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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只红嘴相思鸟

文/南风子

1

我是一只南川的红嘴相思鸟。

鸟朋友们说,我的名字里藏着魔法——相思,相思,念两遍,过去的故事就会从树叶后面探出头来。

我的羽毛是故事的调色盘:背上是天星沟老林子的绿,喉咙是黄昏最后一抹蜜糖黄,翅膀尖那点火红呢,是老槐树上系着的念想。

我住在云和山的皱褶里。天兴仪表厂变成了三线酒店,我的小木窝还嵌在红砖楼的屋檐下。

每天早晨,阳光会爬上那座三十二米高的红砖烟囱——它早就不冒烟啦,现在是个大个子日晷。

它的影子慢慢走,我的故事慢慢讲。

午后,朋友们来了。画眉阿灰总梳着光滑的背头,山雀小黄说话像豆子跳进盘子,还有永远在斗嘴的麻雀兄弟:“我先到的!”“是我先!”

它们落在老槐树弯曲的手臂上,树枝轻轻晃,像在给天空挠痒痒。

“新新,今天吃什么故事呀?”小黄的声音滴进空气里。

我不慌不忙。先啄啄胸脯上最软的那撮绒毛,那里暖烘烘的——故事蛋正在里面打滚呢。然后我才开口,声音要轻得像蒲公英商量去哪儿旅行:

“今天呀,我们吃一顿露天电影的光。”

爆米花开出白花朵,饼干屑洒成小星星,游客手心漏下的谷粒金黄金黄。这些都是鸟朋友们带来的。我的故事摊,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地方。

2

我的第一个故事,是从一粒馒头屑开始的。

初代祖告诉我,那一年金佛山的杜鹃开得灿烂,漫山遍野,像天空的红霞落满山头。

“轰隆隆——”卡车来了。一群穿着蓝绿色衣服的人跳下来,像一股会走路的森林涌进沟里。他们喊着号子:“好人好马上三线!备战备荒为人民!”

“吼——”铁牛来了,鼻孔喷着白气。铁牛的牙齿好厉害,茅草和灌木丛乖乖躺下,露出泥土棕色的皮肤。鸟儿们“呼啦”飞散。

一些鸟儿搬家了。一些鸟儿留在这里。

我的初代祖留了下来。

它很好奇。它看见有个戴眼镜的年轻人,坐在青石上。他的眉毛很浓,像用毛笔画的。膝盖上摊开大大的图纸,山风淘气,把图纸吹得哗哗响,他就用搪瓷缸子压住四角。

中午,大家蹲在地上吃饭。年轻人吃得很少,把馒头掰成小块。有一次,他抬头看见躲在核桃树后的初代祖,笑了笑,把一小块馒头屑放在青石边缘。

白的,软的,香的。

初代祖的胆子,就是被这一小“粒”白色的云喂大的。

后来它知道,年轻人叫陈建业,是从很远很远的辽宁来的。他们要在这里建一个造仪表的厂,名字响亮:国营东方红机械厂。还有个神秘数字:5004。

红砖一窑一窑烧出来。用的是金佛山下的黏土,傍晚看去,一块一块像凝固的晚霞。砖块们叠罗汉,叠成了三层高的红砖楼,一排排,沿着山势高高低低。

最神奇的是那座大烟囱,一天天长高。工人们搭起竹架子,烟囱穿着竹子衣裳,长啊长,快要碰到最低的那片云了。

陈建业用做仪表剩下的木头边角料,给初代祖做了一个家。他刨木头的时候,刨花卷曲着飞出来,像透明的羽毛。“仪表的心要准到头发丝的十分之一,”他边打磨边说,“鸟窝的边也要齐,不然下雨会偷偷溜进来。”

小木窝方方正正,挂在老槐树向东的枝上——他说朝东好,第一缕阳光能晒干夜里的露水。

从窝里望出去,风景每天都在变魔术。看见工人们用背篓背水泥,弓着腰;看见女工们编竹筐,手指翻飞;看见露天游泳池挖出长方形的大坑,工人们在坑底铺鹅卵石,一颗一颗,像在给大地镶嵌宝石。

晚上最好玩。工棚里点起煤油灯,一盏一盏,像发光的豆子。陈建业和几个人在灯下开会,影子投在帆布上,变得好大好大,摇晃着,像巨人在说话。

有时卡车夜里来,“嘀嘀——”车灯像两柄闪亮的剑,劈开山沟的黑。工人们从被窝里爬起来卸货。热闹一阵,山谷又睡着了,只剩山泉在说梦话:淙淙,淙淙。

初代祖闻到了新的味道。新砖出窑热乎乎的焦土味,搅拌水泥灰扑扑的石灰味,食堂蒸馒头甜丝丝的小麦香,还有那些年轻人眼睛里,那种亮晶晶的、叫作“明天”的味道。

有一次下大雨,山洪“轰隆隆”冲垮了一段路。工人们冒雨抢险,蓝绿色衣服紧贴在身上。陈建业也在,眼镜片上全是水珠。他们喊着号子,把石头一块块垒回去。

雨停时,所有人都成了泥人,但路保住了。

那天晚饭,每人多了一个咸鸭蛋。剥开蛋壳,“滋——”油汪汪的蛋黄在煤油灯下闪光,像小小的太阳。

初代祖站在湿漉漉的槐树枝上,听见陈建业对工友说:“等厂子建好了,我们造的仪表,要飞上天……”

山风吹过来,带着雨后泥土的腥甜。

初代祖忽然觉得,这个山谷正在长出心脏,“嘀嗒嘀嗒”的。

3

二代祖和三代祖,是在“嘀嗒”声里破壳的。那声音从灰白色厂房传来,成了山谷新的心跳。

嘀——嗒,嘀——嗒。

轻轻的,准准的,像雨珠顺着叶脉散步。

二代祖觉得,这是世界上最美的歌。

它最爱停在恒温车间的气窗口。偷看一个神奇世界。

里面的人都穿着白云做的衣裳——白大褂、白帽子。工作台是淡绿色的,上面铺着墨绿细绒布。台灯的光圈里,镊子尖闪着银光。

陈建业就在里面。他有了一个保温杯,杯身上印着“先进生产者”。他的背挺得像后山的青冈树,呼吸轻得几乎听不见——他正用镊子夹起一个亮晶晶的小齿轮,那齿轮比相思鸟的眼睛还小。他要把齿轮装进黄铜色的表芯里,动作慢得让二代祖以为时间睡着了。

旁边,一个女工在装配游丝。那是比蜘蛛丝还细的金属丝。她透过放大镜操作,屏着呼吸,好像呼出的气会把丝线吹跑。成功了,她轻轻舒口气,额头亮晶晶的。

二代祖想,每一个“嘀嗒”,都是时间精准的一次脉搏。

星期六的黄昏。

太阳刚滑到山后面,露天电影院的空地上就忙碌起来。两个工人推来放映机,“咕噜咕噜”。另外几个拉起大白布,“唰——”四角绷紧在高高的杉木杆上。

全沟的人都动起来了!家属区的窗户“吱呀”打开,女人们招呼孩子;老人们摇着蒲扇,拎着小板凳,“嗒嗒嗒”去占好位置。

二代祖早早占了位置——右边杉木杆最高的地方。从这里俯瞰,整个广场像一口渐渐蓄满水的池塘。人们从四面八方汇来,最后坐成一片黑压压的、涌动的毯子。

天完全黑透时,“哒哒哒——”放映机响了,一束光柱刺破黑暗,打在银幕上。光柱里,无数灰尘在跳舞,像活的、发光的雪。

它最爱看《红色娘子军》。当战士在烈火中高喊时,音乐变得很重很重。下面几百个黑黑的脑袋,一起仰起来,静得能听见月亮爬过松枝的“沙沙”声。然后,有低低地、克制地哽咽。有母亲捂住身边孩子的眼睛,自己的眼泪却顺着指缝流下来。

那一刻,那么多人的心跳,“砰砰砰”,合成了一颗巨大心脏的跳动。二代祖觉得自己不是停在冰凉的铁杆上,而是停在一颗温暖、扑通扑通跳的心脏上——这颗心脏,就是天星沟。

它熟悉这里的一切。

知道百货商店里,水果糖的甜香和新布匹的棉味抱在一起。

见过夏天露天游泳池,下午四点半下班铃“叮铃铃——”一响,就成了沸腾的锅。水花“哗啦啦”,孩子们套着游泳圈,扑腾得像一群小鸭子。

它会数大烟囱吐出的烟。上班时烟是直的、浓的;下班时就散了、淡了,最后融进暮色里。那是整个天星沟的呼吸。

它还知道一些秘密:工具房后面有野柿子树,秋天挂满小灯笼;食堂王师傅会在后门留剩饭,喂三只花猫;几个爱写诗的青工,常在晚饭后爬上后山,对着云海大声念诗,念得脸红红的。

到了三代祖的时候,山谷的歌悄悄变了调。

“突突突——”摩托车多起来了,屁股后面喷着烟。人们在厂区小路上蹿来蹿去。人们嘴里冒出的词,更“五颜六色”了,“市场”“效益”“竞争”……厂门口的宣传栏里,贴上了“摩托车仪表试制成功”的消息。

三代祖不明白这些词,但它看见陈建业的背,被岁月和绘图板磨得有些弯了;他鬓角有了白发。可他女儿陈芳的辫子,却越长越长,乌黑油亮,在身后甩成一条流动的小溪。

她上中学了,背着绿色帆布书包。她放学回家时,会和同学在篮球场边跳绳,橡皮筋绷得高高的,她跳起来,辫子飞成一个黑色的圆。

有时,三代祖听见陈建业和工友在槐树下聊天。

“老陈,听说要搞军转民了?”

“是啊,厂里在研究,能不能把精密仪表的技术,用在汽车、摩托车上。”

“那还是我们天兴仪表厂吗?”

“怎么不是?机器还是这些机器,手艺还是这些手艺。国家需要什么,我们就造什么。”

三代祖停在枝头,听着这些它不完全懂的话。它只感觉到,山谷的“嘀嗒”声里,有了新的节奏。像一首熟悉的歌,开始尝试新的唱法。

它看见仓库里堆起了新包装箱,上面印的是“天兴牌摩托车仪表”。

电影还在放,游泳池还在开,烟囱还在冒烟。食堂晚饭时依然拥挤,工人们用铝饭盒打饭,“哐当哐当”,大家蹲在台阶上吃,说说笑笑。

三代祖觉得,一切好像没变,又好像都在悄悄地变。

4

离别,被四代祖看见。

那年的木兰花似乎开得特别白,特别多,像整条天星沟的树都举起了小小的白瓷杯,在风里叮当碰响。

消息是慢慢传开的,像墨水滴进清水里,慢慢化开。

先是厂里的广播,开始念一些长长的文件。三代祖听不懂那些句子,只记住了几个词:“调整”“新厂区”“成都”。

然后,车间里的“嘀嗒”声,不再像从前那样连绵不断了。一些机器被盖上深绿色帆布,像睡着了的大象。工具柜渐渐空了,那些闪着寒光的镊子、放大镜,被仔细擦拭,装进木箱,“咔嗒”一声轻响,锁住了。

仓库门口堆起了纸箱,用粗黑的毛笔写着地址。

卡车来了,“嘟嘟”按着喇叭,停在宿舍楼下。工人们开始往车上搬东西:木床、衣柜、缝纫机、樟木箱……都是用了很多年的家当,边角磨得光滑发亮。

陈建业家的东西不多。一个书柜装满技术书,书页泛黄。一个木箱里是他获得的奖章和证书,红绸面的,静静地躺着。窗台上那盆仙人掌,是他从远方带来的,在南川三十年,每年开一次鹅黄色的小花。它没有被装进箱子,留在了窗台上。

最后那天,陈建业在屋里待了很久。

他抚摸着墙壁,那些白灰墙上有铅笔画的印子——是陈芳小时候的身高线,一年一道。

他走到老槐树下,站了许久。手一遍遍摸着粗糙的树皮,从上到下,从左到右,动作很慢,很轻,像在给老朋友梳头。

陈芳的眼睛有些红。她已经是个大姑娘了,在重庆读大学,特意赶回来。她穿着蓝色背带裙,在树下站了很久,仰头看着那个小木窝。

最后,她解下自己辫子上那根红头绳。头绳已经洗得发白,但依然是红色的底子。她搬来一个梯子,爬了上来,把头绳系在了最低的那根树枝上,正好轻轻碰到我们的小木窝。系得很仔细,打了一个蝴蝶结。

“小鸟,这个……给你。”她的声音很轻,轻得像怕惊动空气,“厂子要搬去新的地方了……我们,也要走了。”

她抬起头,眼睛里有光在闪动,像含着露珠。

“轰隆隆——”卡车发动了。一辆接一辆,缓慢地驶出天星沟,车轮碾过水泥路,“咯噔咯噔”。车身晃动着,车厢里的家具轻轻碰撞,发出闷闷的“咚咚”声,像沉重的心跳。

车子驶远后,山谷变得很静。

“嘀嗒”声没有了。广播的歌声没有了,下班的铃声没有了,食堂炒菜的“刺啦”声没有了,孩子追跑的笑声、拍皮球的“砰砰”声……都没有了。

风在空窗洞里钻进钻出,“呜呜”地唱空房子歌。风吹过篮球场,篮筐的铁环“咣当”轻轻晃动。风吹过游泳池,池底裂缝里的狗尾草,“沙沙”地抖。

那根红头绳,在突然变得空旷的风里,孤单地飘啊,飘啊。

四代祖在那天傍晚,飞遍了整个天星沟。

它飞过家属区。家家户户门窗大开,里面空荡荡。只有搬不走的、被留下的东西:一个破搪瓷脸盆;半瓶用了一半的洗发膏……

它飞过厂区。车间大门挂了铁锁。透过窗户看进去,工作台还在,但台面上的细绒布被取走了,露出木头的纹理,一圈一圈,像时间的年轮。

它飞过食堂。大锅被搬走了,灶台空着,张着黑黑的嘴。墙上还贴着本周菜谱,毛笔字很工整。菜谱的一角被风吹起,“啪嗒啪嗒”地打着墙壁。

它飞过电影院广场。两根杉木杆还立着,但银幕被拆走了。杆子孤零零地站着,影子拉得老长。石阶上,不知谁落下一只红色的塑料发卡。

它飞回老槐树,停在红头绳旁边。头绳在风里一下一下,轻拂着它的羽毛,痒痒的。

四代祖忽然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那感觉不是寒冷,而是一种……很深的安静。安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砰砰砰”;安静得能听见月光流进山谷,“沙沙”的声音。

月光漫进山谷,像无声的银色的水,填满了每一个空房间,每一条无人行走的小路。

四代祖缩在小木窝深处,将喙埋进胸前的绒毛。它小小的身躯里,第一次盛满了山谷那般巨大而无言的寂静。

这寂静,穿过了五代祖的一生。

5

六代祖,是听见冰裂声的那一个。

山外的车声变得稠密,“嗡嗡嗡”,像远方的潮水。

然后,人来了,开着小车。他们拿着卷尺和本子,在墙上写奇怪的符号,“唰唰”地画。他们给破窗户装上明亮的新玻璃,“叮叮当当”。他们清理路上的野草,“嚓嚓嚓”,但留了墙根的几丛,任它们绿着,在风里点头。

六代祖觉得,天星沟像一位睡得太久、衣裳皱了的老爷爷,正被轻轻抚平衣角。动作很轻,很小心。

最让它心口“咚咚”跳的一幕,在某个银杏叶黄得晃眼的秋天。

一群头发像蒲公英一样白的老人,互相搀扶着,慢慢走回来。他们的脚步很慢,“嗒,嗒,嗒”,每一步都踩得很实。他们走到红砖墙下,伸出手去摸。手触到砖面时,会停一下,然后才缓缓移动,像盲人在读盲文。他们指着某个车间,嘴唇翕动,说了什么,但声音很低,被风吹散了。

一个老人走得慢,需要一根结实的树枝陪着。他谁也没扶,自己走到老槐树下,仰起头,眯着眼,望向那个在风雨里摇了许多年的旧鸟巢。看了好久,然后,嘴角慢慢弯起来,笑了。

他转过身,对着一群眼睛清得像山泉的年轻人说话。山风把他的话语送到六代舅祖栖息的枝头:

“……这里……天兴仪表厂……”

“……我们造的仪表,精度要到头发丝的十分之一……”

“……那时候年轻,觉得什么都能做成……”

“……不只是在造零件……是在造……时间的尺子……”

六代祖还看见一个穿裙子的女人,独自站在老槐树下。她仰头望着那根灰白的丝带,一动不动,站成了一尊温柔的石头。她站了很久。

然后,她伸出手,指尖有些颤。她极其轻柔地,把那条旧丝带取了下来。接着,从口袋里拿出一根新的、鲜红到耀眼的红丝带。她踮起脚,仔细地,把它系在了原来的地方,系得端端正正,又打了一个蝴蝶结——和当年一模一样。

她的嘴唇轻轻动了动。六代祖读懂了那没有声音的口型:

“我回来了。”

“咔嚓——”

六代祖仿佛听见,很远的地方,有什么坚硬的东西,裂开了一道细缝。很轻的一声,却让整个山谷的空气,都微微震动了一下。

然后,像是回应这声响,山涧的水流声似乎变大了一点;风过竹林的沙沙声也更清晰了。

春天融雪时,冰面“咔嚓”裂开,春水开始流动——就是那样的感觉。

6

我的母亲,换上了一身用新旧丝线织成的羽衣。

她看见了天星沟的“重生”。

屋顶被一片片戴上崭新的红瓦。旧砖墙被清洗,露出了原本温暖的红色。

我们住的那一整排红砖楼宿舍,它被里里外外仔细地收拾,装上了明亮的窗、柔软的床。

它有了一个新名字:“三线酒店”。

那座沉默了许多年的烟囱,被一串串暖黄色的灯光温柔地缠绕起来,夜晚一亮,成了整条天星沟最温暖的灯塔。

曾经的露天电影院广场,摆上了白色的桌椅;老百货商店变成了“三线记忆馆”;连那个积满落叶的游泳池,也被清理得干干净净,池底画上了巨大的、彩色的工厂蓝图。

开业那天,彩旗插满了沟。母亲站在我们被精心保留的“原住民小木屋”门口,看着人群像欢快的小溪流汇进来。

一个老师带着一群系着红领巾的小学生。他们在记忆馆里俯身看那些奇怪的铁疙瘩,在老槐树下围坐,听陈老师讲“一根丝带的故事”。

“孩子们,”老师的声音清亮又温润,“这里不只是一座酒店。它是一座桥。桥的这头是现在,桥的那头,是爷爷奶奶用青春和汗水建造的过去。”

母亲看见,孩子们仰起的小脸上,眼睛里闪烁着光。

而我,就是被这样一颗颗水珠,喂大的第八代。

7

现在,是我,新新,站在天星沟故事的枝头。

我的故事摊,就开在三线酒店朝东的大露台上,身后就是那枚巨大的“红色邮票”——沉默的烟囱。我觉得它才是最大的说书先生。

我有时,会飞得低低的,绕着那个用画笔画大烟囱的小女孩转圈,让她看清我羽毛的颜色:背上的橄榄绿,喉间明亮的橙黄,翅膀那一抹跳动的红斑。

风挠着嫩芽的痒。

我的故事摊前,礼物堆成小山。最大颗的爆米花,夹奶油的饼干,亮晶晶的苹果瓣……

麻雀兄弟催我:“新新,讲个最新的!要像刚摘的果子那样鲜!”

“今天不讲老故事,”我挺起胸膛,“今天讲‘种子故事’。”

“种子故事?”小黄歪着脑袋。

“对。听完,把它种在心窝左边——靠近心跳的地方。等它喝了好奇、晒了月光,发了芽,你们就能摘片最绿的叶子,去和喜鹊换松子;送朵初开的小花,给迷路的屎壳郎当灯笼;甚至……在有人望着烟囱发呆时,轻轻唱给他听,换一粒最真诚的谷粒。”

我开始讲。讲我每天收集声音的露珠、气味的粉末、光影的琥珀……

“有些故事睡在钢铁里,鼾声细细;有些故事飘在风里,脚步轻轻;有些故事系在丝带上,嗓子哑哑……风吹过,‘叮当’响,那是故事在说梦话。”

故事讲完。

露台安静极了,只有山溪“叮咚”鼓掌。

阿灰呆呆地说:“我心窝里,好像有什么东西顶了一下……痒痒的,暖暖的。”

8

窝里绒毛软软的,鹅黄色。

第九代快啄开蛋壳了,“笃,笃,笃”,像在敲未来的门。

孩子们快来了。我能闻到新生命的气息。

当他们第一次张嘴,发出嫩生生的声音时,我会悄悄挪开,把最暖的枝头让出来。

不过在这之前,我还有件顶小顶重要的事。

我要飞向鱼肚白的清晨,把第一缕阳光纺成金线,蘸一点山雾的银,系在老槐树最高的细梢上。

因为,我想有一天,有一只鸟会在树上讲:“从前啊,有一只红嘴相思鸟……”

作者简介:南风子,青年儿童文学作家,童书书评人,重庆文学院讴歌计划·特约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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