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主义的冲击让我们习惯了依赖借贷来满足欲望，追求更好的生活品质。然而，这种透支的财富并不能长久地支撑我们的生活。
全球变暖的威胁已经变得不可忽视。我们一直在借来的时间中挥霍，却没有意识到自己无法为后代留下一个可持续的地球家园。
基因改造的利弊不容忽视。人类通过透支的科技不断拓展自身的可能性，但在追求进步的过程中，我们也面临着道德和伦理的困境。
网络社交平台的影响深远。我们通过社交媒体借来了社交体验，却忽视了真实生活中的交流和情感。
这些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提醒着我们，我们所拥有的时间并非来源于自己本身,因此我们应该审视自己的消费方式、环境意识、科技技术的使用等方面，重新思考我们的生活方式，珍惜这借来的时间资源，为未来创造更美好的世界。
在《活在借来的时间中——关于后现代社会的八个对话》中，受到真诚的对话者西特拉莉•罗维罗萨-马德拉索探究性问题的推动，社会思想家齐格蒙特•鲍曼深入探讨了当代社会的流动性和后现代现象的肇因与后果，以及在系统性失衡的时代中，如何重建生活秩序与意义的基本命题，并从气候危机到技术伦理的延伸审视中，引向一个更为根本的文明之问：一个已在生态、伦理与时间维度上深度透支的现代文明，是否仍可能寻得一条可持续的出路？
《活在借来的时间中——关于后现代社会的八个对话》，齐格蒙特•鲍曼 ，西特拉莉•罗维罗萨-马德拉索 著，孟培 译，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内文选读：
前言
上世纪的第一次经济大萧条始于1929年的股市崩盘。其时，政治制度的博弈、机构间的竞争，造成了两极分化的世界格局；敌对势力为建立各自的经济发展愿景，更确切地说是各自希望成为主宰的霸权愿景而相互抗衡。2008年，华尔街金融海啸更是以排山倒海之势再次把我们卷入经济衰退的大潮。
然而，这一次我们面临的是更加巨大的挑战，旷世的灾难以及未来的不确定性，将我们裹挟进一个复杂多变的世界——空前的环境威胁，气候变化引发的自然灾害，积重难返的世界贫困，“过剩人口”数量的不断增加。此外，飞速发展的科技也给我们的社会带来了危机和困境，道德沦丧，曾经给我们现代社会带来过凝聚力和稳定性的政治制度也开始式微了。
本书依据齐格蒙特•鲍曼著作中的一些主要观点，在历史大环境下，探讨了本世纪初第一次全球金融危机的重大影响，其给人类社会带来困厄的原因、后果，以及相继出现的道德和政治问题带来的挑战。作者的探索和视野超越了华尔街股市崩盘的经济现象，聚焦于现代生活中政治制度衰落的“最后”时光。
事实上，金融的衰退大都发生在特定的经济、政治和道德话语形态的历史背景下。两个世纪以来发生的两次最大的金融衰退皆与从现代性到新自由主义漫长过渡中的重大历史事件相关——从法西斯主义和极权主义到新自由主义，从纳粹大屠杀到柏林墙的倒塌、拉丁美洲族裔国家的衰落和伊拉克战争。这两次金融衰退都是在巨大的政治、道德、技术和军事变革的大背景下发生的。如果不研究这些历史档案以及历史背景下产生的意识形态和经济结构，就无法理解经济萧条产生的原因和带来的社会影响。
危机给我们带来深刻的教训。它让我们反思我们的处境和社会环境，思考如何改变现状，同时认识到我们是如何走到今天这步田地的，并怎样才能找到脱离困境的路径和方法。它可以为“新知识”的产生、拓展前沿科学和认识论的疆域提供一个绝好的机会，并对未来的研究和学术讨论产生积极的影响。如果是这样，那么这场危机就是一个让我们退后一步并提出更多问题的机会，一个审视和挑战我们所有理论框架的机会，并用更恰当的分析方法和认识论工具来研究我们的一些历史和精神探求的过程；希望我们面对真实坦荡的历史史料，认真地取证学习。当然，仅仅关注和研究2008年秋季这场金融崩溃的直接经济原因及后果是不够的，我们还要系统有序地进行全面研究，回顾审视影响经济问题的社会框架，总结在今天历史的十字路口，哪些机构将继续生存下来，哪些机构将变得多余，甚至“消失”。
在这本书中，鲍曼尖锐地指出，2008年华尔街股市大崩盘以及随后银行业的崩溃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的衰落。华尔街股灾发生后不久世界各国领导人聚集在华盛顿，召开了20国集团峰会。会上，他们认可了对自由市场经济信条的承诺，并着手将国家转变为一家为银行和华尔街发行保单的巨型保险公司。这一情景证实了鲍曼这一观点，同样也验证了他在本书中所说的“国家与市场合作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规则；即使它们之间出现冲突，那也是例外”，最近事态的发展应验了他说过的话。
2008年全球金融衰退，政府无法或无意对金融和银行业进行调控和监管——这是鲍曼所说的“流动的时代”的一个典型特征，它使我们陷入了衰退，把我们带入了变化莫测的未知领域。2009年初，据国际劳工组织估计，全球失业人数可能会增加到惊人的5000万；世界银行在2009年的经济预测中公布，由于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发展中国家约有5300万人仍处于贫困状态。该组织在2009年第一季度的报告中还预计，基于2008年食品和燃料价格的上涨，还将有1.3亿至1.5亿人口陷入贫困，而全球经济危机将进一步使4600多万人的收入低于“每天1.25美元的绝对贫困线”。2009年2月，美国国会通过了美国历史上最大的经济刺激计划，这被认为是巴拉克•奥巴马总统上任不到一个月里所取得的一次胜利。奥巴马上任第一个月便推出银行救助计划，其中包括一项价值至少1.5万亿美元（1.02万亿英镑）的救济。但这些数字与经济危机造成的全球穷困问题之间相比简直是杯水车薪。世界银行在2009年2月的报告中指出，经济衰退将使发展中国家在减少贫困方面取得的诸多成果付之东流。根据约瑟夫•朗特里基金会的一份报告中的数字显示，即使在英国，情况也没有好到哪里去。报告指出“尽管经济衰退不会对儿童贫困人数产生太大影响，但它会使儿童贫困状况进一步恶化”。该报告估计，“到2010年，仅英国就将有230万儿童陷入贫困，远远超出1999年所预期的170万”。无论贫困发生在“发达经济体”内部还是外部，可以预见的是，经济衰退的最大受害者必定是世界上最贫穷的人。经济衰退也将不可避免地破坏2000年联合国首脑会议上制定的千年发展目标计划——在2015年之前将全球贫困水平降低一半。同时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佐利克也承认，降低婴儿死亡率的任何计划都将推迟。如此，危机继续下去，每年将会有20万至40万儿童死亡。而这本书中所详述的一切仅仅是冰山一角。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发出警告，预计到2009年，整个世界的经济增长率将接近于零，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也呼吁道，世界饥饿人口已达到10.2亿。
如果你能接受这些冰冷的统计、量化的数字作为衡量人类苦难的标准，真实展现这些“人类废物（human waste）”的生活状况的最佳手段的话，那么这里所提供的数据也仅是相当保守地揭示了世界贫困状况。但是，正如这本书的对话中所探讨的话题所展现的那样，问题绝不仅仅只是数字这么简单。经济衰退以及各国政府推进私人金融债务集体化的计划出台后，随即出现了与之相应的语言表达，从中可以看出这些语言背后错综复杂的话语变化过程。比如，近年来，权利话语发生了变化：公民变成了“顾客”；乘客和医院病人成为了“客户”；贫困被视为是犯罪——正如鲍曼在他的著作中指出的，“极端贫困”被认为是一种“病态”，而非体制不公平造成的结果。这种所谓的“病态”是指穷人的“病态功能障碍”，而不是指这个产生穷人、创造不平等的经济体系的结构性功能障碍。近来，用刚成立的美国国家情报局的新说法，经济衰退本身已被视为“国家安全”问题。
这些金融发展阶段及20世纪后期西方正统经济学理论的分崩离析都是这历史进程的一部分，包括战后凯恩斯福利国家的兴衰、民族国家的兴衰，还有自由民主的概念，都已在鲍曼的各种出版书籍和文章中得到了深入研究，在我们的访谈中也再次对其进行了审视和探讨。在鲍曼看来，在许多情况下，人们对国家及其现实的看法都发生了变化，这就“导致消费者市场不知不觉中承担了调控的责任，而政府却渐渐退出了这一角色”。自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和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实施私有化、放松管制政策以来，这种现象变得更加明显，造成了灾难性后果，直接导致了2008年的崩溃。从一个例子中就可以看出这戏剧性变化带来的结果，这就是社会福利制度发生的巨变。因此，鲍曼说，那些为解决贫困问题而设立的福利机构，其目的显然已不再是确保穷人良好的生活状态。的确，“监管穷人”是国家机构搬出的新政，而当它们被执行时，就像在建立“一个没有围墙的贫民窟，一个没有铁丝网的集中营（还密密麻麻地布满了瞭望塔）”。这些都是我们访谈中将涉及的主要话题。我们希望建立一个开放、坦诚、跨学科的交流，深入了解最新的发展动态，而不是从一个狭隘的、简化的经济学角度，单调而孤立地谈论它们。
原标题：《我们的社会最终会走向灭亡吗？答案或许藏在这八封预言信中》
栏目主编：朱自奋
文字编辑：蒋楚婷
本文作者：齐格蒙特•鲍曼西特拉莉•罗维罗萨-马德拉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