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在看一些以唐代为背景的影视作品时，常常会为其中的官名而苦恼。为什么“金吾卫”老是出现，总能有奇遇？“参军”在地方有着怎样的职权？“使相”是怎样的官位，为什么能令地方官员闻之生畏？宰相何以有如此繁多的不同称谓？不解决这些疑问，就会影响到紧追剧情的畅快感。这就涉及唐代官制的基础知识。这方面的知识的确重要，是了解唐代历史不可或缺的铺垫。史学大家钱穆先生曾言历史学有两只脚，一只脚是历史地理，一只脚就是制度。这两门学问是历史学的骨干，要通史学，首先要懂这两门学问，然后才能有巩固的基础。由此可知制度之学在历史研究中的核心地位。诚如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张国刚所言：“要理解中国历史、中华文明、中国特色，不能不研究中国古代职官制度的历史。”
张国刚先生治学根底深厚，精于隋唐五代史、中西文化交流史及《资治通鉴》等领域的研究，早在1987年就曾为“隋唐历史文化丛书”写过《唐代官制》的精悍之作，至今仍被许多读者奉为了解唐代制度史乃至政治史的重要参考书，已绝版多年。此次时隔40年，广泛吸收学界研究成果，融入前沿研究理念，形成这本50万字篇幅的全新巨制《唐代官制：官吏体系与机构运行》。
《唐代官制：官吏体系与机构运行》，张国刚 著
适应当代读者新需要
张国刚教授在20世纪80年代写《唐代官制》时，学界研究成果远不像今天这般丰富，许多分支领域都处于耕耘之中的状态。时移世变，站在40年后重新回眸，会发现唐代官制的新成果层出不穷，许多内容都更加深入和细致，特别是关于中央尚书省、中书门下体制的运行、官文书的行政运作机制，以及道府州县等地方机构的研究。本书特别注重吸收相关的研究成果，并与之展开对话，对40年来学界唐代官制领域的进展有着集中的展示和总结，形成了一部唐代制度领域的基石性著作。
40年后重写，虽然作者的核心关切一以贯之，亦即通过对于唐代官制的检思，为中国现代文明建设提供若干传统智慧，但作者对唐代官制认识的程度显然随着时代的变转有了更加深刻的变化。比如作者在自序中对“制度”一词便有更多元的解读，并将自己的作品清晰地定位为第一维度的研究，亦即“讨论和叙述历史上存在的制度”，与侧重制度文化的第二维度的研究和近代兴起的注重典制比较的第三维度的研究相区别。
本书在结构编排上对旧作有所继承，但在具体官职的梳理和比重添补上，处处体现了一种新的认知。“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新作与旧作的对比，折射出40年来唐代官制领域的研究进展和风向变化，也适时地为当代读者了解唐代官制提供了新的基础性读本。
呈现唐代官制的全景图
《唐代官制》虽然被作者审慎地定位为第一维度的研究，但在叙述中往往能照顾到“活的制度史”的面相，不仅注意到制度的内在程序、过程以及所牵涉的权力关系、人事关系，乃至偶发政治因素的影响，而且对制度的生发、变化能够追根溯源。比如在绪论中，便基于相关史料的详尽掌握，勾勒出汉唐间中枢体制演变与三省制形成的过程，为后文介绍唐代中枢体制提供了清晰的线索和背景。然后分中央和地方，具体论述唐代官僚体系的设置情况。
作者为我们提供了一幅精细的唐代官制图景，其中许多细节都刷新了我们的一些习惯性认知。如与一般认为三省六部制一直延续到清朝不同，作者经过详密的考察，发现“唐太宗殷切强调的三省互相制约纠错的机制，在实行了100年左右就寿终正寝了”，亦即三省制度的运行只有大约一百年的历史。唐太宗认识到监督的重要性，要求中书省、门下省互相检查把关，但到了唐高宗那里，中书省、门下省议政的程序性、制约性，便已经被工作的便利性安排所冲淡。而在开元时，中书门下蜕变成对接尚书行政的宰相府，设置五房（吏房、枢机房、兵房、户房、刑礼房）承接具体事务。这些都是制度在实际运行中发生的变化。
[唐] 张旭《尚书省郎官石记序》（局部）
唐代中枢机构官僚体系庞大，互相之间的权力关系复杂多端，非体会入微者不能准确揭示。作者在对具体官职的叙述中，不仅对官职的人员构成、职能有详尽的介绍，还吸收学界前沿成果，将此官职的地位放在整个中枢体系中予以介绍。比如讲到中书省之下的“中书舍人”之职，便对赖瑞和先生《唐代高层文官》中提出的使职化问题有所回应。作者也解释了为什么中书舍人是“文人企羡的要职”，指出中书舍人的部分职责虽然在安史之乱后有所废阙，实际权力大为削弱，但在官员职位迁转过程中仍然地位优越，这从节末作者举出的中书舍人升官类别的比例便可以看出来。
对于许多类似的职官，作者既有基础层面的介绍，也能站在唐代前后三百年的历史中审视其纵向的机构变化与权力迁移，展现出此项官职权位与职能的完整演变链条。复有进者，作者在第七章介绍了唐代官员选拔的常规渠道与特殊渠道，特别注意到使府幕职的迁转情况，在详细的梳理中，展现出唐代中枢主管机构对于幕府职官配置制度的摸索，也让读者可以窥视到中央与幕府关系的紧张与变化。第八章介绍的是唐代官员的阶品、章服、俸禄制度、考课制度、退休制度等，揭示出礼制融入法制（官制）的象征性要素在官员激励方面的积极意义。最后一章则动态地分析了唐代文书运转的整个流程。这三章内容，对于前文述及的唐代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制架构是不可或缺的补充，对于认识现代社会的人才选拔和管理机制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善于讲述，古今游走
诚如论者所言，历史学如同两张皮，一张面向过去，一张面向现在。对现实体会越深，对过去的制度才能有更深的理解。《通典》的作者杜佑本身就是宰相，身处权力核心，因而写就的制度史更让人觉得亲切可信。近代“典制”的反思者章太炎、梁启超诸人亦阅历广泛，政治经验颇丰。张国刚教授在旧作完成之后，读史阅世40年，也较青年时代，对制度结构有了更深的体会，往往能够“入于其中”，用浅显的类比道出关节之间的微妙之处。
在讲述制度的时候，作者多能结合具体的例证予以说明。比如讲宰相“堂牒”的时候，便以姚崇灭蝗为例，解释了作为宰相的姚崇发出来的是“牒”，与以皇上名义发出的“敕”有所区别，并且从所引例证推测出，“堂牒”是在皇帝准许下的宰相工作文书，或许也需要其他共事宰相签名同意。这样一种“见之于行事”的论述方式，让读者在具体的场景中对所言及的制度有所领会。
姚崇像
又如讲到补刻的文书上官名与时代不合带来的困惑，随手拈举学生补发毕业证为例，毕业日期如前，但是补正日期则是新近制作的日期。虽然时移事变，但古今做事的逻辑的确有相似之处。这也正构成了从古代典制中汲取智慧的前提。
当我们在阅读本书的时候，会看到唐代官吏体系的运转有其深切的合理之处，其中的许多布置在当代也能找到对应之处。比如官员考核、官员档案袋的管理、值班与节假日安排等。在这种“合理逻辑”的推动下，我们看到的不再是纸上的职官术语，而是大唐王朝整个制度体系环环相接、有效运转的“活”的图景。
随时补充，不断更新
本书进入编辑以后，编者与作者张国刚教授之间有多次的邮件和电话往来，对书稿编辑的细节、疑问达成充分的沟通。作者有几次都是在行程之中为编者解疑答惑，或是在清晨，或是在深夜。答惑之外，作者不断地有一些添补的内容发送给编者。可见作者在书稿交付以后的阅读过程中遇到新的材料，迸发新的灵感，还会作出及时的补充或者修正。这种勤奋和敬业的学术精神让编者深受感染。
唐代官制门类庞杂，变化繁多，非作者机杼在心，对唐代官制史料和研究进展有着全盘的掌握，则不能有如此完整的呈现，诚如汉儒扬雄所言：“千钧之轻，乌获力也。”作者把书中所有内容都经过自己的审视和检验，断以己意，对于一些存疑或仍有待推进的问题，或以脚注的形式体现。如在引用中央官僚公厨本钱的相关史料时，注意到“白院”这一机构，便在脚注中指出：“‘白院’何指？此处不详。《通典》《唐六典》均不载，说明此制不在唐代以前。《册府元龟》《唐会要》亦仅此一见。白院在这里出现在吏部三铨之后，与甲库、急画在一起，而在考功、司勋之前，说明这应该在贞元时属于吏部内的一个办事机构。”并举列了宋代“白院”的设置以作参考：“宋代的白院设置在门下省和中书省。有白院令史主其事。”可见本书结构之不苟与条理之精细。
精美装帧，优质呈现
面对作者的信任与勤勉，作为编者，所能回馈的便是尽可能地让内容和装帧达到更加完好的状态。本书引文颇多，编者一一查核。在知识点上遇到问题，也及时查询资料，或请教作者，确保得到解决。因为编者相信，本书可能会在出版后的许多年里被读者当作案头参考书。为便于读者翻检，我们特意在书后增加了索引，所涉词条范围包括唐代机构名、职官名与职官术语。
实拍书影
在版式上，我们采用双色印刷，版式舒朗，并配图十余幅。所选图片均为与正文内容相匹配的珍稀文献、壁画或者文物图，割舍掉不必要不相关的内容。封面皮脊纸面精装，正面用的是《玄宗临镜图》，既因为唐玄宗是唐代最有辨识度的皇帝之一，也因为“临镜”有以史为镜的意味。封底用的是《李德裕见客图》，李卫公乃是唐代后期政坛的要角。
本书的出版，相信会给许多研究者或是对唐代历史感兴趣的朋友带来一定的帮助。“张国刚著作系列”除已出版的《唐代家庭：生活、生计与家风》和本书外，还将陆续推出多种。值得期待。编者能参与这个过程，亦是幸事。
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张国刚，以40年积淀、3余倍篇幅重写《唐代官制》
全景梳理唐代中央和地方的官吏体系与运行机制
《唐代官制：官吏体系与机构运行》
张国刚 著
32开 精装
简体横排
978-7-101-17219-5
108.00元
张国刚教授以四十年治学功力
细致爬梳几百种史料
勾勒出唐代家庭如何构建出了大唐盛世的家国社会
《唐代家庭：生活、生计与家风》
张国刚 著
32开 精装
简体横排
978-7-101-17220-1
9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