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四年五月八日清晨，湘江北岸雾气正浓，侦听班的李文杰抬头望向江对岸密密麻麻的枪火，他压低声音冲排长说了一句：“鬼子的大队人马，这回是真扑过来了。”这句并不夸张的话，道破了第四次长沙保卫战的凶险开局。七年的拉锯，让长沙像一面试金石，先后三遇狂飙却倔强挺立，如今却迎来最汹涌的一波攻势。
第一、二、三次会战的佳绩曾让外界误以为长沙坚不可摧。可若把显赫战报拆开看，便能发现胜利的结构：兵力对比、地形优势、情报先机，以及薛岳“天炉”合围之术。简单说，是在牺牲惨重的前提下，以数量优势和熟悉地形，把日军一步步拖进瓮城，再行合围。三场胜负记录并非偶然，却也建立在严格的前提——“起码两倍兵力”、稳定补给以及空隙可退的纵深。
第一次长沙会战是一九三九年九月下旬打响。日军投入约十二万精锐，国军在湘北堆来二十四万。以两个师团对一个军的配置，加上新墙河、捞刀河的天然隔断，日军虽然几度凭装甲突破，却始终无法形成包围。半个月后，他们带着两万多的减员狼狈退去。此役给全国带来了宝贵信心，也让薛岳“天炉战法”声名鹊起。
时间推进到一九四一年元月的第二次对决。彼时日本陆军在南洋启动南进战略，资源被分散，长沙正面仍只有十二万兵力。国军可用部队略减，但尚有二十余万。日军改打“密集突破”，连夜强攻长沙老城。城头插过太阳旗，却只维系了三天。薛岳将兵分三路，借夜色突击日军侧背，“打空心汤圆”战术见效，迫使敌军自撤。战果有限，却守住了城。
同年十二月，第三次再战，日军兵力只剩十万出头，而国军在芷江、衡阳、岳阳一线集中起近三十万，其中不乏经武汉、宜昌血战洗礼的主力师。此时的日军已疲态毕露，战役进一步验证“二比一守、三比一攻”的硬杠杠。十多天的伏击与反穿插后，日军被打残近三分之一，只得全线收缩。全国报章头版齐刷刷用大字写下：长沙又守住了。
就是这份纪录，让许多人在后来严重低估了一九四四年的危机。实际上，第四次长沙会战属于日军“大陆交通线作战”，也称“一号作战”。这一年，美国海军已将太平洋战场推到马里亚纳群岛，日方急需打通华北—华南—越南的铁路走廊，为南洋输血。于是，华北、华东、关东军抽调出的精锐，外加伪军辅助，总兵力高达三十六万以上，集中于豫湘桂三省，分三个大突击集团一路南下。
再看国民政府这边。史迪威坚持“先打缅北后救中国”，把半数德械师团调往滇缅。留在湘桂的仅剩约二十五万人，其中九成是仓促补充的缺装部队。编制表上每团一千二百人，实则到位不足七百；空饷频仍，枪口有锈斑的不在少数，弹药也只能维持“平射机枪每分钟三发”的节奏。制空权则由日陆航牢牢抓在手里，美军航空兵正忙着轰炸亚太岛链，对内陆支援有限。
几组数字很能说明问题：日军火炮口径多为一百二十榴，国军主力仍停留在七十五山炮；日军坦克两百余辆，国军装甲车仅能凑出三十来辆；弹药日用配给约五百吨，而守城方日补给不足百吨。有人把第四次长沙会战称作“变相的甲午海战”，不无道理：差距摆在那儿，单靠勇气难填。
六月十八日晨，湘江以北硝烟沸腾，日军五个师团渡江，沿捞刀河两岸急进。薛岳固守突出部的计划被迫修改，他只能边打边撤，争取时间等待可能出现的援军。电话线被炸断后，有将校向他请示是否死守，电文寥寥：“守不住，就烧。”这八个字，后来被前线士兵口口相传。
连续五昼夜，贺龙在平江方向迂回牵制，第九战区主力则在湘潭一带欲行围攻。可当他们尚未成形，敌先头装甲团已撕开外围阵地，长沙城陷入被包围的阴影。到六月二十七日拂晓，日军第十一军矶谷廉介部自北门冲入城内。雨巷漫水，硝烟呛人，守备官兵撑不住了，只得放火烧仓库后向南撤。长沙终究还是“第四次”沦陷。
此役之后的兵力折损一目了然：国军伤亡逾六万人，被俘者更多；日军虽也付出约一万二千人的代价，但完成了战略目标，铁路大动脉向南贯通。以伤亡比衡量，日方依旧“昂贵却赢”，中方“廉价却失”。
有意思的是，直到战后总结时，无论国军还是美军顾问，都把失败首因归结为“力量失衡”。如果说前三战像拳击赛，双方体重级别相当，国军还能凭灵活机动挽回局面；那么第四战更像大象对猴子，场地没变，规则却被吨位改写。天炉战法再神，也烧不动倾巢而出的敌军；长沙城墙再厚，也撑不住三十余万重炮齐射。
更深层的教训在于：单纯的人数并不能掩盖军备裂痕。当重炮、装甲、航空兵都失衡时，“两倍兵力”就是一句空话。薛岳后来回忆说，如果当时哪怕再有一个德械师团、再多十天准备，长沙或可再度翻盘。可是历史没有如果，只有付出成本高昂的现实。
就在长沙城被攻克的同一天，桂林、衡阳也在炮火中摇摇欲坠。豫湘桂战役终以日军“南北呼应”告捷。长沙沦陷持续到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才宣告结束，城市的第四度沉陷，也让抗日战场的风向彻底转到战略防御。长沙的硝烟散去，衡阳的枪声却仍在翻滚，胜负的砝码已在双方手里落定——重火力带来的天平倾斜，不是一两次局部胜利就能轻易搬回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