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天津日报）
转自：天津日报
立冬夜，我正在家吃饺子，手机屏幕滑过的视频吸引了我的目光：一个男生晒出了学生时代“私人定制”的耐克包——红色书包上是黑线勾勒的“对钩”，内里小花烂漫、青草蔓生。配文只有短短18个字——“初中时想要耐克书包，妈妈便给我缝了一个”。就是这朴素的图文，几天内竟获千万量的点赞。
我下意识将视频拉回开头，点开放大，仔细打量那些细密的针脚。不知不觉间，饺子的热气模糊了眼镜片，也模糊了时光的边界。屏幕那端关于母爱的故事，就这么静静地漫过来，漫进了1991年的冬天，漫向那双被油漆染过的棉鞋——它已然在岁月里褪去最初的颜色，可关于它的记忆，却像炉边烤暖的空气，几十年过去，依旧带着熨帖的温度。
那是个能把人冻透的严冬。风裹着雪粒打在脸上，像细沙磨过肌肤，呼出的白气来不及散开，就凝在眉梢成了霜。我那会儿刚上小学二年级，个子比同龄孩子高出大半个头，脚丫子也跟着“冒进”，母亲总说我这脚是“催着日子长的”，去年冬天刚买的棉鞋，今年就穿不进去了。那时候父母两个人的工资加起来每个月也就200块钱，除了一家三口的吃穿用度，还要时常给西阳呈村的爷爷和北坞村的姥姥、姥爷捎些衣物和肉菜，每一分钱都得算着花。
最小的表姐婷婷比我大四岁，正上五年级。舅舅一家六口挤在海军招待所东北角的两间狭长的房子里。墙皮虽有些斑驳，屋里却总飘着饭菜的香气——妗子爱煮红薯粥，甜香能一直飘到院子门口。那里离我念书的五一路小学很近，放学时母亲常牵着我的手过去唠嗑儿。我也乐得去，表哥、表姐有什么好吃的总给我留着，连难得的水果糖也要分我半块，屋里传出的谈笑声，比自己家里都要热闹几分。
记得那年的雪来得特别早。刚进十一月，天就沉了脸，鹅毛雪片飘了整整一个下午，到傍晚时，连马路牙子都埋在了雪里。我的棉鞋是真的穿不上了，早晨穿鞋时脚趾挤作一团，走两步就疼得龇牙。母亲着急，每天放学接我，都要绕到鞋帽市场转一圈，可问遍了摊位，不是尺码不合适，就是要价太高——一双棉鞋要二十多块，抵得上家里一周的菜钱。
有天傍晚，母亲又牵着我去舅舅家。妗子正坐在小马扎上给表姐缝校服，看见我们来，赶紧起身倒热水。母亲捧着搪瓷杯哈气：“强这脚长得太快，去年的棉鞋没法穿了，市场上转了好几回，也没找着合适的。”妗子听了，愣了愣，忽然一拍大腿：“婷婷有双棉鞋，去年也没穿几次，今年她穿着小了，你看强能不能穿？就是……是姑娘家的红色，怕孩子不乐意。”
母亲眼睛亮了，催着妗子去拿鞋。从床底拖出鞋盒，打开一看，是双半高帮的红棉鞋——鞋面上横着银亮的粘锁，里侧还缝着拉链，绒面厚实，摸上去软乎乎的。可那红色太扎眼了，是年画上才有的浓艳，我一个男孩子，怎么能穿红鞋？母亲把鞋递到我面前：“强，试试吧，看看合不合脚。”我往后缩着脚，极不情愿地把脚伸进去——鞋码竟意外地合适，不松不紧，暖意从脚底板慢慢漾开。可低头看见那抹红，还是觉得浑身不自在，仿佛所有人的目光都黏在我的鞋上。
母亲和妗子看见我这模样，相视而笑。妗子忽然说：“要不咱给它改改颜色？”母亲怔了怔：“改颜色？咋改？”妗子往门外指了指：“家里有小半桶绿色的油漆，是之前刷窗户剩下的，还有点儿稀料，要不咱试试，把红鞋染成绿的？”母亲思忖片刻，点头道：“行啊，绿色耐脏，也显精神，像小军靴似的，孩子说不定喜欢。”
那会儿的人，过日子有股子“办法总比困难多”的韧劲。妗子很快找到油漆和稀料，找了个旧搪瓷碗，把油漆倒进去，再兑上稀料，用筷子慢慢搅匀。油漆的味道有点儿冲，妗子便把窗户开了条缝，冷风灌了进来，却没吹散两人说话的热气。母亲拿着鞋，妗子拿着碗，用旧毛笔蘸了漆，一点一点往鞋面上涂——红色的鞋面慢慢被绿色覆盖，像春天的草芽漫过冻土，渐渐有了新模样。她们一边涂，一边聊着家长里短……笑声混进油漆味儿里，闻着竟也不觉得刺鼻了。
涂完油漆，鞋还湿着，为了防止鞋子上的油漆被蹭掉，妗子特意找了个大大的旧鞋盒，让母亲带回家晾。那时家家都靠蜂窝煤炉子取暖。母亲回到家，打开鞋盒，拿出一个竹夹子，小心翼翼地夹住鞋帮，放在炉子边烤。火苗在炉子里跳动，橘红色的光映在鞋面上，绿色的漆渐渐干了，泛起柔和的光泽。我趴在桌边看，看着红色一点点被遮住，心里的别扭也淡去几分，甚至开始盼着鞋快点儿干——那样我就能穿着“小军靴”去学校了。
那天晚上还停了电，母亲不慌不忙点了根蜡烛，顺手搁在了炉子边。烛光轻轻晃着，炉膛里透出的红光映过来，两下里一掺和，恰照在母亲低垂的脸上。她坐在炉前的小凳子上，不时伸手给棉鞋翻个面，怕烤得不均匀。额前的碎发垂下来，她也顾不上捋。炉火正旺，将她的手背烤得发红，她却浑然不觉，全部心思都在那双鞋上。临睡前，母亲又搬来两个小板凳，将鞋分放在炉火两侧，让鞋帮靠着炉壁——这样能烘得更透些。我躺在床上，闻着淡淡的油漆味儿混着蜂窝煤的烟火气，竟觉得格外安心。
接下来的几天，母亲总记挂着那双鞋。白天出太阳了，她就把鞋搬到窗台上晒，让阳光把油漆里的潮气烘透；日头西沉，又赶紧收回屋里，继续在炉边找个最合适的位置继续烘着。我每天放学回家，书包都来不及放下，就先凑过去看——绿色的鞋面一天比一天亮，一天比一天挺括，心里的期待也像春苗般滋长。大概过了一周，母亲把鞋拿在手里，翻来覆去端详良久，眼角终于漾出笑意：“这下真干透了，来，试试看。”
我忙把脚伸进去，鞋正好合脚，暖意从脚腕处弥漫开来，把整只脚都裹得严严实实。绿色的鞋在灯下泛着柔润的光，粘锁扣上时“啪嗒”一声脆响，真像电视里军人穿的战地靴，神气得很。我穿着鞋在屋里来来回回地走，脚步轻快得像要飞起来，先前那点儿不情愿，早不知跑到何处去了。
第二天清晨，又飘起了细雪。雪不大，却把天地染成一片白。树枝上落满了雪，宛如梨花开遍；街上的积雪被行人踩过，留下一串串脚印。我穿着绿色的棉鞋，背着书包去上学，走在雪地上，鞋底软软的，踩着雪“咯吱咯吱”响，一点儿也不觉得冷。到了学校，同学们都围过来看我的鞋，有人说：“这鞋真好看，像军靴！” 我听着，不自觉地挺直了腰杆。
冬天的课间，最盼着打雪仗。我们在操场上跑着、闹着，把雪捏成球，扔向彼此，欢笑声震得树梢上的雪簌簌落下。我穿着绿棉鞋在雪地里奔跑，丝毫不觉寒冷。暖流自脚底升腾，包裹着膝盖，像母亲温热的手掌，一直轻柔地护着我。
谁知好景不长，不过两三日，意外就来了。那天下午放学，我和同学们在校门口等着家长，忽然觉得脚面上有点儿凉。低头一看，鞋面上的绿色油漆掉了一小块，露出了底下扎眼的红色。我心里一紧，赶紧用脚蹭了蹭雪，想把那红色遮住，可越蹭掉的漆越多，一块接一块，大的如指甲盖，小的如米粒。绿色的鞋面变得斑驳，红色底子在雪地里格外刺眼。
同学们很快就发现异样，有人指着我的鞋喊：“王林强的鞋掉色啦！”接着，更多人围了过来，七嘴八舌地议论：“哎呀，里面是红色的！”“他穿女生的鞋！”那些话像冰雹砸在我心上，又冷又疼。我脸上滚烫，慌忙蹲下身，用手捧雪往鞋上盖，一层又一层，埋得严严实实——仿佛这样，就能遮住那恼人的红色。
我就那么蹲在雪地里，把头埋得低低的，听着周围叽叽喳喳的笑声，鼻子酸酸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却不敢掉下来。“强，咋了？”母亲的声音从身后传来。我抬头，看见母亲快步走过来，她裹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蓝棉袄，发丝上带着雪粒，脚上穿着一双单鞋，融化的雪水在鞋面上留下深深浅浅的印迹。她见我蹲在雪中，鞋被雪埋着，四周还有同学嬉笑，顿时明白了一切。
母亲蹲下，把我拉起来，用冻得发红的手拂去我脸上的雪，然后慢慢屈膝，用手一点点拨开鞋上的积雪，那双斑驳的鞋显露出来——绿漆脱落大半，红色的底色清清楚楚。母亲看看鞋，又看看我泛红的双眼，没有说话，只是将我抱了起来。她的怀抱很暖，我趴在她肩上，眼泪终于决堤，洇湿了她的棉袄。母亲轻轻拍着我的背：“没事儿，强，咱回家。”
到家后，母亲把我放在椅子上，打来热水给我擦脸。她看着我，眼圈也红了：“强，是妈不好。明天妈就去鞋帽市场给你买双新的，咱不穿这双了。”我摇摇头，说：“妈，不用，这鞋还暖和呢。”我知道，家里不宽裕，得省出好几天的菜钱才能买双新鞋。母亲摸摸我的头，没再说什么，只是把那双鞋拿到炉边，又认真地烘起来——好像这样，就能把那些掉落的颜色一点点补回去似的。
后来，母亲还是去市场给我买了双新棉鞋，是那种最寻常的黑色，却成了我童年里最体面、最暖和的一双鞋。至于那双绿棉鞋，被母亲收进了鞋盒里，我再没穿过。可我始终记得它初染成时的模样，记得母亲守在炉边一遍遍翻动鞋面的身影，记得烛光与炉火映在她脸上的温暖——那光和热如同母亲的爱，伴我度过了那个漫长的寒冬。
如今三十年倏忽而过，每至冬日飘雪，我仍会想起1991年的那场雪，想起那双斑驳的棉鞋。它的绿色早已褪去，红色也渐渐模糊，可它承载的爱与温暖，却从来不曾褪色。
思绪还陷在回忆里，手机屏幕倏然亮起——是母亲的视频通话。我连忙接通，屏幕上立刻出现她戴着老花镜的脸庞。“立冬了，吃饺子没？”“正吃呢，您看。”我把镜头转向桌上的饺子。她笑着点点头，忽然像想起什么，把手机拿远了些，镜头对准沙发：“你前阵子寄来的棉鞋收到了。去年那双还在柜里搁着，你又乱花钱。” 我太熟悉她这套“流程”了，忍不住笑了：“是、是，以后尽量不乱花钱了。这都买了，也退不了，快试试看合不合脚。”母亲像是被说中了心事，动作顿了一下，然后弯腰，脱掉脚上那双已经穿得有些变形的旧鞋子，格外爱惜地、慢慢地将脚套进新鞋里。她特意从桌上拿了一张报纸，铺在地上，然后才小心翼翼地踩上去。“嗯……大小倒是正好。就是这底子太软了，里面这绒毛也太厚了，要不还是退了吧，你看我都没直接往地上踩……”
镜头里母亲的手有些发皱，指节因为常年做家务显得粗实——可就是这双手，当年曾握着毛笔蘸油漆，也曾整夜在炉边翻动棉鞋。如今她捏着新鞋的模样，依然像捧着件稀罕物，认真得让人眼眶发热。母亲总说“别乱花钱”，可我明白，那埋怨的背后，是怕我委屈了自己；就像当年那双鞋，即便掉色，也是母亲那时能给我的，最好的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