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总缠着阿婆问：“为啥北京的表哥昨天就送灶王爷上天了，我们要等到今天？”阿婆正坐在小板凳上，用红纸包着元宝糖，指尖沾着豆沙，笑着给我讲老辈传下的说法。这南北差别的一日，原是藏在“官三民四船家五”的古俗里。原来早年间，朝廷官宦人家讲究体面，腊月二十三就忙着祭灶送神，好腾出手来准备朝贺；江南的平民百姓，日子过得细碎从容，便把正日子定在二十四；而黄浦江上的船家，常年漂在水上，要等二十五船靠岸、货卸完，才能拢起烟火祭灶。上海这地方，既是江南的市井福地，又是南北通衢的码头，便也跟着江南的老规矩，把腊月二十四，作为送灶君的正日子了。
这习俗，竟和八百多年前江南的烟火，严丝合缝地扣在了一起。儿时跟着老师学诗，背到过范成大的句子，总觉得遥远，直到阿婆在灶间忙碌的模样，和诗里的场景如此重叠，才懂了石湖居士写下的，原就是江南人刻在骨子里的年俗。那位晚年隐居石湖的诗人，把腊月里的家常，写得活色生香，也让我们这些后辈，能透过文字，感受到千年以前江南灶间的暖。
我家所在的弄堂，灶间是几户人家共用的。从腊月二十三傍晚开始，这里就渐渐热闹起来。张家阿伯先烧了一锅热水，把煤球炉的炉壁擦得乌黑发亮；李家姆妈搬出竹筛，晒着刚蒸好的甜松糕。阿婆则从樟木箱里，翻出那张泛黄的灶神像——纸上的灶君老爷慈眉善目，旁边还画着灶君奶奶。她总说，这张像还是我太婆传下来的，跟着家里从扬州迁到上海，陪了三代人。
到了二十四清晨，弄堂的灶间才算迎来了最高光的时刻。阿婆的供桌，就摆在煤球炉旁，比诗里写的“猪头烂热双鱼鲜”，多了几分上海人的灵巧和扬州人的余韵。猪头肉换成了本帮红烧的走油肉，酥而不腻；双鱼依旧是清蒸的鳜鱼，只是鱼身上划了花刀，码上了扬州人爱用的姜丝。最关键的，还是阿婆亲手做的元宝糖和糯米团子，正应了范成大诗中“豆沙甘松粉饵圆”的句子。
“灶君朝天欲言事”，阿婆点上三炷香，烟气袅袅地绕着供桌。她想起什么，往供桌上添了三样东西：老菱、茨菇、芋艿。这是上海人的巧思，也是扬州年俗的影子。再把元宝糖粘在灶神像的嘴边，阿婆用扬州话混着上海话念叨：“灶君老爷，吃口糖，嘴甜甜，上天只说好话，下界保平安。”
我蹲在门槛上，看着阿婆作揖，偷偷伸手想去捏那块糖。阿婆拍了拍我的手背，却还是掰了一小块塞给我：“粘牙吧？这就是要让灶王爷的嘴，也粘得说不出坏话。”旁边的张阿伯笑着附和：“范成大还写‘杓长杓短勿复云’呢，咱们家里的鸡毛蒜皮，灶王爷都替咱们瞒了。”那一刻，弄堂里的烟火气、糖香、香火气，混着邻里的笑语，成了我最难忘的年景。
后来弄堂拆迁，公用灶间变成了家家户户的独立厨房，煤球炉换成了智能燃气灶，那张老灶神像，也被阿婆小心地收进了她的相册。可南北祭灶的讲究，石湖居士的诗句，却一直留在了家里。腊月二十四的傍晚，我站在公寓的厨房里，看着灶台上火苗跳动，锅里的甜松糕冒着热气。儿子凑过来问：“爸爸，为什么我们比北方晚一天祭灶呀？”我给他讲了“官三民四船家五”的来历，又念了范成大的《祭灶词》。他咬了一口元宝糖，皱着眉说：“好粘牙。”我笑了，就像当年阿婆看着我一样。
今年腊月二十三，北方的亲戚发来视频，胡同里的孩子正围着灶台吃灶糖。我看着视频，转头给母亲打了电话：“明天记得买元宝糖，再蒸点甜松糕。”母亲笑着应了：“早就备好了，还按你阿婆的法子，做了走油肉。”
范成大笔下的江南祭灶，是千年前的烟火；北方二十三的鞭炮，是另一种年味；而上海弄堂里的腊月二十四，是南北交融的温柔，是代代相传的牵挂。我们祭的，从来不是一纸神像，而是灶间的三餐四季，是家人的平安顺遂，是那些刻在岁月里的，关于故乡和团圆的记忆。
“乞取利市归来分”，灶王爷慢慢走。无论北方的雪，还是南方的风，无论扬州的姜丝，还是上海的元宝糖，都在盼着，来年的烟火里，依旧有家人闲坐，灯火可亲。
原标题：《苏岚烟：弄堂里的祭灶故事》
栏目编辑：郭影
文字编辑：蔡瑾
本文作者：苏岚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