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0月30日，金庸先生逝世。当时，我正在南京大学先锋书店里买书。书店内有一张非常显眼的鲜红色的椅子，充满了艺术气息。在椅子的靠背上，大字写着英裔美籍诗人奥登（Wystan Hugh Auden）的著名诗句：“我们必须相爱，否则死去。”这首诗写于1939年9月1日，即纳粹德国入侵波兰、二战正式爆发的那一天。奥登想要表达的“爱”并不仅指浪漫之爱，而是一种普遍的人类关怀与同理心。读罢，我的心头为之一震。它仿佛正是写给刚刚离世的金庸大师的挽词。在金庸的小说里，爱是一个永恒的主题，既有痴男怨女们的浪漫之爱，又不乏家国情怀和普遍意义的大爱。总之，他和奥登一样，都在告诉我们，在仇恨、分裂和冷漠蔓延的世界里，唯有爱，才能使人类继续存在下去。
2022年，我因工作关系，从美国的首都华盛顿特区搬到拥有八百多年历史的剑桥大学。之前，我对金庸与剑桥的渊源并不了解。来之后，才知道他与这里的缘分不浅。三年多来，我不断探寻着金大侠在这里留下的脚印、他与剑桥千丝万缕的书缘和情缘。
作为金庸迷，我能有这样的机会，是何等幸运！
金庸与剑桥大学罗宾逊学院
2022年冬天，入职剑桥大学半年之后，我有幸加入剑桥大学罗宾逊学院，成为资深成员。剑桥大学一共有三十一所学院，每个学院都有其独特的历史。罗宾逊学院成立于1977年，是最年轻的学院。它由英国商人兼慈善家大卫·罗宾逊爵士捐资创办，因此学院以他的名字命名。在学院建成之时，伊丽莎白女王特意来参加开幕式。学院位于剑桥市中心的西南部，在我工作的大学主图书馆（以下简称“主图”）的对面，位置优越。著名的李约瑟中国科技史研究所，就是租用罗宾逊学院的土地，建造了一座漂亮的中式庭院建筑。虽然它不属于剑桥大学，但是与罗宾逊学院保持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与剑桥许多历史悠久的学院不同，罗宾逊学院为现代主义红砖结构，体现了二十世纪晚期的建筑理念。2022年，学院建筑被英国文化遗产机构列为二级保护建筑，这意味着其建筑受到国家层面的保护，不能随意改建或翻新。学院虽然年轻，但设施先进，氛围相对自由，在剑桥师生中口碑很好。
加入学院后不久，我才高兴地得知，原来金庸先生也曾是罗宾逊学院的成员。他与英国渊源颇深。早在1981年，他就因为新闻与文学方面的成就荣获了女王授予的英帝国第四等勋章（OBE）。1996年，金庸成为罗宾逊学院的荣誉院士。之后，他还在这里留下了墨宝。在从院士茶休室到正式晚宴大堂的楼梯口，挂着一副裱框的金庸先生亲笔题写的繁体字对联。上联是“聚天下千余名英才教学相长”，下联为“积欧美数百年传统学术维新”。金庸撰写的下联意味深长，我想它既是对剑桥大学拥有深厚传统的总结，也是对其进行学术维新的期待。深谙历史的金大侠一定深有体会：保持传统与学术维新兼具何其艰难！剑桥大学能够在保持传统的基础上不断维新，才不愧为世界顶级名校。根据2010年出版的院刊Bin Brook报道，这副对联由金庸为来自音乐系的杰里米·瑟洛（Jeremy Thurlow）院士所作，用于他创作的一首新曲。该曲于2009年9月在香港的筹款音乐会上首演。对联的裱框上刻有英文译文： Steeped in Western traditions of century old， scholarly pursuits with approaches innovative and modern. Exemplifying that teaching benefits teachers and students alike， what a bright galaxy of world talent.
走到楼梯尽头，便来到正式晚宴的大堂，在捐款墙上的最前端，“Louis Cha”（金庸的英文名）赫然出现。金庸曾经是罗宾逊学院最早也是最重要的捐资人之一，因此名字居捐款墙之首。2018年他去世之后，学院院刊特意为他刊登了长篇悼词，歌颂了他对高等教育慷慨捐资的诸多善举。作为慈善家，金庸不仅资助了剑桥大学的罗宾逊学院以及圣约翰学院，他还资助过牛津大学的莫德林学院和圣安东尼学院，以及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中国的香港大学等。
金庸与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
对于剑桥以外的人而言，金庸与罗宾逊学院的渊源鲜为人知；相比之下，他与圣约翰学院的故事则更为人所熟知，流传甚广。剑桥大学各个学院都有丰富的历史和名人掌故，因此不少地方成为游客打卡的景点，但专门为知名华人设立的花园，只有两座。其中一座，是位于圣约翰学院的金庸花园，另一座是位于国王学院的徐志摩花园。全世界各地的不少华人，为了拜祭这两位才子，不远万里，来到剑桥。巧合的是，两位也是近亲：金庸的母亲徐禄是徐志摩的堂姑，徐志摩是金庸的表哥。1921年，金庸八岁，徐志摩正在剑桥大学的国王学院（当时常被称作“王家学院”）访学。2007年，金庸在央视《艺术人生》接受访谈，主持人问他读剑桥大学是否受到徐志摩的影响，金庸的回答很是干脆：“小的时候，受他的影响是有的，表哥在剑桥大学念书，爸爸说大了以后，你也去念。”
可惜生不逢时，金庸读大学时，正值国内动乱，最后没有拿到毕业证书。但是他的才气并没有受到学历的限制，他在报刊上发表武侠小说并连载，一举成名。后来，他主要在自己亲自做主编的香港《明报》上发表新作，杂志的销售量连创新高，小说以单行本和全集的形式不断出版和再版，使他成为海内外华人中人气最高的“畅销书作家”。
2005年年初，时任剑桥大学校长的理查德女爵士（Dame Alison Fettes Richard）读到《鹿鼎记》的英译本The Deer & the Cauldron，当即成为金庸的粉丝。鉴于金庸对于中国文坛的影响力，她向剑桥大学教授委员会推荐，提名金庸为当年剑桥大学授予的五位荣誉博士之一，也是那一年唯一的华裔。2005年6月22日，在荣誉学位授予仪式上，金庸发表感言，说了意味深长的一句话“旦夕毁誉何足道，百年成败事非清”，体现了金大侠勘破名利的广阔胸襟。
按理说，荣誉博士应该比普通博士等级更高，但是金庸先生不想只图虚名，直言追求的是学问，而不是学位。于是，他向学校表达了想当一名正式学生的愿望。由于英国大学要求博士生必须首先获得硕士学位，申请材料和审核机制也非常严格，没有学士学位的金庸克服重重困难，达到了入学申请的要求，先以硕士研究生身份入读。2005年10月，八十一岁高龄的金庸毅然辞去任职六年的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职务，和妻子搬来剑桥，开始在亚洲与中东学系读硕士班，隶属圣约翰学院。他的导师麦大维教授，是英国社会科学院的院士、圣约翰学院的院士，虽然他比金庸还小十五岁，但是麦教授说一口流利的中文，有深厚的汉学修养，在唐史研究领域占有一席之地，正是金庸理想的导师人选。2007年金庸获得哲学硕士学位后，升读博士班，2010年完成博士论文，顺利拿到正式的博士学位。他以八十六岁高龄拿下博士学位，至今保持着圣约翰学院获得博士学位最年长者的纪录，也很可能是剑桥大学历史上获得正式博士学位年龄第二大的纪录保持者。2010年9月，圣约翰学院的院长在香港授予金庸圣约翰学院荣誉院士的头衔，至此，他拥有了罗宾逊学院和圣约翰学院两个学院的荣誉院士头衔。
根据麦大维教授的忆述，金庸在剑桥时和普通学生一样，每周都参加研究生读书会，“有次我们讨论到一个中国古墓穴的题词，来自北京大学及欧洲的学者都不明白，金庸就向我们解释内容，他的古文修养真是一流”。麦大维还说，金庸为人亲切友善，平日在圣约翰学院食堂与普通学生、员工一同吃饭，并与世界各地的华人、研习汉学的外国人分享心得。
圣约翰学院成立于1511年，是剑桥大学最古老、宏伟和知名的学院之一。它占地面积达到二十英亩，也是剑桥占地面积最大的学院之一。在这样的一个知名学院里，有华人的一席之地，并非易事。2012年7月4日，金庸石碑（Cha Stone）在圣约翰学院的院士花园北边的玫瑰园落成，这座石碑高达五英尺，由金庸妻子林乐怡捐赠。石碑正面刻有金庸于2005年开启研究生生涯时为学院所作的对联“花香 书香 缱绻学院道，桨声 歌声 宛转叹息桥”，落款为“学生金庸书”。上联中提到的“学院道”，指的是从学院正门进入后，学院内师生员工常走的主道，旁边都是古老的庭院和建筑，包括教堂、院士和行政人员办公室和学生宿舍等。下联中提到的“叹息桥”，是圣约翰学院标志性建筑之一，也是整个剑桥最有名的景点之一。作为剑河上唯一一座封闭式廊桥，它建成于1831年，采用哥特复兴风格，相传学生在考试前后走过此桥时会“叹气”，因此得名，带有一种浪漫和学术的象征意味。
石碑背面刻有：“桨声书香，剑河风光。”石碑正、反两面的题词皆为金庸先生手书，且两处都提及“书香”，可见他对圣约翰学院幽静雅致的读书氛围颇为赞赏，视其为真正的治学之所。金庸碑旁边附有英文介绍，大意是：查良镛，O.B.E，笔名金庸，1924年生于中国浙江海宁，1948年移居香港，是深受读者推崇的小说家和出版人，1997年获英帝国最佳功勋长官称号。其十四部武侠小说意境崇高，文体典雅，情节惊险曲折，史学功底深厚……
值得一提的是，这块石碑所在的位置十分隐秘，恰如金庸笔下的桃花岛、绝情谷、黑木崖、灵鹫宫、无量山等世外之地。它藏于学院深处，必须穿过所有庭院和叹息桥，拐入一处不易察觉的小花园，再绕过几道弯，方能抵达。我来剑桥的第一年，每次带访客探访，还会经常走错路。这种隐秘的氛围，颇具金大侠以及他小说里描写的世外高人的气质。据麦大维教授介绍，簇拥在对联石周围的奇花异草，乃特意挑选自中国的特殊品种。每年春夏，金庸石碑四周鲜花簇拥，他去世之后，吸引了无数金庸迷和访客来此地纪念和拜谒。
金庸先生在圣约翰学院学习五年，先后获得一个荣誉学位、两个正式学位以及一项荣誉院士称号。2015年，他再次大手笔支持学术事业，捐资设立了圣约翰学院的常设“金庸奖学金”，专门资助从事1912年以前的中国历史、文学和文化研究的硕士与博士研究生。该奖学金最长资助三年，目前每年资助金额超过两万英镑，并随年度略有增长。该奖学金自设立以来，已使多位学生受益，顺利完成学业，延续并拓展了他所珍视的学术传统与文化传承。
2018年10月30日，金庸逝世。鉴于他所作出的杰出贡献与所获得的崇高荣誉，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为这位杰出的校友降半旗志哀，以表达深切哀思与敬意。
金庸与剑桥大学图书馆的书缘
金庸的硕士和博士论文被剑桥大学永久收藏。毋庸置疑，他的文学作品也被剑桥大学馆藏。
2007年5月，金庸获得哲学硕士学位。他的硕士论文《初唐皇位继承制度》（The Imperial Succession in Early Tang China），藏于亚洲与中东学系的图书馆。刚入藏的时候，论文只能作为参考资料在馆内阅览，从2012年开始允许借阅一晚，第二天必须归还。2012年到2018年11月期间，论文被借阅六次，最后一次是2018年11月1日借出，正是金庸先生逝世后的第三天。之后，图书馆改变借阅政策，不再盖归还日期的图章，因此也就无法统计这篇论文的借阅次数。笔者有幸借到了金庸的硕士论文。除去前言和结论，论文共五章，一共一百一十三页，二万八千二百七十五个英文单词，放在手中沉甸甸的，文中引用丰富的原始和二手资料，也足见金庸先生对待历史学术研究的严谨求实态度。金庸在硕士论文致谢部分，特意感谢了导师麦大维教授为他指引方向，并多次帮他指出文中错误，也感谢了妻子林乐怡帮他打印文稿。
金庸写博士论文时，有三个备选题目（一是十九世纪中英关系史，二是南诏国历史，三是唐史）。在麦大维教授的指导下，金庸选择了唐史，延续硕士论文的研究。
2010年，他完成博士论文《唐代盛世皇位继承制度》（The Imperial Succession in Tang China，618—762）。他的纸本博士论文分别藏于亚洲与中东学系图书馆以及主图）的特藏部，目前限制借阅。电子版论文藏于剑桥大学机构存储库“阿波罗”（Apollo），并将于2032年开放阅览。
根据中国新闻网《金庸获剑桥哲学博士学位论文研究唐朝宫廷政治》一文介绍，金庸的博士论文在其硕士论文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了时间范围，涵盖了618年至762年间的唐代皇位继承制度。他不仅生动描绘了唐代太子的礼仪、职责、继位仪式以及东宫在朝政中的影响力，还通过整合正史与野史，深入分析了太子继位过程中所牵涉的宫廷政治与权力斗争。
在论文中，金庸特别讨论了令唐朝由盛转衰的关键事件——安史之乱。他提出，当安禄山叛变时，唐玄宗曾派儿子荣王前去平乱，后来荣王战死，然而正史未详细记载其死因。金庸对此提出疑问，并根据多方史料分析，认为荣王之死实为太子所为，是一场政变的结果。他找到很多证据，证明这个事件是历史造假。其实是太子发动政变，将弟弟杀掉，他掌握兵权，连父亲也不敢动他。
在撰写论文的过程中，金庸和其他博士生一样，经常带着草稿与导师麦大维反复讨论、修改。麦大维教授回忆说，金庸在剑桥求学期间常到他家请教论文问题。
众所周知，金庸的武侠小说经历了三种版本：连载版、修订版、新修版。连载版是金庸最初发表的版本，每天在报刊上以连载方式面世，深受读者欢迎。《书剑恩仇录》《雪山飞狐》连载于《新晚报》；《射雕英雄传》连载于《香港商报》；《飞狐外传》连载于《武侠与历史》；《连城诀》连载于《东南亚周刊》；《神雕侠侣》从金庸做主编的《明报》创刊时开始连载，其余中长篇小说均刊载于《明报》。
剑桥大学图书馆系统收藏了金庸作品修订版和新修版的不同版本，对金庸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史料学和版本学研究价值。
在主图我所主管的中文部，收录了金庸中文简体和繁体不同版本的作品。比如，我们藏有1984年吉林人民出版社的《射雕英雄传》（四册），以及1984年四川文艺出版社的《书剑恩仇录》（上下集）。这两套书都是由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于1985年6月7日赠送，并附有总理赠书以及日期的藏书票，足见金庸作品当时在中国文坛的重要地位。这两套书已经被不同读者借阅多次，第一张借阅卡上打满了借还图章，已开始使用第二张借阅卡。这样频繁的借阅，不仅在剑桥大学的中文收藏里，即便英文书和其他语种图书也是少见的现象。除了内地出版的版本，中文部还藏有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香港初版、明报有限公司发行、1992年明河社重印的金庸全集。亚洲与中东学系图书馆藏有1998年台北市远流出版的《鹿鼎记》。在圣体学院的图书馆，藏有2008年由香港明河社出版的《鹿鼎记》。
金庸的作品最初在中国广泛流行，随后迅速赢得东南亚国家读者的喜爱。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越南、印尼等地，相继出现了多种译本。此后，金庸小说在东亚的韩国和日本也逐渐走红。这些国家对武侠题材作品具有较高的接受度，加之其历史文化背景与中国相近，读者在阅读理解上障碍不多，因此能够在情感上产生强烈共鸣。金庸作品也由此获得广泛认同与传播。
在东南亚和东亚广受欢迎之后，金庸的代表作《射雕英雄传》迎来了法文译本（La Légende du Héros Chasseur d’Aigles），标志着金庸武侠小说走向欧美国际化的开始。根据《联合早报》2016年10月19日报道，早在2004年，在巴黎友丰书店创始人兼店长潘立辉先生的长期推动下，旅法华人王健育完成了《射雕英雄传》第一册的法文翻译。译本出版后，迅速引发法国文艺界的关注与热烈反响。此后，不少读者来信追问小说后续发展，友丰书店遂于2013年出版了《神雕侠侣》的四册译本。
法国时任总统希拉克特地致函嘉许这一文化贡献，多位部长和巴黎市长也纷纷表示对小说的喜爱。早在1992年，金庸就曾获荣誉军团骑士勋章。2004年，他又因译著的出版扩大影响力，荣获法国文化部授予的“艺术与文学司令勋章”。这个勋章分为三级，司令级是其中最高一级，极少授予外国文化人士。华人中获得这个勋章的有贝聿铭、金庸、张艺谋、巩俐、王家卫等。金庸先生是其中唯一一位华人文学家，彰显了他在国际文化界的崇高地位与影响力。
自此，金庸的小说不仅在亚洲文艺圈声名远播，也正式进入欧美文学的视野。
法文版《射雕英雄传》的第一册出版十四年后，2018年2月22日，英译本第一册终于由英国麦克莱霍斯出版社全球出版发行，并首先在伦敦书店内出售。英文译本的译者是瑞典籍的郝玉青（英文名 Anna Holmwood），她曾在台湾学习，在牛津大学学习中国历史与文学，并在中国大陆旅居多年。郝玉青是一个金庸迷，为翻译这套书，她耗时整整六年。英译本的《射雕英雄传》 （The Legend of the Condor Heroes）分为四卷，每一卷都由译者重新命名。第一卷：A Hero Born（2018）（英雄的诞生）；第二卷：A Bond Undone（2019）（誓约的取消）；第三卷：A Snake Lies Waiting （2020）（毒蛇的蛰伏）；第四卷：A Heart Divided（2021）（心灵的破碎）。第一卷的纸本藏于剑桥三一学院和主图。英译本《射雕英雄传》的电子版全四册，作为版本图书馆收藏的一部分，全部被剑桥收录。
金庸小说翻译起来难度极高，主要因为书中包含大量武功派别和招式、人物名号、南北方言、古诗词、成语俗语和典故等。因此，迄今金庸作品中只有四部被翻译（包括节译）成英文，剑桥大学全部都有收藏。除了上文提到的《射雕英雄传》，其他三部收藏情况如下：The Book and the Sword（《书剑恩仇录》，全一册），牛津大学出版社，恩沙（Graham Earnshaw）翻译，闵福德（John Minford）、雷切尔·梅（Rachel May）修订。《书剑恩仇录》的英译本分别藏在主图和罗宾逊学院图书馆。The Deer and the Cauldron（《鹿鼎记》，节译，全三册），牛津大学出版社，闵福德译。 英文版的《鹿鼎记》共有三个副本，主图藏两个副本，亚洲与中东学系一个副本，后者的版本非常珍贵，因为有金庸和译者闵福德的英文签名。这个签名本首先送给了剑桥大学三一学院院士以及东亚系教员马克·莫里斯(Mark Morris)博士。《雪山飞狐》（Fox Volant of the Snowy Mountain，又译 Flying Fox of the Snowy Mountain，全一册），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莫锦屏（Olivia Mok）翻译。纸本和电子本均藏于主图。英文漫画版《神雕侠侣》（The legendary couple）藏于主图。除了剑桥大学图书馆系统，位于剑桥市中心的公共图书馆也藏有《射雕英雄传》英文版，可见金庸作品广泛流传的程度。
2024年10月30日，恰逢金庸先生逝世六周年。我前往圣约翰学院，拜谒“金庸石碑”。在那里，我看到一位剑桥大学的中国学生在石碑前献上鲜花，并留下了一首感人至深的英文诗。诗的作者是一位年轻人，来自襄阳，他以这首诗悼念金庸，亦为父亲表达深切的追思与敬意。
他写道，自己阅读金庸的作品超过十六年，而他的父亲，作为金庸的忠实读者，阅读金庸已逾六十载。如今，父子两人依然在读金庸，依然在他笔下的江湖世界中找寻人生的共鸣。这份跨越时间与代际的阅读情感，正是金庸作品恒久魅力的最好注解。
我将英文诗翻译如下：
致金庸先生
六载光阴匆匆逝，
我心中依然旧念重重。
十六年过，我仍然读您的书；
六十年后，父亲还醉心您的江湖。
我生于襄阳，
那座您笔下的古城，您却未曾一见。
敬上最深的缅怀，谨代父亲，遥寄此心。
——剑桥一学生敬上
2024年，是金庸先生一百周年诞辰。从当年在南京得知他离世的消息，到今日在剑桥完成这篇文章，转眼已近七年。作为剑桥大学中文典藏的守护者，也作为一名深受其影响的金庸读者，能够梳理并呈现金庸与剑桥之间的书缘与情缘，不仅是对金大侠在天之灵的由衷致敬，也希望借此与广大金庸迷分享一段他们或许并不熟知的动人篇章。
载《书屋》2025年第8期《书屋讲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