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夜，监舍已熄灯。于某蜷在床铺上，手里攥着一张皱巴巴的纸——那是上个月家人邮寄给他的，儿子在幼儿园画的画。画上有三个歪歪扭扭的小人，儿子用拼音标注着“爸爸”。这张画，他每晚都要摸一摸。
儿子五岁了，聪明伶俐，却因为一纸证明的缺失，成了没有“身份”的孩子。眼看临近开学，落户、入学像两座大山，压得这个在押的父亲喘不过气。这份深藏的焦虑，渐渐外化为改造中的沉默与疏离。于某的反常，没有逃过民警老赵的眼睛。这个25岁的年轻人，不该如此暮气沉沉。
老赵没急着说教。他在于某学习时递过一杯水，在他值夜时陪着聊两句家常。直到一次暴雨天，监舍里格外安静，老赵看似无意地提起：“我女儿今年也五岁，正准备上小学，天天在家收拾书包。”
一直低着头的于某，肩膀突然颤动了一下。良久，他哑着嗓子说：“赵队，我儿子……可能没学上了。”那句话，像决堤的闸口，积压五年的担忧、愧疚与无助倾泻而出。
情况很快被上报。问题清晰又棘手：根据户籍规定，非婚生育的孩子随父落户，必须提供司法亲子鉴定报告。然而，于某是正在服刑的罪犯，无法离开高墙。
“难道就没办法了？”监区会议上，有人叹息。但更多人说：“孩子的前途不能等。法律是刚性的，但执行可以有温度。”
一场特别的协调开始了。监狱方面反复推演安全预案，狱政科、生活卫生科、监区多方联动；与此同时，民警开始与司法鉴定中心进行艰难沟通。起初，对方也有顾虑：仪器设备如何进出？采样环境如何保障？流程如何合法合规？
沟通持续了数周。民警带着政策文件、安全方案一次次上门解释。最终，狱内采样方案被最终通过。
方案确定：在月度家属会见日，利用监狱的特殊会见室，在全程监控与严密安保下，由鉴定人员入监采样。
那天，于某起得特别早。他仔细刮了胡子，将囚服穿得格外平整。上午九点，他在民警陪同下来到一间经过特殊布置的会见室。房间明亮整洁，窗外甚至能看到一抹绿意。
门开了。母亲牵着一个小男孩走进来。孩子有些怯生，躲在奶奶身后，只露出一双眼睛，好奇地打量着这个陌生的“爸爸”。
“宝宝，叫爸爸。”母亲声音哽咽。于某蹲下身，想摸摸孩子的头，手伸到一半又停住了，只是红着眼眶说：“长得真高……”
鉴定人员迅速而专业地开展工作。消毒、采血、封装、签字确认。整个过程安静、快速，不到三十分钟。这是五年来父子第一次肢体接触——虽然只是用棉签轻轻擦拭指尖。
采样结束时，孩子突然小声问：“爸爸，你什么时候回家送我上学？”
于某的眼泪终于夺眶而出。他用力点头：“很快！爸爸一定好好改造，早点回家！”
鉴定结果很快出炉。拿着那份沉甸甸的报告，于某的妻子奔波于派出所、街道办和学校之间。一个月后，好消息传来：户口办下来了，学校也落实了。
当民警将印有孩子姓名的户口簿复印件带给于某时，这个七尺男儿对着照片又哭又笑。他在改造成绩汇报中写道：“曾经我以为，我的人生只剩下赎罪。是你们让我明白，我还能成为一个父亲，一个有责任、被需要的人。”
从此，于某的改造像换了一个人。他成为学习标兵，报名参加文化课学习，还主动帮助其他情绪低落的同犯。他说：“我得给孩子做个榜样。”
来源 | 新民晚报
作者 | 曹博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