德层面进行简单归因，而是综合考虑社会结构失衡导致的资源分配不均（社会学因素）、家庭环境与个人心理创伤（心理学因素）、教育机会缺失与不良同伴影响（教育学和社会学交叉因素）以及媒体报道引发的标签化效应（传播学因素）等多方面因素，构建起多层次、多维度的解释体系。这种跨学科理论框架使得青年学在面对复杂的现实问题时能进行更全面、深入且具有针对性的研究，提升了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解释力和影响力。
（四）当代青年学的跨学科新趋势（21世纪初至今）
1. 大数据与信息技术助力跨学科研究
进入21世纪，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为青年学跨学科研究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大数据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得研究者能够获取关于青年的海量信息，包括社交网络数据、网络行为数据、消费数据等，并对这些数据进行深入分析，发现隐藏在其中的青年行为模式、社交关系网络以及兴趣爱好分布等规律。例如，利用社交媒体平台的数据分析青年的话题关注焦点、意见领袖影响力范围，再结合社会学的网络分析理论等，可以更精准地把握青年在虚拟和现实空间中的思想动态与行为逻辑，实现跨学科研究在数据驱动下的深度融合与创新（李唯嘉，2021）。
2. 全球化背景下的跨文化青年研究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跨文化青年研究成为重要趋势，学者们需要在跨学科的基础上进一步融入文化人类学、国际关系学等知识，研究不同文化背景下青年的价值观碰撞、文化适应过程以及全球性问题对青年的共同影响。例如，对比研究西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青年在面对国际问题时的意识差异、行动策略以及背后的文化、经济和社会结构因素，通过这种跨文化视角的跨学科研究，不仅能丰富青年学的理论内涵，还能为应对全球性挑战的青年政策制定提供更具普遍性和针对性的建议（王金强、黄梅波，2025）。
3. 多学科协同应对复杂青年问题
当代社会面临的诸多复杂的青年问题，往往不是单一学科能够解决的，需要多学科协同作战。医学、神经科学与心理学、社会学联手研究青年心理健康问题，从生理机制、心理成因以及社会支持系统等多方面探寻解决方案；计算机科学、法学与伦理学共同探讨网络环境下青年权益保护和数字伦理规范建设；国际关系学、安全科学与社会科学联合分析如何防范青年被极端组织拉拢利用等。这种多学科协作的模式成为当代青年学跨学科发展的显著特征，旨在整合各方资源和智慧，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的应对复杂青年问题的研究体系和实践策略。
三、青年学跨学科发展的
全新范式
（一）理论建构的拓扑性整合：多维度的知识联结
青年学的跨学科性首先体现为对多学科理论资源的拓扑整合。不同于简单的理论拼贴，这种整合通过建立学科间深层逻辑关联，形成具有解释张力的理论网络。在认识论层面，青年学将发展心理学的个体成长理论与社会学的代际传递理论相耦合，既关注青年生命历程的阶段性特征，又考察社会结构对青年群体的形塑作用。如余澍（2025）提出，失业在干扰个体日常生活的同时亦使其生命历程陷入停滞与中断，这种停滞表现为生命历程规划的失序、日常生活运行的去同步化与社会时间时序性的断裂。在分析框架上，青年学形成独特的“三圈层理论结构”，具体呈现为：核心层整合教育学、心理学等基础学科，构建青年成长的基本原理；中间层融合传播学、经济学等应用学科，解释青年文化实践的经济逻辑与传播机制；外层对接政治学、公共管理学等制度学科，探讨青年政策与社会治理的互动关系。这种同心圆结构既保持学科开放性，又形成稳定的知识生产秩序。
（二）方法论的界面融合：混合研究范式的创新
青年学跨学科发展在方法论层面表现为研究范式的界面融合，形成定量与定性、宏观与微观、结构主义与建构主义的多维对话。这种融合突破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分野，创造出独具特色的“三维研究方法矩阵”。在数据采集维度，既运用人口普查数据把握青年群体结构变迁，又通过社会网络分析揭示青年社群的互动模式，同时借助数字民族志捕捉网络原住民的生存体验，形成“宏观统计—中观网络—微观叙事”的立体化数据体系。在分析技术维度，计算社会科学方法的引入带来方法论革命，基于大数据的青年情感分析模型，通过语义网络分析技术，可以解码“躺平”“内卷”等青年话语的生成机制。在方法论自觉维度，混合研究范式的创新性体现为“溯因—验证—阐释”的三阶研究路径，其螺旋上升的研究逻辑，有效弥合了实证主义与阐释主义的鸿沟。
（三）问题导向的动态调适：现实复杂性的知识应答
青年学跨学科发展的核心动力源于对现实问题的动态应答机制，并形成“问题簇”研究模式。在数字研究领域，学科交叉产生新的理论生长点，传播学中的媒介嵌入理论与社会学的时空压缩理论相结合，催生出“数字分身”概念，用以解释Z世代青年在虚拟与现实身份之间的穿梭实践。全球化与在地化的辩证关系推动研究范式创新，例如针对“海归青年文化再适应”问题，李俊儒和李学勇（2025）从政治引领出发，提出思维方式和文化范式的调和，本质上就是在寻求“文化锚定效应”。季逸伦（2024）采用权衡理论分析海归教师的思想状态、适应程度与职业发展之间的关系及其协同机理，对传统同化理论形成重要修正。危机响应机制彰显学科实践品格，例如重庆团市委开发出“重大危机中青年心理韧性评估体系”，通过构建“压力源—支持系统—应对策略”三维模型，为完善青年社会支持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四）知识生产的协同创新：多元主体的网络化共生
青年学跨学科发展重构了传统的知识生产模式，形成“高校—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协同创新的网络化生态。这种生态打破学科本位主义，在知识生产、转化与应用间建立循环机制。在基础研究层面，形成跨学科研究共同体；在应用研究层面，政学互动推动青年研究从经验决策向循证决策转型；此外，知识转化机制创新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既提升企业社会责任，又拓展学术研究的实践价值，创造性地解决了应用研究与理论建设脱节的传统困境。
四、青年学跨学科发展的
现代性困境
（一）本体论危机：学科合法性与知识整合的双重焦虑
1. 学科认同的模糊性困境
青年学的跨学科特征导致其陷入“超学科”与“无学科”的认知悖论。建制派学者试图通过构建独立学科体系确立学术身份，但由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等学科嫁接形成的理论框架，始终难以摆脱“学术拼盘”的质疑。张良驯（2024）提出的青年学逻辑分析法虽具创新性，但当青年学同时宣称其学科属性与超学科特征时，学术共同体陷入自我指涉的逻辑困境。学科评估体系的制度化排斥进一步恶化认同危机。在现行学科分类中，青年研究被分解为教育学下的“青少年发展”、社会学中的“青年社会学”等次级领域，导致学术资源获取与成果评价面临结构性障碍。
2. 理论整合的范式不可通约
跨学科知识整合遭遇库恩范式理论的现实挑战，发展心理学强调的“阶段论”与社会学“结构化理论”存在本体论冲突，前者预设线性发展规律，后者强调社会建构的偶然性。两种范式被强行纳入青年社会化理论将导致解释逻辑的断裂。例如，在“00后”群体研究中，心理测量显示的延迟成熟特征与社会学观察到的早熟型实践形成理论悖论。此外，一些研究忽视制度环境与文化传统的根本差异，硬套西方理论框架，概念移植的语境错位加剧了知识整合困境。
（二）方法论僭越：技术理性扩张与人文精神式微
1. 量化主导的方法论异化
大数据技术的介入引发方法论体系的结构性失衡，青年研究出现“数据崇拜”倾向，情感计算、社会网络分析等技术手段的便利性挤压了传统质性研究的生存空间。当数字足迹替代深度访谈成为主要信源时，青年的主体性体验被简化为数据点阵。算法黑箱导致的方法论伦理危机逐渐显现，商业平台提供的青年行为数据存在算法偏见。冉连、栋博艺（2025）研究发现，算法重置信源与信息传播渠道，可形成信息双重放大效应，推荐算法系统性放大青年群体的极端情绪。这种失真数据进入学术研究后，可能引发“数字建构主义”认知偏差，学者基于算法过滤后的“数据现实”开展研究的实质是在研究技术建构的拟象。
2. 混合方法的整合失效
方法论拼接产生“伪跨学科”研究模式，部分研究机械叠加问卷调查与访谈文本，却未建立方法间的逻辑衔接，形成“方法论杂烩”。所谓采用混合方法的论文中，真正实现方法论融合的较少，多数停留于数据并置层面。这种虚假整合不仅无助于知识创新，反而降低研究的可信度。技术门槛造成的学科壁垒逆向强化，计算社会科学要求的研究者素质（如 Python 编程、机器学习）与传统社科训练存在断层，导致青年学者群体出现“数字鸿沟”。并非所有青年研究者都能掌握基本的数据挖掘技能，这种数字能力错配迫使研究团队过度依赖技术外包，危及学术自主性。
（三）价值理性危机：工具化倾向与批判精神的消解
1. 政策导向的学术功利主义
政府购买服务模式可能引发的知识生产扭曲值得警惕。课题招标制使青年研究过度聚焦短期政策需求，从选题看，基础理论研究几乎呈直线式下降。例如：某青年研究会在2016—2019年发布的课题尚有近半涉及青年理论研究，到2020—2024年则几乎全是青年工作、政策及热点等现象类选题；某地发布的课题在2011—2019年专门有青年学领域，2020年至今则直接取消了该类选题指南，重点关注青年发展规划和青年发展型城市研究。这种实用主义转向虽提升政策转化率，却可能导致学术研究沦为“治理术”附庸。同时，指标化考核催生学术投机行为，在CSSCI导向下，青年学者热衷于制造“学术快消品”。据知网数据统计，“青年+”主题论文2011年较2001年增长1.76倍，而到2024年则增长了3.12倍，但平均引用率不高，理论贡献度有限。
2. 批判传统的双重消解
技术治理话语对学术批判空间的挤压日益严重。当青年研究沉迷于精准画像与政策仿真时，传统的批判精神遭遇解构，资本力量通过课题资助、数据垄断等方式渗透学术领域。例如，某互联网企业资助的“Z世代消费研究”，刻意回避平台剥削等敏感议题，形成“学术噤声”效应。代际视角的意识形态陷阱需要警惕。部分研究将青年问题简化为代际冲突，这种叙事既遮蔽阶层、地域等结构性矛盾，又为代际资源争夺提供学术背书。例如，网络上充斥的研究成果过度渲染“‘00后’整顿职场”等代际话语，转移了劳资关系的社会注意力。
（四）协同创新悖论：主体间张力与知识权力博弈
1. 学科文化的认知冲突
不同学科范式的价值预设存在合作障碍，教育学者的规范性取向与社会学家的解释性立场常产生研究冲突，如某位青年研究学者反馈关于“小镇做题家”的研究设计因学科理念差异进行六次修改，最终采取妥协方案削弱了理论锐度。学科话语体系的不可通约性造成学术共同体的“巴别塔困境”。知识权力的隐形支配破坏合作生态，自然科学背景的研究者常凭借技术优势占据主导地位，特别是在SSCI期刊体系中，计算机学科成员在论文署名中的首位率占比明显高于其他学科，这种权力失衡抑制多元学术视角的平等对话。
2. 利益主体的目标分歧
政学关系的尺度困境影响研究独立性，政府部门要求对策研究具有“可用性”，与学术界追求的“创新性”存在较突出的矛盾。在访谈某部委委托课题的评审专家时发现，大多数专家认为学术价值让位于政策正确性，这种张力迫使研究者陷入自我审查的困境。商业逻辑的侵蚀威胁学术公共性，企业资助研究的隐蔽议程扭曲知识生产，如某电商平台支持的“青年消费行为研究”，通过抽样设计刻意美化超前消费现象，这种学术寻租行为危及学科发展的伦理根基。
五、青年学跨学科发展的
五维路径
青年学在中国语境下的跨学科发展，肩负着服务国家青年发展战略、回应新时代青年发展核心命题的重要使命。在学科边界日益交融与知识生产模式深刻变革的背景下，突破传统路径依赖、构建扎根中国大地的新型学术生态，是推动中国特色青年学范式创新的关键。《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 年）》（以下简称《规划》）作为中国首部国家级青年发展专项规划，其系统性的内容体系、发展理念和政策导向，为青年学的跨学科理论建构提供了根本遵循和实践坐标。因此，本文尝试从系统论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视角，提出并深化以“元理论中国化—方法论整合创新—协同机制本土适配—评价体系价值引领—实践平台国家战略对接”为核心的中国特色青年学跨学科发展五维路径，旨在破解跨学科整合难题，实现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青年知识生产范式升级。
（一）元理论中国化：构建植根国情与《规划》精神的青年本体论与概念体系
一是推动青年本体论的哲学重构与《规划》价值内核相融合。突破西方中心主义的本体论预设，立足于《规划》将青年发展置于国家发展战略全局的定位，将青年视为“民族复兴的生力军、国家发展的建设者、文明传承的创新者”三位一体的能动主体。这种本体论强调青年发展是国家发展、社会进步、个人成长的有机统一，为跨学科整合提供以国家需求、社会关切和青年福祉为基点的哲学基础。具体来说就是构建发展型青年本体论：作为身心成长的健康主体（对接《规划》“青年健康”领域），作为能力提升的成才主体（对接“青年教育”“青年就业创业”等领域），作为价值引领的担当主体（对接“青年思想道德”领域），作为社会参与的行动主体（对接“青年社会融入与社会参与”领域），作为权益保障的受护主体（对接“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领域）。
二是推动概念体系的整合创新与政策话语贯通。构建中国特色青年学概念体系，需深度融入《规划》的政策话语体系与目标。首先，实施概念融合工程：将《规划》中的核心政策概念（如“思想道德引领”“发展权益”“社会融入”“发展型保障”）作为学科整合的锚点概念。其次，对源自不同学科的概念（如心理学的“韧性”、社会学的“社会资本”、教育学的“核心素养”、法学的“权益保障”）进行本土化语义重构和逻辑关联，形成如“青年发展能力”“青年社会融入度”“青年政策获得感”等超学科概念，使其既能承载学术内涵，又能精准对接政策评估与实践需求。
三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的创造性转化与时代创新。在理论建构中深刻植入中华文化基因，是构建中国特色青年学的关键。超越对西方理论的简单移植，创造性转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知行合一”“家国情怀”等传统理念，结合《规划》强调的“思想道德引领”和“文化育人”，构建如“新时代青年家国责任担当”“青年文化自信生成机制”等理论模型，阐释中国青年在现代化进程中身份认同、价值实现与文化传承的独特路径。
（二）方法论整合创新：面向《规划》实施需求的超学科研究范式
一是探索服务于政策评估与精准干预的混合方法整合。构建循证决策支持导向的方法链，紧密对接《规划》监测评估要求。在数据采集与分析上，强调多源数据的融合，整合《规划》统计监测指标数据、大型社会调查数据（如青年发展状况调查）、网络行为数据、社区/组织记录数据等。开发如青年发展多维度动态监测与预警平台，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进行趋势预测、群体画像和问题诊断，为政策调整和精准服务提供依据。例如，精准识别不同青年群体在就业、婚恋、心理健康等方面的需求差异和风险点。
二是强调计算范式的批判性应用与伦理规制。在利用新技术赋能研究的同时，建立严格的伦理审查和价值观引导机制，确保研究符合《规划》中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和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的要求。将数据正义、算法透明、技术向善原则嵌入方法论设计。在量化分析中，强制实施针对青年群体的数据偏见检测与校正流程，特别关注地域、性别、城乡、残障等维度可能存在的歧视，确保研究结论公正可信，服务于全体青年的发展权益。
三是倡导基于中国青年生活实践的具身化与参与式研究范式。超越纯粹的实验室或文本分析，发展深度融入青年真实生活场景的“实践场域研究法”。将田野调查、深度访谈、参与式观察与适度的生理/行为测量（在严格伦理规范下）相结合，深入理解青年在基层社区、创新创业一线、网络空间、文化社群中的具身体验、情感结构、价值判断和行为逻辑。这种方法对于研究《规划》中青年社会融入与社会参与、青年文化等领域的复杂现象尤为关键。
（三）协同机制本土适配：构建服务国家青年工作格局的知识生产生态系统
一是深化党领导下多元协同的知识生产模式。构建升级版的党委领导、政府主导、共青团协调、高校/研究机构支撑、社会力量协同、青年广泛参与的协同创新机制，以此结构呼应《规划》实施机制。核心是建立国家级/区域级青年发展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作为整合资源、对接需求、共同生产的枢纽平台。该平台运作需嵌入《规划》实施联席会议等现有制度框架，实现议题共设（围绕《规划》重点领域）、数据共享（在安全合规前提下）、资源互补、成果共享。
二是构建以服务国家战略为导向的跨学科人才培养体系。实施“T+型青年研究人才计划”：纵向（T的竖）深耕马克思主义青年观、党的青年工作理论、青年发展理论等核心；横向（T的横）拓展与《规划》十大领域紧密相关的多学科知识，如政策分析、社会工作、数据科学、传播学、心理学、法学等；“+”代表强烈的家国情怀、政策敏感度和解决中国青年实际问题的能力。培养模式采用“理论研习+政策解读+技术实训+基层实践”的融合模式，设立由不同学科背景和实务部门专家组成的“复合型导师组”。
三是建立知识流动与转化的制度性通道。构建“学术研究—政策制定—社会服务”的闭环流转机制。利用知识图谱技术构建“中国青年发展知识库”，结构化呈现研究成果、政策文本、典型案例、数据资源。建立青年研究成果快速响应与报送机制，将高质量的学术发现和政策建议及时送达决策部门。同时，通过智库报告、科普读物、数字媒体等方式，促进研究成果向社会转化，提升全社会对青年发展的科学认知，以服务《规划》“营造良好社会环境”的目标。
（四）评价体系价值引领：确立以服务青年全面发展与国家战略为核心的评价标准
一是建立“三位一体”的价值导向型评价标准体系。构建“理论创新性—政策贡献度—社会影响力”三维评价框架。该体系应重点关注：理论创新性是否发展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青年理论概念或模型；政策贡献度是否直接服务于《规划》目标的实现、政策制定或评估优化，研究成果被政策文件吸收采纳的程度；社会影响力是否有效回应了社会关切的青年问题，是否促进了青年权益保障或能力提升，是否引导了积极的社会舆论。
二是开发能体现跨学科协同价值与政策效能的贡献计量方法。超越简单的论文计数，探索“政策知识转化效能评估法”。追踪研究项目应注重从问题提出是否源自《规划》或重大现实需求、协同过程是否具有跨学科深度，到是否具有成果产出（如论文、报告、专利等），以及是否具有最终转化应用，如政策采纳、服务模式推广、社会问题改善等。量化与质性评估应相结合，重视用户如政府部门、共青团组织、青年服务机构及青年群体的评价。
三是强化学术伦理与政治责任的刚性约束。将坚持正确政治方向、以青年为本及维护国家安全与青年权益作为评价的底线要求和最高准则。建立覆盖研究全过程的伦理审查机制，特别关注涉及青年敏感信息（如身心健康、权益侵害、网络行为等）研究的伦理风险。在评价中实行“伦理与政治责任一票否决制”。
（五）实践平台国家战略对接：扎根中国大地服务青年发展需求
一是建设与国家区域发展战略联动的青年研究观测网络。在全国范围内，依托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布局差异化、特色化的青年发展综合观测站或实验基地。例如，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创新高地设立“高层次青年人才发展与国际竞争力研究基地”，以对接《规划》中的“青年就业创业”“青年国际交流”；在乡村振兴重点地区设立“县域青年发展与城乡融合研究基地”，以对接《规划》中的“青年社会融入”“青年就业创业”及“青年文化”；在边疆民族地区设立“民族团结进步与青年共同体意识培育研究基地”，以对接《规划》中的“青年思想道德”“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在老工业基地转型地区设立“青年技能提升与社会流动研究基地”；还可以利用网络空间设立“青年网络行为与思想动态监测点”。
二是建立聚焦《规划》核心议题的跨学科攻关长效机制。围绕《规划》提出的关键挑战和长期任务，如“Z世代”价值观引领、青年生育支持、青年心理健康、网络空间治理、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等，设立“重大青年发展问题联合攻关项目”。集中优势跨学科力量，进行持续性、追踪性研究（如5~10年队列研究），旨在产出能支撑国家长期战略、具有国际对话能力的标志性理论成果和政策方案。
三是优化全球青年知识网络中的中国节点建设。实施“双向赋能国际化”战略，深度参与联合国青年议题、国际青年组织活动，基于中国实践和中国智慧，贡献关于青年发展、青年事务治理的中国方案、中国标准，提升国际话语权。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一带一路’青年发展研究中心”“全球青年命运共同体研究智库”，系统收集、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青年发展状况，建设权威数据库，服务国家外交战略和人文交流，将中国青年发展的经验置于全球语境中进行比较、提炼和传播。
青年学跨学科发展的五维路径，本质上是新文科建设理念在中国青年研究领域的深度实践与创新探索。它以《规划》为行动纲领和价值坐标，通过元理论的中国化重构确立学科灵魂与方向，通过方法论的整合创新提升服务国家战略的能力，通过协同机制的本土适配优化知识生产的组织生态，通过评价体系的价值引领塑造以贡献为导向的学术文化，最终通过实践平台的国家战略对接将研究深深扎根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这种五位一体的突破路径，不仅为中国特色青年学注入强大动能，也为构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提供重要支点。未来，中国特色青年学必须持续深化“国家需求—青年关切—学术前沿”的互动融合，在破解代际公平、数字文明适应、文化自信培育、全球治理参与等关乎青年发展与民族复兴的重大时代命题中，不断贡献具有思想穿透力、政策转化力、国际影响力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这不仅是学科的自我超越，更是时代赋予我们理解青年、塑造未来、推动人类进步的历史责任与文明担当。青年不仅是研究的对象，更是创造历史、定义未来的主体力量。服务青年全面发展，就是服务国家和民族的未来。
责任编辑：何 芳
《当代青年研究》202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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