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的环保议题主要以事故、污染和突发事件的形式进入公共视野。前生态环境部宣教司司长、中国环境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刘友宾，正是这一阶段的重要亲历者。
上世纪90年代初，刘友宾从文学转入环境新闻领域，成为一名环境记者，亲身经历淮河流域污染、松花江水污染等重大环境事件。在雾霾问题最受关注的时期，他担任生态环境部首位新闻发言人，强调信息公开，鼓励记者提出尖锐问题。如今，他已从行政岗位退下，更多以观察者和讲述者的身份，出现在公众视野。
1月26日，在由北京合一绿色公益基金会(以下简称“合一绿”)主办、万科公益基金会等机构支持的“有感而动”气候融合调研报告(2025)与“向往的社区”纪录片发布会上，刘友宾受邀出席。
他并没有从宏大的减排目标或技术路径谈起，而是回溯环保议题在中国的演变轨迹：它曾长期依赖事故和危机进入公共讨论，而如今正被要求嵌入日常生活的治理。
“可持续社区”诞生于这一转向中。社区从被动承载环境风险的空间，转变为环境治理必须正面回应的现实单元。因此在这场论坛中，“社区和公益组织究竟能做什么”，成为反复被提及的核心问题。
会后，合一绿专访拥有三十余年环保实践经验、横跨媒体、出版与政府体系的刘友宾，从历史演变与现实观察出发，厘清“可持续社区”这一正在被频繁使用、却尚未形成清晰共识的概念。
以下是对谈内容：
早期环保议题如何落地社区
合一绿：1990年代，你刚成为环境记者时，中国最突出的环境问题是什么?如何直接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
刘友宾：最突出的就是水污染。上世纪90年代，在经济高速增长背景下，大型工业扩张与大量家庭作坊并存，污水直排现象普遍，在很多地区已经到了触目惊心的程度。饮水安全因此成为最直接、最普遍的民生问题。
我刚做环境记者不久，就经历了1994年的淮河流域重大污染事件：枯水期上游积存的工业废水集中下泄，形成上百公里污染带，导致沿线数百万居民饮水困难。这类事件并不罕见，只是那次集中爆发，社会震动很大。
后来我在山西运城涑水河见过像墨汁一样的河水，沿河村庄中，长期接触污水导致的健康问题非常普遍。北京昌平阳坊也发生过一起事故，一名居民在做饭时因沼气爆炸受伤，原因是房子建在未经防渗和排气处理的垃圾填埋场上。
当时环境意识、守法意识和科学管理水平都比较薄弱，环保没有被视为基本公共安全的一部分。但污染对普通人的影响却是直接而具体的，喝水、做饭、居住安全都可能受到威胁。
合一绿：在那个阶段，“环保”与“社区”的关系是怎样的?
刘友宾：在上世纪90年代，环保行动更多是围绕突发、集中的污染事件被动展开的。往往是在群众反映强烈、矛盾已经高度集中的情况下，环境问题才进入治理议程，水污染尤其典型。
环境保护更多被理解为“处理问题”，而不是一种日常、持续的公共治理机制，社区层面的环境管理、公众参与和制度安排，没有被真正放在核心位置。这一局限也与当时的发展阶段有关：当水污染、大气污染等直接威胁生存的问题还没缓解时，治理只能优先应对最紧迫的风险。
但随着这些生存性环境问题逐步缓解，环保不再只发生在事故现场，也开始发生在社区内部。这种变化，逐渐为后来社区与公众参与走向前台，创造了现实条件。
合一绿：什么时候环保议题开始真正进入社区?
刘友宾：如果说上世纪九十年代的环境治理，主要由突发污染事件和生存危机驱动，那么进入新世纪第二个十年后，环境保护开始转向以“环境质量”和“日常感受”为核心的治理阶段。
一个比较清晰的时间节点，是 2013 年《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后。在雾霾治理取得阶段性成效的过程中，PM2.5 等核心指标持续下降，公众的关注点也随之发生变化，不再只是“有没有污染”，而是“环境到底好到什么程度”。国家环境标准不断趋严，环境治理也从以削减污染总量为主，逐步转向更加精细化、常态化的管理。
在这样的背景下，环保议题开始明显向社区层面下沉。环境关注不再只集中在重大污染源，而是进入日常生活场景：社区周边的空气质量、噪声、扬尘、异味、生活舒适度等，成为公众反复感知、持续反馈的问题。社区也由此从过去相对被动的承载空间，转变为环境治理必须正面回应的现实单元。
什么是“可持续社区”
合一绿：“可持续社区”这个概念不是一开始就出现的。你怎么看它与早期“绿色社区”之间的关系?
刘友宾：如果回头看，上世纪 90 年代到 2000 年前后，中国在社区层面推进的，更多还是“绿色社区”的概念。1992 年里约热内卢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之后，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开始进入中国的政策体系，但在城市和社区治理中，它需要一个可操作的落脚点，于是就通过“绿色学校”“绿色社区”“绿色企业”等创建活动被具体化出来。
当时的“绿色社区”，主要强调在基层生活单元中落实节能、减排、环境卫生和生态意识，有比较明显的制度推动和示范创建色彩。从今天的视角看，那些标准确实相对基础，对生态系统、社会结构以及社区治理本身的理解还不够深入。
但它的意义在于，把环境问题第一次明确地放进了社区这个生活单元中，不再只是工厂、河流或城市边缘的问题，而是与居民日常生活直接相关的公共议题。这也为后来更综合、更系统的“可持续社区”讨论，提供了一个起点。
合一绿：当前没有关于可持续社区的定义，你如何理解这一概念?
刘友宾：它让我想起作家池莉在《我与芳草地》中描述的困境：当时人们争论一块荒草地是该开发还是建公园，反映了早期意识的局限，大家更关注能否住进楼房，而非周边的生态。但今天，社区理念已发生质变。湿地、绿化、生物多样性正从“奢侈品”变为城市“标配”，环保也从宏大口号落实为污水分流、噪声控制等治理细节。
但“可持续社区”不止于此，我认为理解这个概念有三个核心维度：第一是社区版的“ESG”， 就像企业强调环境、社会与治理的协同，社区环境也非孤立存在，而是与政治、经济、文化因素紧密相连。要改善环境，必须先梳理人与人的关系;其次，“可持续”的本质上是友好。不仅是对自然环境的友好，更是社会关系的友好。环境质量的优劣，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关系是否健康，是否存在信任与互助;最后是生态与社会的深度交织。我在论坛上也看到，有的公益组织在开展互助养老、陪伴独居老人的同时，也在帮他们应对极端高温等气候风险。
总结来说，可持续社区不仅仅是“生态好”，而是一个能同时处理好“人与自然”及“人与人”关系的复合空间。这种综合治理的韧性，才是它在今天的核心内涵。
合一绿：在构建可持续社区的过程中，政府与企业分别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它们的职责边界在哪里?
刘友宾：我认为两者的角色正在发生深刻的位移。首先，企业的社会责任必须从单纯的“外部慈善”回归到“内生义务”，核心在于对周边环境承担直接且持续的责任。在过去，企业可能觉得捐点钱就是做公益，但在可持续社区的语境下，不制造污染、不产生噪声和粉尘只是底线，更重要的是主动参与社区生态的共建，近年来，一些企业、公益基金会开始将资源投入前移，从支持单点项目转向长期参与社区生态建设。以万科公益基金会近年来参与的社区相关项目为例，通过公共空间改善、生物多样性修复等方式，探索企业如何在社区层面承担持续责任。企业的发展融入社区环境的生态圈，才能实现协同共生。
而政府的角色则应从“单一管理者”转向“体系构建者”，发挥主导性的引导作用。这不意味着政府要包揽一切，而是要通过制定引导性标准、开展示范社区创建以及配套资金税收政策，去搭建一个让社会资源有序投入的“场”。通过荣誉评价和持续的监督评估，政府将民间和公益机构的实践提炼成可复制、可推广的路径，从而推动企业和社会力量在制度框架内共同参与社区治理。
社区里的行动者
合一绿：中国环保NGO在早期主要扮演什么角色?这些年经历了怎样的转型?
刘友宾：中国早期环保NGO起到不可替代的“启蒙”作用，他们主要通过呼吁与呐喊，将严峻的环境问题推向公众视野，引发舆论关注。比如霍岱珊辞去公职拍摄淮河污染影像，就是那个时代环保志愿者以激情推动政府行动的缩影。
这些年来，环保NGO经历了从“表达诉求”到“参与治理”的深刻转型。这种转变既源于自身专业能力的提升，也得益于国家治理理念的调整。如今，政府通过购买服务等方式将社会组织纳入治理体系，形成了互补合作的关系。尤其是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明确了社会组织的法律地位，赋予其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权利，标志着它们正式从单纯的“倡议者”转变为具有制度参与权的治理主体，成为现代生态治理中不可或缺的专业力量。
合一绿：在当下的环境治理体系中，那些长期扎根社区的社会组织，其核心价值究竟体现在哪里?
刘友宾：随着企业守法水平和环保基础设施的显著改善，中国环境治理的议题从传统的“末端污染防治”，转向更细微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公众行为改善”。在这种背景下，环保社会组织的角色下沉至社区，具有极高的战略价值。
它们的价值首先体现在将宏大叙事转化为生活实践。社区是环境保护由“重点对象治理”，转向“全民参与”的关键空间。一部分社会组织通过深入浅出的宣讲教育，将气候变化等遥远的概念转化为可感知的环境传播;另一部分则通过扎根基层，将垃圾分类、自然教育及社区节能减排等工作常态化。
更重要的是，这些组织在社区中扮演着“行动催化剂”的角色。它们不仅是在做宣传或收垃圾，而是在重塑居民的生态价值感。通过持续的实践，它们将环保从政府的行政要求转化为居民的行动自觉，让社区真正成为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前沿阵地。可以说，没有这些社会组织的深耕，环境保护就很难真正完成从“治理公害”到“文明生活方式”的最后一百米跨越。
合一绿：1月26日的论坛展现了从西北乡村和牧区到华南和西南山区等多样社区样本，对我们理解“可持续社区”有何帮助?
刘友宾：过去公众理解的可持续，可能更多是冷冰冰的技术指标或遥远的宏大叙事，但论坛上的案例告诉我们，可持续社区并不是一个标准化的技术产物，而是极具地方智慧的生命体。它既可以是青海高海拔地区对传统生态文化的修复，也可以是陕西乐修匠发掘老旧社区技术能人，创造绿色就业和社会企业新模式。
在这个过程中，由“恒星伙伴计划”研发的“有感而动”气候融合系统提供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支点。它不再空谈宏大叙事，而是通过“感知-认知-意愿-行动”这一套工具包，将复杂的生态议题转化为居民能够实操的微观动作。当专业平台的支持能让环保从一种外在约束，转化为居民应对风险、提升品质的主动追求时，社区才真正具备了“社会韧性”。
因此，环境保护和气候行动不应只“向上看”，盯着国际谈判和政策指标，更需要“向下看”，关注民间实践和基层智慧。
合一绿：在应对气候变化这样一个极具专业门槛的领域，为什么如此强调民间经验的重要性?
刘友宾：在气候变化的巨浪下，基层民众往往是第一感应者。相比于“全球变暖”或“温室气体排放”这些宏大且带有学术色彩的概念，基层的表达往往更直接、更具痛感，比如农民会说“季节变了”或者“二十四节气不准了”。这种来自田间地头的直观感受，才是最真实、最能击中人心的环境叙事。
因此，我们的环境保护和气候传播必须深入一线，去挖掘那些深藏在生活缝隙里的地方智慧。实际上，无论是适应气候变化还是缓解潜在风险，基层群众在长期与自然打交道的过程中，已经积累了大量内生的实践经验。这些源自民间的生态保护案例，往往更具生命力。同时我们必须意识到，基层民众不仅是环境改善的参与者，更是气候风险最直接的承受者和受害者。重视民间经验，不仅是为了寻求治理方案，更是为了给予这些脆弱群体应有的倾听、共情与制度支持。
我们如何感知气候变化
合一绿：今天有哪些环保或气候议题是过去鲜少提及，但现在已跃升为核心挑战的新问题?
刘友宾：这种变化非常深刻，我们可以从环境新闻关键词的更替中洞察到这种治理重心的转型。如果回看十年前，舆论的焦点几乎被雾霾、黑臭水体等重污染事件占据;但观察近年的关键词，“绿色转型”“新能源”以及“生物多样性”已稳居前列，传统意义上的“污染治理”则明显后移。这一对比直观地反映出，中国环境治理已进入一个新阶段：环境问题不再被视为孤立的污染公害，而是与经济结构、社会发展及生活方式深度交织的系统命题。
这意味着政府和社会组织的工作重心，正在从“尽快消除污染”转向“系统推进绿色转型”和“建设美丽蓝天、美丽社区”。但这种转型并不意味着可以放松警惕，因为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等新挑战，往往以更隐蔽、更长期的方式影响人类生存。
所以，环境治理必须在议题升级的同时保持战略定力，既要巩固存量成果防止波动，也要在持续改善中，以更系统的眼光去应对这些不断涌现的复杂挑战。
合一绿：相对于直观的污染防治，气候变化常被认为离生活很远，这种认知反差该如何化解?
刘友宾：与传统污染治理的“即时可见”不同，气候变化的影响往往是隐蔽且深远的，这极易让公众认为“与己无关”。这就对环境传播提出了更高要求，环境宣传必须与时俱进，从过去强调污染危害，转向系统普及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知识，解释极端天气等现象与个人生活的关联，明确个体可以采取的具体行动。
关键在于促成道德自觉和行为自觉，使环保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近年来，环保逐渐与品质、审美和时尚相连，从社区环境选择、出行方式，到年轻人对新能源汽车的认同，再到观鸟从“捕猎式利用”转向“观赏式共存”的态度转变。环保从一项外在要求，逐步内化为价值取向和生活审美，这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体现。
合一绿：在当下的信息环境下，环保议题似乎面临关注度下滑的挑战，如何看待这种舆论场中的起伏?
刘友宾：环境议题在舆论场中的热度波动，是由复杂的内外部因素共同决定的。随着环境持续改善，在经济结构调整期，公众注意力会自然向就业、民生等紧迫议题偏移，导致环境话题在感知上被边缘化;同时，少数国家在环保上开倒车的做法，也压缩了气候治理的公共讨论空间。加上短视频等新兴传播方式的冲击，传统的环保叙事确实显得有些乏力。
在这样的背景下，环境和气候变化传播要走出“淡季”，关键在于视野的转换，即重新走向民间。但有一点需注意，我们不是以悲情或居高临下的视角去书写基层的“困境”，而应学会以平视、甚至仰视的方式，去发掘普通公众身上的智慧。无论是扎根社区的微小行动、社会组织的机制创新，还是碳中和背景下的跨界实践，民间其实蕴藏着大量极具生命力的环境故事。这种叙事重心的下移，不仅能让环保议题重回公众视野，更是环境新闻持续保持生命力和共鸣感的源泉。
来源 | 公益时报 作者：北京合一绿色公益基金会项目传播研究顾问郭若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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