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定格在1949年9月20日，夜里十一点整。
地点是老北平的前门外，廊房头条胡同。
那是黎明前的最后几小时，整座古城似乎都在屏息以待，激动与忐忑交织着，都在盼着天亮。
毕竟，没过多久，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大幕就要拉开了。
可就在撷英饭店23号房间的走廊里，几名身着便装的公安干警正贴着墙根，大气都不敢出。
别指望看到什么枪林弹雨，也别想见着飞檐走壁的大片场面。
房门被敲开的瞬间，屋里那一男一女还没回过神来，就已经被牢牢摁住了。
被摁住的男人名叫赵冰谷。
刚开始，他还试图耍滑头，摆出一副“民主人士”的架子想要把自己摘干净，嘴里还不干不净地狡辩着。
直到干警们从屋里的隐蔽角落翻出了收发报机、密码本，还有那张赫然印着国民党“东南工作团”字样的工作证。
这一刻，赵冰谷彻底蔫了，半个字也吐不出来。
乍一看，这不过是一次干脆利落的抓捕行动。
可要是把日历往前翻，你就会明白，这是一场整整耗时一个月的顶级智力角逐。
这不单单是捉拿特务那么简单，更是一场关于情报研判、风险把控以及组织调度能力的深层比拼。
咱们不妨把时钟拨回去，瞧瞧这盘大棋究竟是如何布局的。
故事得从1949年8月说起，也就是赵冰谷被捕的一个月前。
那时候，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的案头，压着一份绝密级的情报。
消息来源极其可靠，核心意思就一条：蒋经国特意飞了一趟重庆，跟国民党内政部调查局的一把手季源溥搞了个密谈，计划向北平渗透特务，意图搅黄即将召开的新政协。
威胁是板上钉钉的，可线索却模糊得要命。
经过反复侦察，最后传回来的特征只有一个：被单独召见的那个特务，是个“身宽体胖”的中年男人。
这下子，给北平市公安局出了个天大的难题。
偌大一个北平城，每天进进出出的人海了去了，长得胖的中年爷们儿，少说也得有成千上万。
这让人上哪儿摸排去？
按照常规路数，这时候八成得搞全城拉网式排查，或者在进京的各个卡口设防。
但这笨办法不仅效率低得吓人，动静还太大，容易惊了猎物，甚至可能破坏政协会议喜庆安定的氛围。
当年的北平市公安局侦讯处处长冯基平，拍板做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决定。
他没把警力撒向茫茫人海，而是把网撒向了“特定的社交圈子”。
冯基平心里有本明账：既然这个特务是冲着破坏政协来的，还得搜集情报，那他就绝不可能钻进深山老林里当野人。
他必须得跟人打交道，而且接触的必须是那些马上要参会的大佬——像李济深、张澜、李明灏这些关键人物。
只要把这几位核心人物周围的社交网盯死了，那个“胖子”早晚得自己撞枪口上。
这一招，直接把大海捞针，变成了瓮中捉鳖。
事情果然不出所料，没过多少日子，一个住在前门外撷英饭店、自称“香港安通公司总经理”的家伙，钻进了警方的视野。
这人姓赵，身材发福，人到中年。
最要命的是，这人简直太高调了。
这里就得问了：赵冰谷哪来的胆子敢这么蹦跶？
照理说，干特务这行的，钻进了对手的心脏里，应该把尾巴夹紧才对。
可赵冰谷偏偏反着来。
他在西河沿偷偷找人刻了假章，又去瑞蚨祥扯了白绸子，伪造了一封川军将领陈万仞写给李济深、张澜等人的密信。
他揣着这些假信件，到处拜访名流。
见了李济深，他痛陈自己为了追求民主、反抗独裁吃了多少苦头；见了张澜，他狮子大开口想当政协委员；见了李明灏，他甚至妄想通过这层关系搭上周恩来的线。
赵冰谷脑子进水了吗？
当然没有。
他在赌博，而且自以为手里握着一张王牌。
这张牌，就是国民党精心编织的一个局，俗称“苦肉计”。
早在1948年冬天，陈立夫在上海接见赵冰谷的时候，就给他定下了“长期潜伏”的调子。
为了帮赵冰谷这个“老牌特务”洗白身份，混成“民主人士”，国民党保密局的“四川肃奸委员会”特意演了一出双簧。
他们假模假式地把赵冰谷抓进去，关了四十天。
当然了，坐牢是做样子的，这四十天赵冰谷过得那是相当滋润。
但这层“遭受国民党迫害”的金字招牌，成了赵冰谷最大的政治护身符。
赵冰谷的算盘是这么打的：只要我装得越像反蒋斗士，我就越安全；只要我攀附的大人物地位越高，我的保命符就越硬。
这是一种典型的投机分子心态。
他以为灯下黑最安全，以为张扬就是最好的伪装。
可他千算万算漏了一点：他的对手不仅有一腔热血，更有堆积如山的档案。
就在赵冰谷在各位民主人士家里以此为荣、大吹特吹的时候，北平市公安局的办公桌上，关于他的老底正在被一点点揭开。
这就不得不佩服我党情报工作的严密程度。
并非说看见个“胖子”就直接抓人。
抓人简单，定罪麻烦，更关键的是要摸清他身后是否还藏着别的线。
9月15日，中共中央社会部发来通报：赵冰谷，抗战时期担任过中统上海站的负责人，后来在香港专门针对李济深搞情报刺探。
过了四天，李济深的秘书陈此生也递上来一封举报信。
这封信很关键，直接撕下了赵冰谷的伪装。
信里写得明明白白：“这人背景复杂，是个投机分子…
务必警惕！”
至此，证据链条彻底闭合。
从8月11日收到那条模糊线索，到9月20日实施抓捕，整整过去了四十天。
在这四十天里，公安干警就静静地看着赵冰谷演戏，看着他造假信，看着他像小丑一样上蹿下跳。
为何非要等到9月20日夜里十一点才动手？
这个时间点的选择可谓是用心良苦。
转过天来就是政协会议的开幕式。
要是动手太早，保不齐会惊动国民党埋在北平的其他钉子；要是动手太晚，万一他在开幕当天搞出点什么幺蛾子，哪怕只是散播个谣言，影响也极其恶劣。
在大会开幕前一小时的深夜收网，既把风险降到了零，又给了对手极大的心理震慑。
这会儿，咱们不妨跳出具体的案子，来扒一扒赵冰谷这个人的履历。
你会发现，他简直就是国民党特务体系崩塌的一个活标本。
赵冰谷是江苏宝山人，早在1923年就混进了军阀的队伍。
1934年找门路加入了“CC系”，成了中统的骨干分子。
他是个典型的“满手鲜血”的刽子手。
1936年，他掌管过“四川反省院”和“行营感化所”，那可是专门残害共产党人的魔窟。
可你要问他对国民党有多忠心？
那还真不见得。
抗战那会儿，他奉命去上海搞“策反”。
结果倒好，他利用早年跟汪伪特务头子丁默邨的私交，跟汉奸穿上了一条裤子。
丁默邨好酒好菜招待着，他就跟丁默邨狼狈为奸，甚至还捞了个汪伪政权浙江银行行长的肥缺。
更有讽刺意味的是抗战胜利之后。
丁默邨落网了，丁的老婆想救人，带着这么多年搜刮来的巨款找到赵冰谷。
结果赵冰谷钱照单全收，事儿一点不办，眼睁睁看着丁默邨吃了枪子儿。
这就是陈立夫派来破坏新政协的所谓的“王牌”。
一个唯利是图、两面三刀、毫无底线的投机混混。
陈立夫重用这样的人，本身就说明了一个大问题：到了1949年，国民党的情报系统已经烂到根儿了。
他们早就没了那种信仰坚定的执行者，只能依靠这种江湖油子，靠金条、靠许诺乌纱帽来驱使。
赵冰谷潜伏在北平的每一天，心里盘算的恐怕根本不是怎么效忠党国，而是怎么在新政权里混个一官半职，或者怎么把手里的活动经费变成自个儿的私房钱。
这样的人，碰上李克农、冯基平这种有着钢铁纪律和严密逻辑的对手，下场早就注定了。
9月20日深夜的那阵敲门声，彻底终结了赵冰谷的黄粱美梦。
他被押进了草岚子监狱。
关于他的最终结局，史料里再没提过，就像一粒尘埃消失在历史的洪流里。
但这事儿带来的影响却是深远的。
当时，为了搞破坏，国民党派来的特务可不止赵冰谷这一拨。
但北平的安保工作做得那是滴水不漏。
有个细节挺有意思。
当时负责警卫的部队布控太严，连国民党起义将领张治中都感觉到了压力。
他起初很不理解，私下里犯嘀咕：这哪里是保护我们，简直像是监视嘛。
直到周恩来亲自出面给他解释，把截获的情报、潜伏特务的名单，还有像赵冰谷这种活生生的案例摆在桌面上，张治中才恍然大悟。
他这时候才明白，那看似风平浪静的北平街头，其实底下早已是暗流汹涌。
为了感谢中央警卫师为大会安全做出的巨大贡献，新政协会议全体代表做出了一个决定：委托会议秘书处，给每一名警卫官兵颁发一枚“1949·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纪念章”。
这枚小小的徽章背后，是无数次像抓捕赵冰谷这样惊心动魄、却又在无声无息中化解的暗战。
回过头来看，赵冰谷的栽跟头，不光是他个人的失败。
那是一个旧时代腐朽透顶的特务机器，撞上了一个新政权高效、严密且拥有人民支持的安全系统时的必然结果。
一边是靠谎言和投机编织的破网，一边是靠数据和群众筑起的铜墙铁壁。
胜负，早在那个“体态较胖”的男人踏入北平地界的那一刻，就已经分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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