贬居儋州三年之后，元符三年（1100年）五月，苏东坡接到遇赦诰命，六月二十日，正式从海南澄迈渡海北归。他经徐闻、雷州抵达廉州，辗转广西广东，于翌年一月度大禹岭、过豫章、至金陵，再循运河赴常州。
至此，苏东坡在岭南七年的贬谪生涯宣告结束。在渡海北归时，他写下“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的旷达诗句；在润州金山寺，他回顾跌宕起伏的一生，充满感慨地吟出：“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七月二十八日，年仅六十六岁的苏东坡在常州因病溘然长逝。
茅奖作家阿来是苏东坡的四川老乡，他不仅熟读苏东坡的诗词文章，更倾慕苏轼豁达宽厚的人格。2025年，历时数月，阿来循着苏东坡的足迹，重走了这位一千多年前的北宋大文豪的北归路。
“通过这一年他的行动，以及他对人生不断的回望，可以看到一个更加真实的苏轼。”阿来告诉南都记者。“那一年他66岁，刚好去年去追踪他足迹的时候，我也66岁。虽然我没有经历过他那样复杂的情形，但到底还是走过了66年的生命历程，在一个相同的年龄阶段，我想可能更有资格可以和他进行一个比较平等的对话。”
在旅途中，阿来是苏东坡的同行者和追随者，跨越千载与东坡精神进行交流。他踏访苏东坡北归途径的重要点位，从儋州的桄榔庵、七里村、东坡井，到雷州的苏堤、天宁寺，到惠州的东坡祠、韶关的张九龄墓，及至润州的金山寺……一路领略南国山川风物，走进苏东坡曾经在场过的人间。与此同时，他还反复阅读苏东坡的文字，不只是诗词，还有书信、日记、文章，深度探寻在严峻的生存环境中苏东坡的思想与情感。
在这个过程中，阿来认为自己看到了“真正的成熟的苏东坡”——不仅是高唱“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词人，也不仅是耽于美食美酒的“吃货”，他更是一位爱国忧民、有原则有操守的士大夫和知识分子，进则兼善天下，退则独善其身。
“无论苏东坡的功名事业也罢，文学造诣也罢，还是他在逆境当中的生存哲学也罢，所有这些因素共同锻造了一个非常伟大的人格。”阿来说。
南都专访茅奖作家阿来
茅奖作家阿来。
南都：为什么写《东坡在人间》这本书？
阿来：我们这代人，我们20多岁的时候读外国书，30多岁的时候也读外国书，因为那个时候中国刚刚改革开放，我们对外国相当不了解，所以有强烈的好奇心：他们写了什么样的好书，他们有什么样的思想观念，很多时候我们也在这种影响之下开始写作。但是当我们到了2000年新世纪，包括我在内很多中国作家都发现，我们作为中国人，关于中国的书，是不是应该读得比外国书更多一点？
这个时候并不是说不读外国书了，但开始读越来越多的中国书。当然如果从文学方面来讲，中国最伟大的文学传统就是从《诗经》开始，到屈原到唐诗到宋明的文学，它的主流是诗歌、散文，所以文学史就把那样的一些人推到我们面前。到现在我也读了20多年了，有两个人是我的最爱，一个是唐代的杜甫，一个是宋代的苏东坡。这两个人，他们的文学才能太杰出了，他们几乎是全能型的，没有哪一个方面是弱项。
比如说杜甫，不同题材的诗歌他都有涉猎。苏东坡的才能更宽广，因为宋代还有词，他的散文、小品文都写得非常棒。除了这种非常杰出的才能以外，后来我发现他们也是有非常强烈的现实主义感觉的伟大的诗人，他们的作品不光是说自己高不高兴。李白可能就更多是说自己高不高兴，相形之下杜甫、苏轼就更加宽广。而且通过他们的作品可以看到那个时代。就像在菩萨跟前发了愿一样，我觉得读了这么多年苏东坡，我应该有一本书来写一写我读他20年的基本感受，也向前辈表达我的敬意。
但是怎么着手没有想那么清楚。直到前两年我四处走的时候突发奇想，苏东坡生命的最后一年是非常有意思的。通过这一年他的行动，以及他对人生不断地回望，可以看到一个更加真实的苏轼。那一年他66岁，刚好去年去追踪他足迹的时候，我也66岁，虽然我没有经历过他那样复杂的情形，但到底还是走过了66年的生命历程，在一个相同的年龄阶段，我想可能更有资格可以和他进行一个比较平等的对话。
如果从文学成就上讲，当然我们是不可能真正平等的，但我想这样也遗憾地失去了一个对话的机会。
既然他那个年代都是用双脚丈量山河大地，走进不同的人群，我自己也喜欢行走，所以我也想跟着他当年北归的足迹，从儋州过琼州海峡到雷州半岛，再过梅岭，沿着赣江，经由长江，再沿运河到常州，把这些地方也重新走一遍。有些地方走过，有些地方过去没有走过，即便是走过的地方再重新走，还是感觉大不相同。加上我又是一个四川人，可能有些兴趣、有些人生态度，我和苏东坡是庶几近似的，所以这本书大概就是有一个双线的历程，一个是苏东坡的历程，一个是我追踪他的过程和我的感悟。
南都：苏东坡一生经历了许多跌宕起伏，为什么北归这段历程尤为重要？
阿来：我想中国人大多都或深或浅读过一点苏东坡。我这个人比较较真，比普通的读得多一些，应该说读过他所有的文字，而且不止一遍。此外，除了我们知道的他的生命轨迹，我想我更注意他内在的情感跟思想的变化。今天我们把他看成一个艺术家、文学家，但其实他首先对自己的定位是个知识分子，他是个有相当地位的官员。
所以要讨论苏东坡命运中的起起伏伏，如果不讨论政治，就无从谈起。政治带来的这些起伏也使他的思想、情感在不同的时期有所改变。
在30多岁刚入官场的时候，他其实是个相对保守的人，但也具有自由主义的思想，所以反对王安石变法，他是非常活跃的一员。但是后来他自己参与国家政治，尤其担任了从地方到中央的不同职位，他其实也发现，他年轻时候反对的有些东西不一定都是错的。所以他也是一个不断对自己有反思，而不是固执己见的一个人。
他之所以不会固执己见，是因为他原来的这些想法，也是出于爱这个国家，以及爱这个国家的老百姓。当然他有了这样一个思想基础，就会看到到底是哪些政策是对国家有利，对老百姓有好处，他都是从这种理念出发，不断修正自己观点的。
但是政治斗争总是使在漩涡当中的人身不由己。读他的书多了，后来我就突然有个想象，他生命最后一年从儋州北返，我想这个大概是他最有意思的一年。
他走过的那些地方，又不断地遇到新的人跟事。在这一年多时间里，他对自己的一生有一个重新审视的过程。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才是苏东坡真正要做的自己。
另外，今天不光是学术界也好，文学界也好，对苏东坡的研究，可能还是从文本到文本，还是挺缺乏一些真实的感受。尤其是古代有那样慢的一种速度，在大地山川当中行走，在人群当中穿行。今天我们有时候来不及好好体会苏东坡，恐怕也跟我们没有这种“慢”有很大关系。虽然今天交通条件比原来好很多，但是我想，在海上也好，在河流上也好，在山间也罢，模仿他当年的行脚方式，我们也去走一走、看一看，看到的不一定是原来的百分百的风景，但是那种心理感受，跟山川风物的接触，又带出一些他自己的哲学思考。哲学思考其实很多时候是我们面对大自然而触发的玄思。所以我觉得，可能这是看到一个真正的成熟的定型的苏东坡的时候。
我们对苏东坡的认识来自文本，但文本经常是不完全的。我们希望看到一个什么样的苏东坡，就读出一个什么样的苏东坡，我们有这样强的意愿。大概是从林语堂先生写《苏东坡传》开始就是这样。实际上我们看过去的笔记史料，那些人在记录苏东坡的时候也未尝不是如此。
所以一直到今天，喜欢吃的人说他是吃货，喜欢喝酒的人说他如何如何，有一点佛道思想的人又说他怎么断舍离了。其实这都是他的一个面相。
苏东坡太丰富了，他有那样多的面相，但是刚才我讲了，首先他一生的起落并不是别的原因，都在于他的坚持理念，他不妥协自己的政治理念，如果要修正也是他自己来修正，而不是说别人强加于他。如果你要把你的理念强加于我，宰相不行，皇帝也不行，你愿意把我放逐边野都是可以的，这才是苏东坡。
比如我经常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说苏东坡爱吃，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一件事情，他在顺利的时候、做官的时候，没有留下过一个字说吃的事情。只有在黄州说吃，怎么烹饪猪肉，因为那个时候富人不肯食，穷人不解煮，穷人才吃猪肉，他现在变成穷人，但是他又不愿像穷人那样简单地仅仅为了果腹来吃，他这毕竟有那样的生活经历，那样的出身，所以他要发明一点新的吃法。刚收的麦子来不及做面，东坡种出来的麦子马上就要煮了吃，生麦粒、大麦煮了很难嚼，孩子们跟他说他们在嚼石子，他就想办法加别的东西做二红饭。在儋州买不起整羊肉，人家下午罢市了，羊肉都卖光了，剩下了一个羊腔子，也就是今天说的羊蝎子，他买来晚上烤了，用牙签一样的东西从骨头缝里剔一点肉出来吃。在儋州因为没米了，他把芋头煮烂撒几颗米，说我做了“玉糁羹”。
现在大家非得给他贴个“吃货”的标签，天下没有这样的“吃货”。他在北京和他在开封都曾做过尚书，做过翰林学士知制诰，天天皇帝说的话都是他早晨命令发布到全国的。真正锦衣玉食的时候，他从来没有谈过吃。他其实是用这种方式来寻找生命意义，表现他的达观。
所以你看，真正吃好喝好花天酒地的时候，从来不以这些为意，只有在最没有可能性、最应该悲伤的时候，他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找一点点生活的乐趣，他不放弃这么一点寻找乐趣的机会。
为什么说他喝酒？他平常不怎么喝酒，酒量也很小，但他还要造酒，他当知州什么的时候也很少讲这些。
政治人物出身的人，如果我们回避掉那一段政治生活，或他的政治理念，以及他政治理念前后的变化，我们其实就说不清楚他为什么一会儿又到黄州了，一会儿又到儋州了，一会儿又贵为两部尚书了。
南都：为什么书名是《东坡在人间》？
阿来：人间跟民间不同，人间包括了所有的世界。我也不想强调以苏东坡为代表的中国士大夫阶层生来要参加科举，就没有想过自己是个老百姓，而从来都是要做拯救老百姓的人。但是当他被剥夺了所有这些东西的时候，别人就会忧愤而死，别人就会堕落，但是苏东坡仍然能在这个地位上可以安之若素，还找到生活的乐趣，生命的乐趣。所以每个人都能在他身上找到一点自己的对应。
刚才我讲过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如果我们真正学到苏东坡的精神，就不要动不动有点小不顺就说自己在逆境里头，小不顺人都有的，皇帝都有。真正像苏东坡那样的灭顶之灾来了，恐怕讲逆境也讲不出来了，找指南也不会找了，只能怨天恨地。
南都：您希望给读者呈现一个什么样的苏东坡？
阿来：我不知道读者要什么。当然最后这本书还是要面对读者，但是读者，他们喜欢苏东坡可能出于完全不同的动机，所以我只是想我自己更全面地更正确地来理解他。
我用了几个月时间追踪他的足迹，一路上也是在不断地重温他的作品。过去他的有些情感在有些作品里表达出来，我并不那么理解那么明白，但是慢慢地我明白了，尤其是把它放在大的政治背景里，联系到他的治国理念。因为今天老说苏东坡是诗人，他20多岁的时候几乎没有写过诗，他都已经考中了进士。今天我们读到他的第一首诗是他24岁的时候写的。他母亲死了，他回去奔丧，那个时候要守制，在家里待了两年多时间，等他再离开眉山去做官，已经24岁了。在离开眉山的路上，才有了他第一首诗，才慢慢走上文学之路。而且他真正在艺术上成熟都是三十多岁了。所以这就说明，文学并不是他的最大的追求，但是一个人天纵英才，他的才气放在那里，而且那个时候他自己随写随散，他真正看重的，他觉得要传世的著作并不是他的诗词文章，是他关于《尚书》关于《论语》的学术著作，但是今天我们大家都基本上对这个东西无感，甚至其中一部还没有完整传世。画画也罢，书法也罢，天纵奇才，他关心的还是社会跟国家。
南都：您刚才讲到苏轼更注重他的学术写作，诗词歌赋都是随写随散，在这一点上苏轼是不是和他同时代的人不同？
阿来：要去走上做官这条道路，共同参加科举，会研究相同的学问，遵守相同的规则。最大的不同在于，可能走上官场的人、中了进士的人，会做种种不同的选择，不一定是忠于自己内心的。
比如说在那个时候，尤其苏东坡那个时代，他很多朋友不就是变节的人么？变节的人就是为了保住位置，我可以背叛，我可以放弃我原来的观念，但苏东坡说这个不可以，你们要赶我就赶我，而且从来不演。还有一些人就是不说话，苏东坡又忍不住不说，不说话已经是很好了，但是他很难不说。
第二，对苏东坡来说，除非是他自己认识到我错了，他自己要改，除此之外任何要强迫他，谁说都不行。但是那个时代他的同僚同事，背叛他的人也有，但跟他一样的人也有。所以最大的不同，我想还是我们中国古代讲的知识分子的气节。
但是苏东坡身上确实有儒家的仁恕，仁是爱，恕就是因为爱要宽恕别人。他有一点宗教精神。他并不特别记恨那些迫害过他，对他不利的人。当然他不是基督徒，但是他佛教浸润是很深的。佛教精神里头也包含了这样一种精神，所以我说他进的时候是个儒家，达则兼善天下，让他做官就做官，但是他做官不是为了自己高官厚禄，他要保住高官厚禄太容易了；让他放弃的时候，他一样一点遗憾都没有。
你想一个人如果已经沉到下流，放逐在这个社会的边缘，你再充满仇恨，好多人很快就死了。那个时候很多官员贬到岭南就回不去，其中有他的朋友，也有他的敌人，很多人就回不去了，过得非常悲惨。其中一个最大的原因，他们没有苏东坡倒霉的时候这种仁恕的精神。他敢宽恕他的敌人，心底无私天地宽，他自己并不被仇恨所淹没。
仇恨其实是一个双向的毒剂。我恨你，其实我也在用这种恨把我自己变得全身带毒，而他把恨这种毒排得很好。如果在今天，我们会说他精神排毒。你看他一生有这么多跟那些真正的高僧大德的交往，那个时候的佛教是禅宗，禅宗不像今天的佛教有很多规矩，不要喝酒不要吃肉，和尚有时候他们也喝点酒也吃点肉，禅宗主要是在性灵上，智慧的追求上，并不在戒律，所以你读他的有些诗，在镇江金山寺，他在庙里喝酒还要写成诗，要是落到弘一大师他们手里，那就完蛋了。因为后来佛教徒已经变得对自己不自信，弄一大堆戒律出来规定自己。
但是禅宗之所以过去的中国知识分子这么喜欢、信服，就是因为它代表了一种有诗意的生存方式。但是当这些人慢慢消失以后，当我们失去这种最基本的觉悟的时候，我们就只剩下一堆戒律来把我们自己捆起来。
南都：您认为苏轼是一个“成功的人”还是“失败的人”？
阿来：他是“最成功的人”，做人最成功。因为今天我们讲的成不成功，是挣到钱没有，当多大官。但是，确实知识分子的成功，他是要有一个基本理念，他认为的国家好、对老百姓好，一句话说就是能够富民、强兵。北宋不是老挨打吗？他有他的决策，国家要强，老百姓要富裕，过得比较幸福。当然不一定他反对的东西都是不对的，因为他也有他的局限性。
无论苏东坡的功名事业也罢，文学造诣也罢，还是他在逆境当中的生存哲学也罢，所有这些因素共同锻造了一个非常伟大的人格。
南都：苏东坡去世前，维琳长老在他耳边说：“端明宜勿忘西方！”苏东坡说：“西方不无，但个里着力不得。”他的好朋友钱世雄说：“固先生平日履践，至此更须着力。”苏东坡说：“着力即差”，说完溘然长逝。怎么理解“着力即差”这几个字？
阿来：就像我刚才说的，达则兼善天下，做官的时候他全部是儒家情怀，他在讨论变法，什么时候讨论过佛教的问题？但是离开朝廷走上江湖，他开始变成一个佛教徒，以居士自居，但是最后只要有回归人间的可能，他还是要回归这个真实的人间。所以中国文化了不起、儒家文化了不起。你要让真正的士大夫、真正的知识分子不忧国、不爱民，几乎是不可能的。
苏东坡去世的时候他的朋友钱世雄跟他说，你要念着我们的修持方法稳住神，不要魂飞魄散，执念往西方阿弥陀佛世界去。苏东坡说阿弥陀佛世界也许有吧，这个时候他是怀疑的。但是他在的这个人间，他是不怀疑的，所以那个西方世界他着不着力。因为佛教有一种入定的事情，我们叫作摄神的方法，把自己定住，你经常要念定，死的那一天，脱离了这个躯壳，魂不飞魄不散，才能靠一个意念往一个地方去，定的其实是一个终极目标。直截了当地说，东坡在人间，我想也是非常不错的。
采写：南都N视频记者 黄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