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语境下，中央编译出版社以非凡的学术眼光推出厚重译著《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史：从起源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这部由意大利学者保罗·法维利撰写的700余页巨制，经杨晓晨老师译介，于2025年4月以精装版面世。书籍装帧设计兼具历史厚重感与艺术张力，庄重大气、简洁有力，将核心主题“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史”视觉化地、令人印象深刻地传递给读者，彰显出版社对经典学术著作的匠心打磨——这不仅是一部思想史力作的物质承载，更是对中文读者的一份郑重献礼。本书评以“松散性的胜利”为核心视角，聚焦该理论传统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独特演进轨迹，并对其悖论性遗产展开分析评价。
一、理论的混杂生成
法维利的《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史》揭示了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发展历程中的核心悖论：它既非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简单移植，亦非纯粹的本土思潮，而是在“理论旅行”中形成的混杂性知识体系。这种独特性体现在三重张力中：其一，科学性与实践性的撕裂。相较于德国马克思主义强调理论体系的完整性，屠拉蒂等人更关注理论如何服务于工会斗争，这种差异导致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常被诟病为“半吊子理论”，却成为工人运动的实际指南。其二，精英与底层的认知鸿沟。本书通过分析《工人联盟》等工人报刊案例，展现了底层工人将马克思的“工作日理论”转化为“饥饿！饥饿！”的生存呐喊，而知识分子如拉布里奥拉则致力于哲学层面的唯物史观建构。这种分裂使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始终在学术严谨性与大众动员之间摇摆。其三，国际主义与本土化的冲突。第一国际的纲领在意大利被简化为“没有义务就没有权利”的互助口号，巴黎公社经验被解读为“市政自治”而非无产阶级专政，这种选择性吸收赋予意大利社会主义独特的联邦主义色彩。
二、改良的辩证路径
法维利对意大利改良主义的剖析极具穿透力，他成功超越了革命抑或改良的简单二元框架，揭示了其内在的复杂辩证性。这种复杂性首先体现在洛里亚主义的陷阱中。洛里亚作为经济学家，将马克思深刻的剩余价值论简化为“土地垄断论”，试图为改良主义披上科学外衣，此举清晰暴露了意大利资产阶级试图收编和驯化马克思主义的企图。与洛里亚的变形不同，屠拉蒂的实用主义转向则展现了另一维度。屠拉蒂从早期坚持阶级斗争原则，逐步转向接受渐进改革策略，法维利认为这并非简单的理论背叛，而更多是对意大利工业发展滞后这一残酷现实的妥协与调适。他提出的从抵抗到谈判再到立法的行动纲领，实际上构成了一个重要的理论雏形，预示了后来葛兰西阵地战思想的某些关键要素。然而，意大利改良主义路径的另一面——工团主义——则暴露了其理论根基的脆弱性。法维利指出，以阿尔图罗·拉布里奥拉（工团主义者，非哲学家拉布里奥拉）为代表的工团主义者普遍对《资本论》核心理论表现出漠视，这导致他们的经济斗争理论缺乏剩余价值论的坚实支撑，最终流于“为罢工而罢工”的盲目行动主义。这种理论上的空洞与短视，恰恰解释了为何意大利的工人运动相较于理论更为坚实的传统，更容易在现实中滑向被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所收编的境地。法维利通过梳理这条从洛里亚的庸俗化、屠拉蒂的实用妥协到工团主义理论空白的隐性线索，深刻呈现了意大利改良主义充满张力与悖论的演变历程，为理解葛兰西思想的独特来源埋下了伏笔。
三、本土的重构张力
本书第四章聚焦于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本土化阐释：揭示了其独特且充满张力的重构路径。其中，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的理论工作构成了关键基石。面对克罗齐将唯物史观简化为“方法论工具”以及金蒂莱将其曲解为“唯心主义实践哲学”，拉布里奥拉提出了“辩证的矛盾”（存在于思想形式）与“具体的二律背反”（植根于现实对立）的区分框架。这一框架既坚决捍卫了存在对思想的不可还原性，又警惕地避开了经济决定论的僵化教条。他在评注恩格斯《反杜林论》时特别强调“自然领域”与“人造领域”的辩证关系，这一洞见为后来意大利马克思主义拒绝苏联式辩证唯物主义模式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然而，在法西斯主义阴影日益迫近的历史关头，另一位思想家蒙多尔佛却将“实践哲学”推向了唯意志论的唯心主义方向。他通过对费尔巴哈与马克思关系的重新诠释，断言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阐述的“唯物主义”仅仅是一种术语上的伪装，并宣称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核心是“改造的实践”哲学。尽管蒙多尔佛的这种阐释明显偏离了拉布里奥拉坚持的唯物主义立场，法维利却指出它意外地成为当时抵抗庸俗唯心主义思潮侵蚀的理论武器。更具警示意义的是，法维利揭示了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在经济理论基础上的深刻危机，这集中体现在对价值理论的回避上。他援引了1894年屠拉蒂在关键论战中刻意回避对劳动价值论进行深入探讨的案例，此举暴露了早期意大利社会主义者在经济理论上的无力。这种“轻率”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沦为政治妥协的工具，为伯恩施坦主义在意大利的渗透埋下伏笔。
四、政党的建构困境
意大利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建立过程，深陷于一个主要困境之中，即政党究竟应是塑造阶级意识的“教育先锋”，还是阶级力量自发的“组织化身”。这一张力在主要思想家的分歧中尤为显著。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坚持一种近乎精英主义的立场，认为政党应扮演“无产阶级的教师”角色，其核心任务在于通过系统传播科学社会主义文化，对工人阶级的自觉意识进行启蒙。这种视角导致他将热那亚大会成立的早期工人党评判为仅具“三等工会主义”的水平，深刻折射出知识分子精英与群众自发运动之间难以弥合的疏离感。与此相对立的是屠拉蒂的实践路径，他将政党直接定义为“阶级自身的组织”，其理论更多地植根于实际斗争的经验，特别是将米兰冶金工人大罢工的组织模式转化为“阶级—政党”同一性的政治实践。这种实用主义策略虽然有效地推动了社会主义思想在广大工人群体中的扎根与传播，却也付出了代价——理论深度的系统性构建常常让位于即时的战术考量和组织需求，削弱了政党的长远思想根基。而克罗齐提出的尖锐诊断，则进一步揭示了这一悖论所蕴含的深层危机。当克罗齐断言意大利社会主义本质上是一场“没有理论灵魂的运动”时，他不仅精准预言了其后改良主义在实践中将遭遇的困境，更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结构性缺陷：它未能成功地将深刻的经济社会批判，转化为一种内在统一、具有强大凝聚力和指导力的有机意识形态体系。这一缺陷使得意大利的社会主义政党在思想整合与战略清晰度上始终面临着严峻挑战。
结语：松散性作为方法论
法维利的最终洞见在于：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的“松散性”并非其缺陷，而恰恰是它在半工业化社会中得以存活的适应性属性。这种看似混杂的理论状态，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全球传播过程中的一种常态——它绝非僵化的教条移植，而是必然与本土现实碰撞、交融的动态过程。对于致力于构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阐释体系的中国学界而言，意大利的经验提供了宝贵的历史智慧：真正的理论生命力，往往孕育于“非正统”的创造性转化之中。正如葛兰西能够从拉布里奥拉的“具体的二律背反”中发展出“阵地战”理论，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的悖论性遗产强有力地证明：马克思主义的本质不是教条，而是在历史的具体缝隙中锻造武器的实践哲学。
（作者王馨曼，法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兼任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理事。）
思想文化的摆渡者，在东西方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