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5月，北京。一封电报从大陆发出，越过台湾海峡，落在了几个普通人手里。
发报的是一位老妇人，收报的是她的儿女。内容只有一件事：你们的父亲，死了。
她恳求对岸放人，让孩子回来送父亲最后一程。答复只有两个字——不准。
杜聿明生于1904年，陕西米脂人。家境不差，父亲给他铺好了路。但他选了另一条——1924年，他看到报纸上黄埔军校的招生广告，放弃大学考试，南下广州，进了蒋介石亲手办的那所学校。
黄埔一期，同学里有陈赓、关麟征。这批人后来分在两个阵营，一生都在战场上相对。杜聿明没有特别出挑，但他有一个特点：肯钻研，不服输，穿着工作服钻到战车底下修底盘，这在当时的国军将领里算是异类。
1937年，他成为国民党第一个装甲兵团的首任团长。同年8月，率部参加淞沪会战。枪炮声里，他开始一步步往上走。
1939年底，日军拿下南宁，切断了国民政府获得外援的最后一条陆路通道。形势危急。蒋介石把这个仗交给了杜聿明——用他麾下那支唯一全机械化的第五军，去打号称"钢军"的日军第五师团。
12月18日，反攻打响。步兵、炮兵、坦克三路协同，冲上昆仑关。日军组织反扑，杜聿明顶住。12月31日，昆仑关克复。日军第十二旅团长中村正雄，阵亡，旅团军官死亡率超过85%。这是抗战以来，中国军队对日军攻坚战中罕见的一次真正赢了的仗。
1942年2月，远征军入缅。杜聿明任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副司令长官。开局不差，同古、仁安羌都打了硬仗。但4月底，日军一个奇袭，腊戍失守，远征军的退路被从后面截断了。
撤退方向上，杜聿明和孙立人产生了分歧。孙立人带新38师往西，撤入印度，全身而退。杜聿明率第五军主力，转头向北，钻进野人山。蒋介石的命令是"不得入印"，他执行了。
野人山方圆近300公里，原始丛林，热带雨季。疟疾、回归热、破伤风一起来。粮食断了，电台摔坏了，前后失联。杜聿明后来在回忆录里写："官兵死亡累累，前后相继，沿途尸骨遍野，惨绝人寰。"
约1.5万人进山，能走出来的只剩两三千。杜聿明本人后来也承认，这是他一生中犯下的最大错误。但当时，他没有别的选——蒋介石的命令，他不敢不从。
那是他们一家人最后一段正常的日子。
1948年，国共决战进入最后阶段。蒋介石把杜聿明推上了徐州战场。这一年，杜聿明其实是提了意见的：集中兵力，避免分散，先打活的。蒋介石没听，一再变更部署，让各兵团各自为战。
11月，淮海战役正式打响。黄百韬兵团被围，杜聿明率部去救，没救成。黄维兵团又被围，杜聿明再去救，又没救成。自己的部队，包围圈越收越紧。
1949年1月9日晚，杜聿明向蒋介石发出最后一封电报："各部队已混乱，无法维持到明天，只有当晚分头突围。"第二天，全军覆没。
被押进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杜聿明一进去就病倒了，胃溃疡、肺结核、肾结核、脊椎炎，四种病。政府拨钱给他治，甚至从香港进口专用药材。据说药是周恩来亲自批的，杜聿明知道以后，愣了很久。
真正让他改变的，是朝鲜战场上的消息。他原本认为美军不可战胜。志愿军的战果一条一条传进来，他开始沉默，然后开口："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确实站起来了。"
1949年5月，上海即将解放。一个陌生人敲开了曹秀清的门，带来一份蒋介石的手谕：带上孩子，上飞机，去台湾。曹秀清当时不知道丈夫死活，国民党方面告诉她："杜将军被共产党杀了。"
她信了。带着婆母和五个孩子，飞去台北。以为凭杜聿明的资历，蒋介石多少会照拂。结果落地后，什么都没有。补助金少得可怜，没有房子，曹秀清只好自己出去打工，最终找到一份收发室的差事，这就是一个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妻子，在台北的全部待遇。
大儿子杜致仁在美国哈佛读书，读到最后一年，钱断了。差三千美元。曹秀清硬着头皮给蒋介石写信，申请补助。回批下来：批准一千美元，分两年支付。首批到手五百。
杜致仁收到支票那天，没有打电话，没有回信，服下大量安眠药，死了。消息传回台北，曹秀清心里那点对蒋介石最后的指望，彻底碎了。
那一年，女婿杨振宁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台北官邸立刻换了一副面孔：派车来接曹秀清，宋美龄亲手递烟，蒋介石问她"孩子们怎么样"。目的很明确：希望她到美国，把杨振宁拉回台湾，为党国效力。
曹秀清点头，表面答应了。1958年，登上飞往旧金山的飞机，落地第一件事——退掉回程票。
在美国，通过杨振宁，她终于得到消息：丈夫还活着，而且已经获得特赦，是自由身。她等到1963年，辗转经日内瓦、莫斯科，绕了半个地球，回到北京，见到阔别十四年的杜聿明。两人站在那里，谁都没有先说话。
留在台湾的孩子们，从母亲走的那一天起，处境更难了。双胞胎杜致勇、杜致严，读书要批条，工作要备案，出岛探亲是奢望。杜致严被迫辍学，一辈子开出租车。杜致勇学的土木工程，专业用不上，每换一份工作，就有人来骚扰。他们没有犯任何罪，唯一的"罪"，是姓杜。
重聚之后，杜聿明和曹秀清在北京安了家。1971年、1972年、1973年，女儿杜致礼和杨振宁先后三次回国探亲，周恩来亲自出面宴请，毛泽东接见了杨振宁夫妇，并向杜聿明致以问候。一家人能坐在一起的，只有这一对。其他子女，一个都来不了。
这一天早上7时27分，杜聿明在北京因严重肾衰竭去世，享年77岁。女儿杜致礼从美国赶回来了，守在床边。台湾的四个子女，没有一个在场。
曹秀清当天便发出两份电报：一份给蒋经国，一份给台北黄埔同学会。她在电报里写：骨肉团聚，亲视含殓，以尽孝恩，一俟葬仪告毕，即行归返，恳请予以便利。
追悼会为了等这封电报，推迟了整整半个月。杜聿明昔日的黄埔同学郑洞国写信给蒋经国，求情。其他旧友也一并联名恳求。
回答是：不准出境。仅允许在台湾设立灵堂。
5月21日，北京。追悼会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乌兰夫主持，政协副主席萧克致悼词，称杜聿明是"我国著名的爱国人士"。在台的四个子女——杜致义、杜致勇、杜致严、杜致廉，无一到场。
1982年，曹秀清赴香港，与阔别二十多年的子女见了面。子女说：妈，跟我们回台湾。她沉默了很久，只说："妈这一生，走得够远了，不想再绕一个弯。"此后再没踏上台湾土地。
1984年5月，曹秀清病逝于香港。她走的那一年，还没等到两岸的任何改变。她这一生：早年加入共产党，后来跟着丈夫走遍战场，被困台湾，辗转回国，丈夫死后独守北京，拒绝回头。
历史给她开了太多玩笑，但她每一次都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杜聿明是抗日名将，这一点没有争议。昆仑关、缅甸，他在最难打的地方上过战场，杀过人，也送走过太多袍泽。解放战争里，他败了，但说他糊涂，不如说他命运不好——他识局，但改不了局；他有谋，但争不过势。
至于他的孩子们，双胞胎杜致勇、杜致严，从未踏上过战场，没有参与过任何政治，只是生错了时代，认错了父亲。他们用大半辈子的委屈，承担了一个大人物命运的余震。
1981年那封无人回应的电报，是这个家族命运的最后一个缩影。一边是停在那里等了半个月的棺木，一边是隔着海峡，动都动不了的儿女。父子之间，只差一张放行的纸。那张纸，始终没有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