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春，雨花台松林新竖起的白色碑碣还带着石粉气息。有人把一束山茶放在碑下，轻声念着碑上的名字——邓中夏。风吹过，那人抬起头，目光里满是当年囚室的灯火与枪声。记忆，回到十七年前的1933年。
那一年正是酷暑。上海法租界的石库门巷子里，巡捕车一声尖啸，割断了地下党短暂的宁静。郑绍文被押进车厢的一刻，隐约瞥见街角一双熟悉的眼睛。那是邓中夏，可他没来得及招呼，只能用力攥碎掌心里写有几个暗号的纸条。纸屑混着汗水，黏在掌纹里，像一道难愈的伤口。
郑绍文自认动作够快，心想总算护住了同志行踪。谁料一周后，南京老虎桥监狱的铁门哐当一响，门口出现的正是那张沉静的面孔。狱卒在牌板上写下“施义”二字，他却抬手制止，声音平稳：“不用化名，我叫邓中夏。”牢房里瞬时鸦雀无声，只有钥匙撞击铁链的清脆回响。
邓中夏的名气，并非空穴来风。早在1922年安源路矿大罢工，他带着万余名工友高唱《工人歌》，逼得洋行代表低头；1926年广州兵变，他口含热血，仍坚持演讲。他的骨子里像埋着火种，一点就燃。敌人当然知晓这把火的威力，所以在52天的轻判即将结束前，特务翻出叛徒供词，将他解送南京，准备“从源头斩草”。
进了南京监狱，邓中夏先问看守要了一支铅笔，回到牢房就在墙上画起中国地图，给难友们讲北伐与土地革命的来龙去脉。宪兵屡次撕毁，他屡次重画。“我这笔字，不值钱，可要让他们知道山河不是他们的。”说罢，仍提笔续上黄河。
有意思的是，看守对这位囚犯的态度竟不似往常的凶狠。一天夜里，二十来岁的杨姓士兵给他递来一碗加了两块红烧肉的面，小声嘀咕：“邓先生，多吃点。”对面的郑绍文听得心里发酸，邓中夏却端起碗，大口吸面，像在赴一场宴会。
到了秋分前夕，法庭提审。问及姓名、党别，他句句笃定。第四个问题刚出口，他忽而打断审判长：“已经够了，开枪吧！”旁听的警探面面相觑，没再追问。那一刻，连铁窗外的蝉声仿佛都停下了。
审讯室失策，监狱改走劝降路。一位自诩“新思潮”的军官闯进牢房，摆出厚厚的《三民主义》，苦口婆心。邓中夏耐着性子听了十几分钟，只回了一句：“纸上乾坤，你读懂了几分？”那人涨红了脸，甩门而去。软硬兼施皆无果，行刑日期被悄悄定在9月21日。
临行前夜，邓中夏写下最后一封信，请难友设法送出：“革命非为我一人之事。只要同志们犹记：群众在，火把就亮，胜利终归会来。”他把信折得整整齐齐，递给郑绍文，眼神温和却笃定。郑绍文强忍泪，“老大哥，外面……”“外面的路要靠你们接下去。”两人对视片刻，再无多言。
拂晓，脚镣声划过走廊。邓中夏换上洗得发白的青布长衫，理了理鬓角，像赴会的学者。路过墙头的枯藤，他回首看了狱友一眼，嘴角微扬，示意他们不必悲伤。短短数十步，阳光却异常刺眼。
枪响在雨花台回荡。执行完毕后，杨姓士兵跑回牢区，隔着铁窗挤出一句：“郑先生，他……他走了，好人啊，真是好人。”说罢转身擦眼角，步子踉跄。郑绍文抓住铁栏，指节泛白，胸口像塞了一团火，怎么也压不下。
四年后，卢沟桥枪声震破华北夜空，日寇大举南侵。南京城破之前，党组织将郑绍文营救出来。辗转八路军办事处，他很快奔赴太行山地。每次行军，他都小心保管那封折痕已深的信。有人问他为何对一张已发黄的纸如此珍惜，他只淡淡一句：“这是邓大哥的嘱托。”
抗战期间，郑绍文屡陷险境，他常想起囚室里那幅被撕又被重画的中国地图。那幅地图提醒他，倘若邓中夏能在战后睁眼看一看，一定会说：“你们没有辜负人民。”这种念想，让他在太行山的冰雪中、在枕戈待旦的夜色里，咬紧牙关挺过难关。
1949年南京解放，雨花台枪声早已沉寂，荒草却守着一个又一个无名土丘。地方党组织在一片乱石间找到几处简陋坟堆，其中一座经多方比对，确认正是邓中夏牺牲之处。那天，许多老地下党员沉默站立，郑绍文眼眶通红，却没掉一滴泪，只把那封信埋进松根下。
时间流逝，烈士陵园建成，碑林林立。人们或许只记得邓中夏是“工运领袖”，或许记得他是“北大最早高举马列旗帜的教员”，可监狱里那股“枪毙就枪毙”的坦然，才是他骨血里的硬度。看守士兵的感叹听来朴实，却像钉子，钉在每个旁观者的心口：“好人啊，真是好人。”
在纷乱年代，何为好人？是声名显赫的演说家，还是街头工棚里的鼓动者？在邓中夏身上，答案简单得让敌人无计可施——认准大多数人的利益，认准民族的出路，便舍得这一副脆弱的血肉。这样的人，当然是好人。也正因有这样的人，历史才会转弯。
如今的雨花台松柏成林，故纸中依稀能触摸到昔日牢墙的冰冷，但那把埋在尘土里的火，仍在闪着光。人们隔着岁月，听见枪声止歇后那句真切的唏嘘，与一位普通士兵的敬意一起，回响不息：“好人啊，真是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